
圖為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際開發署辦公室。
四月中,美國國務卿盧比奧(Marco Rubio)發給所有美國駐外使館的外交電報,要求外交官爭取各國政府支持,推動「以貿易取代援助」(trade over aid)的轉型計劃。盧比奧向外交官們指出「在川普總統的領導下,美國已進入一個建立在繁榮經濟之上的新黃金時代,這得益於親商的政策:放寬管制、降低稅收以及能源產業的解放。」
這份「以貿易取代援助」宣言,內容包括宣揚自由市場價值,抨擊全球援助體系,並主張現行的援助模式,往往導致浪費、欺詐與依賴。宣言中說「是私營企業發展了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經濟體,而非政府援助。」
美國重塑外援模式
為落實該政策,川普政府已着手重塑全球援助體系,包括縮減並重組了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並削減對聯合國多邊計劃的資助。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沃爾茲(Mike Waltz)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作證時,對議員表示:「在發展方面,我們正大力接觸私營部門。讓我們降低資本門檻,推動外國投資並創造就業,而不是製造依賴。」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皮戈特(Tommy Pigott)也表示,美國仍是「世界歷史上最慷慨的國家」,而那些支持援助多於貿易者,支持的是一個「腐敗的非政府組織工業複合體」。
其實,關於援助浪費或善款浪費,甚至對受助者造成「愛之反而害之」的不幸後果之討論一直以來所在都有。我早在21年前就以「由善款浪費談起」為文討論過:
2005年3月間路透社報導,英國慈善基金會牛津饑饉救濟委員會,以及行動援助組織共同撰寫的報告說,全球共有八十多個官方機構,負責向貧窮國家分配來自富有國家的援助,因而產生的大量繁文縟節,使得許多原本應該用來幫助貧窮國家的援助,卻耗費在行政體系的管理成本上。
40%援助被浪費
該報告指出,富有國家每年給予全球最貧窮國家的六百億美元的援助,實際上只有五分之一真正到達這些貧窮國家的手中。除了行政成本的耗費外,這些機構購買的救濟物品價格太貴,以及相關服務的收費過高,也是耗費援助的主因。據估計約有40%的援助因此浪費掉。
報告也表示,大多數受援助國家對於富有國家所給予的援助金額應如何使用,沒有說話的權利。有關這些援助的分配,是一個「由敷衍、虛偽、遲疑不決和施延所編織成的故事。」因此,牛津飢餓救濟委員會的政策顧問羅森有感而發說,富有國家常告誡開發中國家應如何採取責任制度,以改善管理效率,現在正是富有國家將這些標準用在自己身上的時候了。
我們應當認同羅森的建議,畢竟不論是什麼樣的國家和社會,甚至於任何家庭和個人,都應該以最佳的管理效率,將任何寶貴資源都用在刀口上。不過,對於救濟資源、慈善捐款這類的「公共」或「無主」資源的管理及應用,在當前環境下,這種要求卻顯得不切實際,因為「自私」」已然成性,除非「人心可以有效的回升」,人的善良本質及倫理道德能夠快速拾回,否則什麼樣的呼籲、什麼樣的好方法都是徒勞的「口惠」罷了。
偶然間看到香江第一健筆林行止的一篇短文,提到SARS疫情肆虐香港期間,港府提供巨款「作為防治疫症及有關醫療研究和加強公共衛生之用……。」他在期待「有關團體」不要因競爭而互出惡言,以至加深彼此矛盾致分配巨款走調的同時,提及黃凡的小說《慈悲的滋味》中,描述一座住宅大廈寡居的房東老太太,由於與房客長期相處有了感情,身後將大廈分贈房客,不料好心卻引發房客的你爭我奪,暴露了人性的貪婪和醜惡,與房東太太的善良,形成強烈對比。
將房東太太比擬作慈善捐款者,將眾房客比作接受善款的有關單位和災民,應是相當貼切的。由於善款的沒有特定主人,也沒有誰有權力主導,你爭我奪的局面可以想像,此由台灣921大地震所發生的多起醜陋中飽私囊及災民搶奪物資情事,也可見一斑,而曾為全球首富的洛克斐勒對「慈善事業難經營」的感慨,以及其非得委任專業經理人從事其慈善事業之營運管理不可,更可印證其言之不虛。
慈善事業難經營
在《洛克斐勒》這本傳記中,作者朗.契諾記述洛克斐勒將其鉅大財富大都用於慈善事業,其抱持着上帝使者之使命感,從事這項事業,發現其難度甚至比經營一般企業有過之,也到處顯現出人性醜陋面。一方面是各方貪求無厭的需索,一方面是多方冷言冷語的諷刺。無怪乎洛克斐勒會感慨說,巨富是巨大負擔,是一項沉重責任,不是大福就是大禍。為了做好慈善事業,為免除受補助者的依賴性更深,他提倡「相對基金」理念,尊重專家意見,實施「普及性」社會福利。他在醫療和教育兩類慈善事業上最有成就,所創設的醫學研究所,研發出多項治癒嚴重傳染病的藥方並普及全球,而此研究所轉變成的洛克斐勒大學,也成為培育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的溫床。在教育方面,芝加哥大學這所名校的創辦固然有名,但在基礎教育,尤其是女性和黑人的普及教育上更值得大書特書。由此兩類慈善事業,可看出洛克斐勒具有「永續發展」的遠見,也可窺知其不在求名,此由他一概謝絕用他的名字作為機構名稱,更不出席各項落成典禮等等行為也可見端倪。
富豪應親自管理慈善事業
和洛克斐勒同時的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也足與洛克斐勒在「捐款大王」上齊名。這裏再擇要林行止的另一篇簡要描述卡內基的短文供參考。
終其一生,卡內基經常為錢太多而煩惱……。他認為富豪將大額財富留給後代,是「最差的選擇」,如果這樣做出乎愛心,是「誤導之愛」(affection misguided),因為大量財富通常對收受者帶來的傷害大於利益,卡內基認為「家傳橫財」很易令獲得遺產者「喪失工作能力」,同時可能「染上與好好運用財富無關的惡習」。他因此勸喻有錢人勿將財富留給後代。卡內基對把遺產成立慈善基金的想法亦不贊同,他指出,以此種方式「回饋社會」,很易引起人們有這樣的聯想:「他因無法將財富帶走且後繼無人,不得不這樣做」。因此卡內基認為最富建設性的辦法,莫過於有錢人在世時成立基金,由他本人參與管理,死後將之交由一個由獨立人士組成的信託委員會管理。卡內基又認為富豪的第一責任是「樹立一種樸實無華,不矯揉造作和不炫耀誇張的生活方式」,同時對依靠他的人提供「恰到好處」的物質供應。達到這種目的之後,富豪便應將其「余資」成立「以貢獻給社會為最終目標的基金,並親自負責行政管理」。卡內基又認為人們所以會致富,皆因他們兼具聰明才智、經驗豐富和有行政能力,他們一旦將這些長處用於基金管理,必能更有效地服務社會。
由此可知,卡內基覺得由他們這些成功的大企業家親自管理慈善事業最恰當,而洛克斐勒和卡內基都屬於自律甚嚴,樸實無華的大慈善家,但他們卻不約而同認為慈善事業難以管理,必須非常傑出者才能勝任。那麼,類如南亞海嘯等天災的慈善捐款和一般的慈善救濟,由那麼多機構管理,怎可能不漏洞百出?因此,善心人士是有必要睜大眼睛,以免善款被污,而且善心還可能濫用也!
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人無德、人心腐化墮落更加嚴重,國際援助肇致的浪費、欺詐與依賴更每下愈況。川普政府的「以貿易取代援助」重塑對外援助角色,此其時也。
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代「台灣經濟奇蹟」的造就,正是「美援」的「以貿易取代援助」成功實例呢!當時的台灣實施「經濟自由化」、發展「對外導向」出口產業,讓「經濟起飛」成就「高成長、充分就業、均平所得分配的社會」。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