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幸運的百分之五
這汗顏只是我自己嗎？
我出生於1957年，要知道，我們這代人，從小學起就卷到此起彼伏的政治運動折騰中。高中畢業是在1974年，伴隨「文革」走過了8年，遊行、貼大字報、到工廠和農村勞動，哪裏接受過一年真正意義上的教育？我們說是高中畢業，其實，連初中水平也不到。背得滾瓜爛熟的是毛澤東的詩詞和語錄，而不是唐詩宋詞；閱讀的是千篇一律的社論和大批判文章，而不是世界文學名著……
那是「知識越多越反動」口號喊得震天響的年代，那是「大革文化命」和知識分子斯文掃地的年代。後人誰能相信，在上世紀60年代、70年代的中國，居然一度取消了大學？甚至，長達11年停止了高考？
我和我的同輩人，有幸或不幸，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長大，接受可憐的所謂教育，然後，下鄉插隊勞動，再迎來了1977年的高考。
許多年、許多代後，歷史老人如果再審視我們這一刻的高考，會汗顏嗎？會憐憫我們嗎？
也許，當年閱改試卷的老師們，已經為我汗顏過了。他們一定有憐憫之心，在我拙劣的試卷上判分，給我帶來了運氣和希望。我從心底永遠感激他們。試卷上有的老師只寫姓，有的則留下了他們的全名，勉強可以辨認。譬如，語文試卷詞語解釋部分是「肖鳴」，作文部分是「畢鴻明」，造句部分是「譚聯芬」；史地試捲地理部分是「李黎」，政治部分有四位老師，只認出兩個名字——李正仁、付道高……
他們來自何處，我不知道。37年過去，他們都還好嗎？
當年到湖北招生的復旦大學的老師，怎麼會從諸多考生中選中我？這位招考老師是誰？我也不知道。
據說我們那一屆全國的高考錄取比例是百分之五。
我真的太幸運了，竟然成了百分之五隊列中的一員，未來的人生道路從此改變。
當然，也是有了那次高考，我才可能走進北京。
4、復旦大學的「入學注意事項」
1978年的過年，在期待中度過。
元宵節將近，一天我去打（當地話「打」即零買之意）醬油和醋。拎着空瓶子，走在街上，忽然迎面碰到我所工作的工廠——湖北油泵油嘴廠——負責招生的師傅，他喊住我。「李輝，你的入學通知書來了。是復旦大學的。明天到我那裏去取。」「是嗎？」
當時我還說了什麼，已不記得了。只記得，我正好要去一個同學家里，與幾位知青點的同學見面。見到他們，還沒坐下，第一句話就說：「我考上了。」說完，來不及聊天，我趕緊回家，讓全家人與我分享這一快樂。
隨錄取通知書一起寄達的，還有一份《復旦大學學生入學注意事項》。報到時，錄取通知書交給了校方，這份「注意事項」則和准考證一起，夾在隨身攜帶的紅色塑料皮的《中國地圖冊》裏，居然也保留到了今天。
「注意事項」為單頁雙面，16開，與縣城的准考證和試卷相比，它顯得正規得多，用的是厚紙鉛印通知。「注意事項」共十項。標題左上角，加框印一說明「此件隨入學通知書發給學生本人」。雖然是一紙普通的入學須知，30年後，它卻有着多重意味。
第三條為我們提供當年的生活細節：「學生入校時，必須各自攜帶本人戶口遷移證（遷入地點：上海復旦大學）。來自外地的學生，必須同時攜帶當月所需全國通用糧票和到校後第二個月開始的糧食關係轉移證明。……戶口遷移證和糧食關係轉移證明，都必須分別開給學生本人。」
第六條讓人感到母校帶來的最初的溫馨：「學生須帶全年所需衣服（冬季需穿棉衣）、被褥、蚊帳、餐具、雨具、熱水瓶及其它生活和學習等用品。」
第八條寫道：「辦理入學手續時，須交最近拍攝的一寸脫帽半身正面照片六張（務必拍攝報名登記照，切勿拍攝美術照）。復員軍人應交不佩帶領章的照片。」
正是這一條須知，讓我很快走進照相館，拍攝了一張近照。報到那天，六張照片，分別貼在登記表、學生證等一干證件上。從那天起，我成了復旦大學中文系77級文學專業的學生，我們班的信箱號為7711，這個數字，從此成了我們班級的代號；我的學號是7711026——它將陪伴我一同走過復旦四年，它也是我的畢業證上的號碼。
幾年前，復旦大學百年誕辰紀念，7711的同學們相聚母校。這一次，幾位熱心的上海同學為每個同學精心準備了一個意外的禮物——大學入學登記表的複製件。在登記表上，我見到了參加1977年高考之際的我。當然不戴帽子，也不側着身體，中規中矩，與准考證上的那張照片上的那個我，模樣真的大不相同了。
准考證—試卷—入學注意事項—入學登記表，四個小物件，把30年前那一刻的記憶串聯起來，具體而生動，令人溫暖至今。登記表上填表日期為1978年3月9日。
一個多月後，在大學校門口，一位新聞系的朋友劉平，為我拍下了進校後的第一張留影。
未來的新生活，從此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