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京69屆知青，在1969年8月「接受再教育」來到內蒙古兵團15團二連。下鄉6年，經歷了兵團初創期到快速衰退的過程。
在我們這些非農非武的學生到來之前，二連是建豐勞改農場的一部分。為了接收兵團戰士，把原農場人員遷往內地，只留下少量就業農工。
吃不飽的記憶
聽留場農工們講，原來二連的1萬多畝地，每年能產出幾十萬斤小麥，還養豬、羊、雞、馬。人都能吃飽，還能上交不少的餘糧。我們接管之後，一年不如一年，糧食產量越來越低，後勤排養的牲口越來越瘦，養的雞很快就消失了，養的豬，別說大夥吃肉了，連維持下去積肥都困難。
我們大田排的男知青，長期處於飢餓的狀態。比起女生，飯量大、吃的多，比起後勤排的，勞動強度大、時間長。鹽水煮土豆，粘饅頭（每頓兩個，限數）糜子米飯，再生布做的棉衣服。在這種條件下，幾個冬天熬下來，大部分人情緒低落，幹勁疲倦。
一排有個戰士，偶然機會碰到了可以隨便吃的好事，他甩開嘴大吃一頓。飯後集合出工，他胃病發作，到團部醫院做了手術。術中，從他胃中掏出半盆未消化的食物。幾經周折救治無果死亡。
我也有兩次為了吃飽飯險些出事。一次是與同排的楊世偉，從老鄉那裏買了一隻野鴨子，急忙煮熟吃了。吃完才知道，老鄉賣的野鴨子全是用農藥伴着麥粒做誘餌毒死的，野鴨子死後放不出血來，內臟都是黑色的。當時吃的還挺香，也沒有什麼反應。多年後，再見到已經當了警察，在崇文分局工作的老楊，我倆還有些後怕。
另一次是去烏梁素海拉葦子。到了海子的蘆葦盪里，我們接連走了幾條死胡同，繞來繞去還是迷路了。
在蘆葦盪過夜的晚上，我徹底體會了什麼是饑寒交迫。刺骨的寒冷，強烈的飢餓感，使我五臟俱顫。活命的本能驅使我不停展動肢體。我想到，難道就這樣靜悄悄地，毫無聲響地凍死在這陌生的蘆葦盪里，我還不到20歲，真有點不甘心呀。心裏只有一個盼頭，能熬到天亮，能走出蘆葦盪吃上一口熱飯。
終於天色微亮，我們發現自己離岸邊並不遠，趕上車出了蘆盪，正好遇到了一位放牛的解放軍戰士，他是部隊馬場的，小戰士把我們領到他們的放牧點，熱情招待我們吃飯。端上來一大盆土豆燉羊肉和一盆糜子米飯，我心說這是因禍得福啊。羊肉的香味我有兩年多沒嘗過了，此時不吃更待何時。我恨不得一口把飯肉都吞到肚子裏去。我吃了一碗又一碗，一直吃到實在咽不下為止。
沒想到肉香還沒來得及回味我就發病了。回到連隊後我大病了一周，高燒三天，嘔吐不止，最後連黃色的膽汁都吐出來了。剛能起床就開不出假條了。連隊醫務室的大夫是隨電信局人員下放來的老裴大夫，平時偷着跟我借書看，這會兒也只能出主意讓我去團部醫院看病，或許能再開出幾天假來。對於大病初癒的我來說，徒步走到團部實屬艱難。我只好勉強出工去了。
復員兵出身的排長可沒有半點慈悲。我拖着虛弱的身體剛一復工，就趕上挖渠會戰，他規定了挖土方的人頭定額並分配到班。每天的土方量完不成就不能收工。我咬着牙堅持着。經常是腿打顫出虛汗，疲憊之極。我沒有訴苦，我知道他不會關心我的疾苦。稍有不滿還會遭到他的訓斥，被說成偷懶繼而還會扯到階級路線上。
同班的范平光曾與他爭辯了兩句，他就開始數落小范家庭出身問題。他說：「現在是新社會，要是在過去，我們貧下中農就得給你們家當牛做馬。」我知道在把我們升學的權利剝奪之後，被迫改變了生活軌跡的我們，在像排長這樣的領導眼裏，就是被改造的對象。
勞動強度大和吃不飽飯成為下鄉生活的常態。冬天挖渠，送飯的馬車上裝着饅頭，熬土豆，米湯。米湯是不可少的，水分補充就仗它了。雖是用棉絮捂着，到地頭也只剩點溫氣兒了，但總比砸冰塊潤嗓子強呀。冬季日短，回到駐地，天已漆黑。晚飯後，大田排參加挖渠會戰的戰士宿舍內外，除去烤棉鞋的，便是一片寂靜了，勞動強度可想而知。
這樣的會戰年復一年，月復一月，日復一日。春天搞完夏天搞，春種夏收會戰，冬秋水利會戰。搞生產靠學大寨，搞會戰。用大撥轟、大水漫灌的方式管理生產。土壤鹽鹼加重，日益板結。糧食收成每況愈下，一年不如一年。吃奶的勁都使出來了，賣了力氣流了大汗，就是見不到收穫提高和增加效益。前三年，每人每月5至7元的津貼，伙食也越來越差，大部分時間吃不飽。
指導員和連長是現役軍人，他們掙着軍官工資，在自家開火做飯。本身在農業連隊，菜糧油就近解決，伙食上花銷沒多少，也不用受各種票證限制，生活成本很低，生活質量都不錯。我6年間去過兩次指導員的家，都是因為回京探親超假，怕挨處分。帶着一條煙，忐忑不安地邁入屋裏。只見幾個女孩和一個最小的男孩圍着小桌吃飯，他一個人單獨坐在高處吃，眼角掃過飯菜，比知青吃得強多了。
在指導員眼裏知青受苦是應該的。他最喜歡訓話和熄燈時夜查，在冰冷和昏暗的大飯堂中，一口氣講兩個小時。他能連貫說出十多個「要」。要，要，要！要戰士拼命干，要大家改造靈魂，要這，要那，好像從來不想一想，這麼多的要求之下，應該付出一點什麼給戰士。我從來沒聽過他講，要關心戰士的話。
幹群關係開始緊張，除非有幹部跟着，否則出工不出力現象擴散成風。瞎指揮造成的低效勞動和各種浪費現象普遍存在。
數九寒天，每天兩頓吃不飽的飯，就是閒待着都會感到飢腸轆轆。連里安排大家去野外平地。在澆過凍水的大田裏，每天站在零下20度的嚴寒中，來回扒拉那點曬化的表層土。這種活兒，純屬擺樣子作秀。
聽說前幾年農場時，冬天都閒下來避寒。但是到了知青身上，領導們認為在家避寒是貪圖享受，數九寒天在野外受凍是革命精神。冬天地里的風又冷又硬，往骨頭縫裏鑽。被這冷風吹上一天，比在烈日下曬一天還要難受。
知青們心裏不滿，嘟吐着：「腰裏系根繩，頂上十來層。」用草繩子隨便往腰上一纏，夾着鐵鍬，稀拉着跟着去上工。一個個又黑又瘦，衣冠不整，精神不振。以至於到後來幾年，冬天外出平地，干幾下就找個渠背向陽處曬夠了太陽再說。班長們也都睜隻眼，閉隻眼裝沒看見。
我就這樣在嚴冬里混日子，也累、也餓、也掙扎。熱切地期望着春天快點到來，每熬一天，我都暗自鬆一口氣。
運動中被批判
然而隨之到來的卻是想不到更冷的冬天，指導員運用「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指導思想，變着法兒抓斗爭，找敵人，整治知青的運動一個接一個沒完沒了地搞。連隊已經由改造思想的學校變成階級鬥爭的戰場了。我保存的日記，記錄了當年的生活狀態，摘錄幾段：
1972年12月1日星期五：
剛結束歷時半個月的挖渠會戰，6號地改稻地，每天分給我五米長的排水渠，開挖近12方土。聽說冬天還要搞向陽渠會戰，不累死也得扒層皮呀！從今天開始，短暫休整，每天6個半小時幹活，2個小時學習，吃2頓飯。上午吃完早飯快10點了，到營房西北小樹林邊備土，3天內讓10、11兩個班為磚窯備2500方土，堆成70公分高。平地起梗，活不太累。就是天太冷，臉也凍了，去找老裴上了藥。吃完第2頓飯，到禮堂聽武指導員做總結動員批林整風報告，他講了近3個小時，聽得我比幹活還累，腳也冰涼。他講的亂七八糟的，從年初的一打三反到兩憶三查，現在動員批林整風抓壞人，什麼學習批林文件，什麼廬山上的信，我聽的像天書。
去年他也是站在這台上，講創四好連隊，爭當五好戰士，傳達的也是林副的指示，運動真像是翻烙餅呀。他說：「誰不好好幹活誰是壞蛋，誰不學大寨，誰是反動派。」他太氣憤了，又着急的念了一段（上級糧食工作會議文件）的內容。「今年全年比去年減產了20多萬斤糧食，全團減產1百多萬斤，自己的口糧不能自給，還需要向五原縣要着吃，別的團更差。」聽到的全是讓大夥明年好好干，批林整風運動就要聯繫二連的壞現象揭批整改。我想不明白：拼命干一年，餓得眼發藍，每月七塊錢，天天抓壞蛋。
1972年12月10日星期日：
熬過了寒冷的一夜，門前就剩幾堆煤粉末和黃土，根本無法生火，人也開始探親走了，無心去找煤柴。天一亮，跟陳少民到一連呆了一天。老王、老吳、馬平平聊了一天。
內容：我們這些人沒有前途了，被拋棄了。現在又要搞運動，要注意言行，找港避風，少說少走動，書也別亂傳，把書藏好了，聽說有的連在搜書。老吳說：他開始鼓搗半導體了。馬平說：4天後探親回家了。回2連時，已經晚9點了，走在深淺不平的路上，老陳說：今天是阿波羅17號登月。我倆抬頭，滿天黑雲，天地無光……
1973年1月3日星期三：
他可真能講，動員了6個多小時，中午才休一會兒，坐得腰疼，晚上也睡不好，半夜被叫起來去場面糧庫巡邏。前天，小賣部被撬，丟了5瓶罐頭，3支鋼筆。
武指導員講的主要內容：現在連里階級鬥爭複雜，壞人在搗亂，有人造謠說：吃2頓飯是為了餓着戰士，裝病不上工的人越來越多，有的人經常跟村里老鄉換東西，團部正在查咱連的人，已經有線索了，還有人偷糧食。這次揭批查不抓住不收兵。下午接着講：社會上的新動向，五七幹校的分配了的地方不去工作的，還有來2連亂竄的。主要是指電報大樓的下放人員。兵團正在中央的指揮下，打擊對教育革命不滿的王亞卓分子們。兵團要嚴打對上山下鄉攻擊的，對糧食、工資、就業政策不滿的壞人。要求入黨入團的積極分子，要向組織靠攏，揭發這些反動言行……
在指導員動員後，一場兩憶三查運動，緊接着一打三反運動，在二連進入了揭批查的高潮。
連里的第一場批判大會，是在經過幾周揭發檢舉階段後召開的，批判對象是北京知青小曹。我還被安排為第6個發言人。大會之前發言人先開小會，由小曹的班長介紹了他的罪狀。然後每人承包了不同的批判科目。我領到的是：批判他出工不力，講吃講穿的資產階級思想。主要事實是：有一次吃憶苦飯，他給扔掉了。還有他經常把褲子壓出褲線來穿。小曹的事剛批完，幾天後，我們三排成了運動的風眼。先是老陳被關了兩天禁閉，讓他交代跟老鄉換東西的問題。他被關在空置的糧庫里。我去給他送棉被，用鐮刀撬開了擋板。指導員下令把我也關了禁閉。從下午5點關到夜裏12點。被查夜的連長給放了出來。
第二天，指導員問我：「你為什麼撬庫房擋板？」我回答：「因為給送棉被，塞不進去。」他頓了頓突然話題一轉質問我：「你都到什麼地方傳送黑書，誰讓你去的？」這一問嚇得我目瞪口呆，低頭不語，不知道怎麼回答。很快我得知將在晚上召開批判我的大會。
下午，我一個人爬上烏加河邊上的一個測繪鐵架，站在離地面6、7米高的地方。我拿着弟弟寄來的家信反覆看，想到自己16歲離開親人來到這偏僻的邊疆，苦熬歲月。我給戰友送一床棉被，我看了幾本書就要受到站台挨批的羞辱，理想被現實碾碎，這樣的日子怎麼活下去？望着遠處的營房此時就像一座拘留所。我滿臉眼淚擦不完，人也凍得發麻。
幾個小時過去了，排長發現我不見了，到處去找。是同排的知青王廣澤發現了鐵架子上呆坐着的我，他急忙爬上架子把我拉了下來。
批判會上，讓我站了將近兩個小時。就像我發言批判小曹時一樣，發言的也是各排的代表。批判的內容是：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破壞公共財產，傳看黃色書籍。我腦子裏一片空白，低着頭不敢看發言人一眼，也聽不清楚發言的都講了什麼。渾身哆嗦，頭上冒冷汗，兩腿也站不直。後來一排的葉小兵就不叫我的名字了，給我起了個外號「歪歪」。
之後一個月內又連續召開了兩次批判小范的全連大會。小范是北京育才中學老三屆畢業生。他多才多藝，知識豐富，眼界開闊，是個很有內涵的人。在他帶來的電唱機上，我第一次聽到了俞麗娜的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從他手中借來了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從他那裏知道了莎士比亞、雪萊。他像是我和很多低年級知青的啟蒙老師。在那個封閉愚昧的年代，能遇到他受到他的影響是我的幸運。
這樣的人在連領導眼裏是容不下的。給小范羅列的罪狀主要是傳播資產階級思想，有小組織活動，干擾學大寨運動。小范畢竟是內心強大的人，他在挨批時的表現鎮定自若，比我強多了。
又過了兩個月，指導員宣佈了對三個人的處分：
小范：記大過。留兵團查察一年以觀後效，送後山煤礦。他後來轉到內蒙古農村插隊，考上大學，當了教授，現在退休了，依然在大學校園裏忙碌着輔導學生。
老陳：記過處分。他是47中學老三屆畢業的。我第一次聽他講黑格爾，是1971年。他講的否定之否定規律，深入淺出。也是他跟我閒聊時說到他的同學——作家楊沫之子老鬼的故事。老陳退休後，沉迷於他多年收藏的古瓷器堆中，樂此不疲，老有所樂。
三人之中，我的處分最輕，是嚴重警告。可是卻在檔案中記上了一條：有反對學習毛著的言行。原來是有人寫了檢舉材料，揭發我說過：「天天讀沒用」。這條記錄即使在今天也會影響到一個人的前途。
回城後參加工作，我不能再背着這個黑鍋。我通過同連知青也是鄰居的賀同學，找到了他的叔叔賀幹事。賀幹事曾在武指導員轉業的事情上幫過忙，使武指導員如願轉業到了兵團化纖廠。1979年春天，我拿着賀幹事的親筆信，帶着工廠人事科的幹部，到呼市化纖廠找到了武指導員。由他寫出了詳細的證明材料，說明當時並沒有認真核實此事，沒有徵詢本人意見，對我的處分是錯誤決定。經過此番周折，兵團生活的痛苦經歷算是翻篇了。
1999年，二連戰友有一次聚會。在會餐中，武指導員舉杯來到我和葉小兵面前。他說：「過去的事，請大家原諒。」我看着老去的武指導員，他能在垂老之年請求知青的原諒也算是良心發現。我回答他：「事情過去了。」
1999年聚會之後，武指導員過世了。
回到北京後，我像一隻小蜜蜂，在企業忙忙碌碌幹了30多年。知青們回城就業之路並不順利，我儘自己所能先後調入6個戰友來我們廠上班。有的是面臨下崗的同連戰友，有的是我在兵團借書途中問路認識的知青羊倌，有的是當年在五原縣城一起用一元多元錢解饞的知青朋友。
我們有時聊起從兵團到工廠的經歷，深切地感觸到：我們是在艱苦歲月中一起經受磨練的知青戰友，晚年了更應該抱團取暖。我們這一代人的大多數是生活在「時代齒輪夾縫裏」的人，屬於那些很少被捕捉定格的人生經歷和生活狀態。而沒有我們，沒有這些無名之人，就無法完成名為歷史的馬賽克拼圖。
2017年10月18日
《記憶》28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