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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V-Dem學術自由指數：全球學術自由連續十年下滑，中國學術自由度低於阿富汗、古巴
近日，民主多樣性研究所(V-Dem)與德國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FAU)發佈了2026全球學術自由報告。結果發現，「過去十年中，學術自由在50個國家出現下降，而僅有9個國家有所改善」，且「在（下降的）多數國家中，所有維度的學術自由均呈現下降趨勢」。其中，中國排名倒數第十，低於阿富汗和古巴等國。
報告封面
報告首先將學術自由界定為一個「多維度概念」，既包括「研究與教學自由、學術交流與傳播自由、學術與文化表達自由」，也包括制度層面的「大學自治與校園完整性」等。其中，「制度性自主(institutional autonomy)被廣泛認為是保護個體學術自由的基礎」，且數據表明，「制度性自主水平越高，學者自由保護越強」。
從時間維度看，學術自由的變化呈現出明顯趨勢。報告指出，「學術自由自2012年前後開始在全球範圍內下降」，並在隨後十餘年持續走低。這一趨勢在「亞洲、中東及北非地區尤為明顯」，而經過人口加權後，全球範圍內的學術自由下降「更為顯著」。
具體到各項指標，報告指出，在2015至2025年間，「研究與教學自由在51個國家顯著下降」，「校園完整性在51個國家下降」，「學術交流自由在47個國家下降」，「學術與文化表達自由在46個國家下降」。相比之下，「制度性自主的下降略少，但仍有43個國家出現顯著下滑」。
在國家分佈上，報告通過排名將各國劃分為不同區間。其中，排名前十的國家分別為捷克、愛沙尼亞、比利時、牙買加、斯洛文尼亞、瑞典、洪都拉斯、塞舌爾、拉脫維亞、愛爾蘭。另一方面，學術最不自由的前10個國家為：緬甸、厄立特里亞、朝鮮、南蘇丹、白俄羅斯、伊朗、土庫曼斯坦、沙特阿拉伯、中國、埃及。
此外，在該指數中，美國已跌至全球後40%區間。報告特別指出，「美國高校自治的下降趨勢」，並將其與歐洲和北美其他民主國家的保護水平，以及匈牙利、印度、土耳其等「正在威權化或已轉型的民主國家」的情況進行比較。這些比較表明，「美國大學自治的下滑速度異常迅速且幅度顯著」。在亞洲地區，台灣仍處前30%，香港則落入後30%，表現最好的是韓國，進入全球前20%梯隊。
報告指出，學術制度是影響學術自由的最重要原因。雖然制度性自主下降的國家並不是最多的，但是當制度性自主不足時，「政府可以通過領導任命、條件性資金與行政干預等方式施加影響」，包括「對招生、教師聘用與研究內容的控制」。這種方式使得「即使缺乏直接壓制，學術自由仍可能被間接削弱」。
進一步而言，報告強調製度環境與個體自由之間的關聯。通過對179個國家數據的分析，研究發現，「制度性自主與研究與教學自由之間存在極強的正相關關係（相關係數為0.91）」，說明「制度層面的削弱往往直接轉化為個體學術自由的下降」。
這一機制也體現在更廣泛的制度變化之中。報告指出，當制度性自主減弱時，「外部行為體可以通過資金、任命與治理結構施加間接控制」，從而「在不依賴顯性壓制的情況下侵蝕學術空間」。與此同時，「校園空間的安全性與獨立性也受到影響」，包括監控與非學術干預的增加。
最後，報告指出，在全球範圍內，這種變化並非孤立現象。「學術自由下降已成為跨區域趨勢」，「更多國家呈現下降而非改善」。V-Dem警告，這一趨勢意味着知識生產與傳播環境正在發生結構性轉變，國際社會需要予以重視。
二、中國傳媒計劃：中國外宣體系改革，地方政府加入大外宣行列
今年2月，中國傳媒計劃(China Media Project)發佈了一份報告，系統梳理了中國近年來對外傳播體系的結構性轉型。結果指出，自2018年以來，中國「已從胡錦濤時代以中央媒體為核心的『大外宣』模式，轉向一種協調化、多層級的傳播體系」，並將這一新模式概括為「集中化+」(Centralization+)。報告稱，這一體系「在保持黨的集中控制的同時，通過省、市、縣各級機構展開分佈式信息行動」，其核心執行單位是遍佈全國的「國際傳播中心」(I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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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強調，這一轉型與中共長期追求「話語權」的戰略目標密切相關。習近平多次將國際傳播能力視為「營造有利外部輿論環境」的關鍵，並將其與政權安全、發展穩定直接關聯。「外部信息空間的狀況，在領導層看來，已成為國內最緊迫問題之一。」
不同於以往由新華社、CGTN等中央媒體主導的對外傳播模式，新模式更強調「分佈式執行」。報告指出，該體系「將操作能力分散到各級地方機構，同時維持中央統一指揮」，並通過「區域定向傳播」和「多語種、多平台內容生產」，實現對不同地區受眾的精準觸達。
在具體實踐中，報告通過多個案例展示這一體系的運作方式。以浙江省國際傳播中心為例，該中心在成立半年內即整合省、市、縣三級資源，形成「中央廚房式內容生產機制」，並通過與中央媒體、外國機構及高校合作，推出多項「面向國際受眾的內容項目」。報告指出，這類中心通過任命「全球文化大使」等方式，「將外國個人納入傳播體系，以增強信息的親和力與可信度」。
在區域定向傳播方面，廣西國際傳播中心針對東盟國家，提供多語種內容並組織媒體合作項目，其目標是「講好中國與廣西故事，服務構建更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與此同時，黑龍江面向俄羅斯與韓國的傳播項目，則通過本地化內容和社交媒體賬號運營，「將中國敘事嵌入特定區域的信息環境」。
報告還指出，這一體系不僅限於媒體機構，還延伸至學術與社會層面。例如，「人類命運共同體研究院」(ICSF)已在全球設立多個研究中心，通過與海外高校合作，「將中國治理理念嵌入國際學術與政策話語」。報告稱，這種模式「使本地學者轉變為『中國知識的傳播者』」，從而在更隱蔽層麵塑造輿論環境。
然而，報告同時指出，這一體系存在明顯局限。首先，部分地方機構呈現「運動式治理」特徵，即為響應政策號召而迅速建立，但缺乏長期戰略與執行能力。其次，在內容層面，許多對外傳播仍停留於「內宣外翻」，缺乏對國際受眾的理解。報告指出，這種內容「往往缺乏情感共鳴，甚至導致誤解」。
此外，儘管部分賬號擁有大量粉絲，其實際互動率卻較低，顯示傳播效果與投入之間存在落差。報告總結稱，這一體系「在規模與資源上體現出高度動員能力，但在真實影響力上仍面臨結構性挑戰」。
總體而言，該報告認為，中國的對外傳播已從「集中式媒體輸出」演變為「集中控制與分佈執行相結合的複雜網絡」，其影響不僅體現在信息傳播本身，更在於通過媒體、學術與社會網絡的交織，逐步重塑全球信息環境。
三、貝塔斯曼民主轉型指數：中國為強硬專制政體，並向其他威權國家提供支持
3月26日，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Bertelsmann Foundation)發佈了2026轉型指數報告（BTI2026）。這一指數旨在衡量非民主國家向民主轉型的程度。結果發現，「全球民主標準與市場經濟原則持續受到侵蝕」，其中中國在這一趨勢中不僅是「典型案例」，也是「區域秩序重塑的重要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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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顯示，全球政治結構已發生根本變化：「如今56%的國家處於威權統治之下」，其中「三分之二屬於高度壓制型政權或失敗國家」，「強硬專制政體比例已升至38%」。與此同時，「選舉從未如此不公」，「言論、結社與新聞自由降至過去二十年來最低水平」。
報告指出，民主倒退的核心機制包括「政治參與權利的收縮」與「法治的系統性削弱」，具體表現為「選舉、集會與表達自由的限制」，以及「司法獨立、權力制衡與民權保護的侵蝕」。報告總結稱，「民主倒退與威權鞏固已成為過去十餘年的主導趨勢」。
例如，在俄羅斯與白俄羅斯，「反對派候選人被逮捕或禁止參選」，使選舉「在投票前已決定結果」。在格魯吉亞與塞爾維亞，執政黨通過制度操控削弱反對派，兩國因此被重新歸類為威權政體。這些案例共同體現出，「選舉逐漸轉變為預設結果的合法性儀式」。
在亞洲，中國被明確歸類為「強硬專制政體」。報告指出，這類體制通過「精英整合、社會控制與合法性建構的結合，使政權成為『唯一遊戲規則』」，而中國在這一類別中具有代表性。報告寫道，「在習近平領導下，權力集中與個人化程度不斷增強」，體現出「在穩定中持續強化威權結構」的路徑特徵。
報告指出，中國的威權穩定更多建立在制度整合與長期治理能力之上。中國通過「精英整合與制度控制」實現權力集中，並未表現為劇烈政治波動，而是「在持續穩定中推進權力集中與結構重塑」。同時，「市場導向要素正被進一步納入國家控制框架之中」，顯示出制度路徑的漸進調整。
此外，中國的影響也超越國內層面。「中國作為發展融資、政治支持與意識形態參考的提供者，正在重塑印太地區秩序」，並「挑戰西方長期主導的治理範式」。這一變化使區域國家「能夠在多元夥伴之間進行更具對等性的談判」，同時也「削弱了西方推動民主與市場改革的能力」。
在經濟層面，報告表示，中國呈現出一種「國家主導與市場機制並存的混合模式」。「在半導體、金融與房地產等關鍵領域，國家控制持續加強」，同時「出口導向型製造業繼續獲得支持」。然而，報告也表示中國正面臨的結構性挑戰，包括「地方政府債務上升」「房地產與基礎設施投資風險積累」，以及「產權制度雖形式上存在，但最終仍從屬於政治優先事項」，這些因素為長期經濟轉型帶來不確定性。
雖然全球範圍內出現了嚴重的民主倒退，然而報告也強調「抵抗仍在持續」。在塞內加爾，憲法法院阻止總統推遲選舉；在斯里蘭卡，抗議促成政權更替；在巴西與波蘭，新政府「在公民社會支持下推進再民主化改革」。這些案例顯示，「民主制度可以迅速被削弱，但其重建往往緩慢而艱難」。
最後，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表示，目前的民主轉型運動呈現出「壓制與抵抗並存」的全球圖景。在這一圖景中，中國不僅是「威權治理鞏固」的代表性國家，也是「區域與全球秩序重塑的重要力量」。報告所揭示的，不只是單一國家的路徑，而是一種正在擴展的制度邏輯——其影響，正持續塑造當代世界的政治與發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