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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權：是由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和學者於1989年3月在美國紐約創立的非政府組織。其使命是「通過促進國際公認的人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受到制度性保護，支持和加強國內民間社會力量」。
一、維吾爾文化學者馮斯瑜失蹤7年後被判刑15年
2017年12月，新疆大學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國際知名學者熱依拉·達吾提因研究維吾爾民族文化而被捕。之後，中共當局以「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將其判處無期徒刑。幾乎同一時間被捕的還有一位來自浙江的漢族青年學者馮斯瑜。2018年初，馮斯瑜被中國警方莫名拘捕，自此失聯，外界無從得知其下落。
今年8月23日，非政府組織中國人權發文披露，「據信馮斯瑜於2018年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目前可能已從新疆監獄轉移到浙江本省監獄。」
文章截圖
據悉，1994年11月出生的馮斯瑜曾獲包括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在內的「全球17所頂尖大學錄取，被中國媒體譽為極具天賦的優秀少女」。她最終在馬薩諸塞州阿默斯特學院完成了歷史學學士學位，並在2016年赴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繼續深造。
2017年，她憑藉本科榮譽論文《從伊斯坦布爾到喀什：艾哈邁德-凱末爾對中國突厥斯坦的教育使命，1885-1917年》榮獲阿默斯特學院Alfred F. Havighurst歷史獎，該獎項專門表彰卓越的人文學術研究成果。同年，她前往新疆大學民俗研究中心工作，致力於維吾爾女性民俗文化的深度田野調研，並計劃進入哈佛大學跟隨馬克·埃利奧特(Mark Elliott)攻讀歷史系博士學位。
文章稱，「她專注於亞洲文化研究，精通英文和維吾爾語，並對維吾爾民族文化深切關注，加上其獨特的跨文化學術背景，使她在維吾爾學術界享有盛譽。然而自2018年被捕後，這位前途無量的青年學者徹底音訊全無。」
文章引用《The Intercept》獲得的烏魯木齊警方內部情報表示：
2017年10月，警方以馮斯瑜的OnePlus手機上裝有「外國軟件」而對其進行調查。但荒謬的是，警方情報同時指出，這個軟件是該智能手機自帶的預裝程序，並未有證據表明馮斯瑜曾使用過，但這名年輕學者依然於2018年被捕，隨後消失得無影無蹤。據信馮斯瑜於2018年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目前可能已從新疆監獄轉移到浙江本省監獄。
文章引用人類學家魯恩·斯滕貝格(Rune Steenberg)的觀點，認為「馮斯瑜被捕的真實原因更可能與其學術工作相關……馮斯瑜作為達吾提的合作夥伴和維吾爾文化研究者，很可能因此受害」。據悉，2017年2月，馮斯瑜前往新疆大學民俗研究中心，與國際知名維吾爾民族志學者熱依拉·達吾提合作。同樣，維權網也認為「其被捕、判刑原因極有可能與其學術工作」和熱依拉·達吾提的同事關係有關。最後，中國人權批評了中共當局打壓維吾爾文化的行為，並呼籲釋放馮斯瑜：
馮斯瑜的遭遇詮釋了中共對新疆地區學術研究和文化交流的恐懼。任何試圖了解、記錄或傳承維吾爾文化的努力，都被視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中國人權與國際人權組織聯合敦促中共當局無條件釋放馮斯瑜，並公開其被拘押的真實原因與法律依據。
二、毛式「基層動員」結合「數字極權」，中國新式社會治理模式重塑社會
墨卡托中國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MERICS)20日發佈了一份名為《為人民服務，亦為控制人民：中共如何重塑日常生活》的研究報告。該報告詳細描述了習近平治下的中國治理模式，指出中共當局正在將毛澤東時代的基層動員、數字監控和黨主導的服務相結合。「這種模式不僅僅是鎮壓，更是重塑社會，使中國共產黨的規範內化。」
報告封面
報告強調，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的黨國體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龐大、組織嚴密且資源充足。黨正致力於在私營企業、城市社區和鄉村中進一步擴大其影響力。
中國人民從未像今天這樣受到如此全面的管理，也從未有任何國家動員如此多的資源來服務和控制人民。當前的社會治理趨勢是將數字監控與毛澤東時代人脈網絡的復興結合起來，以監督日常生活。
報告詳細闡述了旨在促進黨在社會中霸權地位的複雜機構體系。報告稱，「新規定和新機構，例如2023年成立的中央社會工作部，旨在將黨重新納入那些已發展到其掌控之外的經濟、勞動力和志願組織等新領域」。
報告指出，黨國體制對社會治理的現代化，將改善社會服務與更嚴格的政治控制融為一體。「提供更好、更適應本地的公共服務是官員社區工作的一部分，但該提供系統也旨在確保公民遵守黨設定的政治規則和國家法律。」
在意識形態教育方面，墨卡托中國研究所認為「政治-思想教育旨在防止政治觀點的多樣化和公民自發組織」。報告進一步解釋道，「黨建工作、愛國主義宣傳和政治控制在基層層面結合在一起，動員官員、公民、企業家和青年支持黨對中國社會願景的定義」。
報告表示，中國正投入巨大資源來塑造社會和擴大基層監控。「新的社會治理方法依賴於各種框架，例如『網格化管理』系統和『楓橋經驗』，以在社區層面產生高密度的黨組織存在感」。這些框架旨在通過開展基層宣傳活動、動員志願者、促進自我糾正和在地方層面解決問題來維護社會安定。最後，報告總結道，中國新的社會治理模式已經將「社會和商業變得越來越政治化」。
最後，墨卡托中國研究所稱，減少對經濟和社會幹預的時代已經結束。在經濟機遇減少和國際緊張局勢加劇的背景下，中共正在重新確立其主導地位。習近平將中共視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全方位解決方案，將「硬」的強制機制與「軟」的元素融合，涵蓋社會組織的各個方面，直至公民日常生活的微觀政治。因此，報告表示基於中國當下的社會治理模式，重新理解中國十分必要。
三、駐華外國記者協會批評中國言論收緊，報道環境持續惡化
近日，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發佈了2024年媒體自由度年度報告《新紅線：駐華外國記者面臨日益增長的障礙》。這份報告指出，儘管後疫情時代外國記者簽證辦理有所改善，但記者在中國的報道環境持續惡化，面臨的障礙日益增多。比如，「紅線」範圍擴大、地面阻撓以及法律騷擾等問題日益惡化。
報告封面
報告引述一名歐洲電視記者的觀點，表示「根據經濟和地緣政治形勢，新的紅線不斷出現。……我們經常得到的回答是『我們不方便談論此事』。」
報告強調，中共當局對「敏感」話題的界定已變得模糊不清，以至於一些看似無害的話題也被貼上「敏感」或「禁忌」的標籤。駐華外國記者認為，曾被視為非政治領域的中國經濟，如今已成為「雷區」。與經濟相關的議題，例如青年失業、通貨緊縮、農民工生活條件和與美國的貿易戰，現在都面臨着當局的嚴格審查。一名歐洲記者表示：「經濟類報道持續困難。經濟復甦越是遲遲不來，企業似乎就面臨越大壓力，被要求鸚鵡學舌地重複政府的措辭或路線。」
報告顯示，在2024年，近九成的記者（86%）表示採訪請求被拒絕或取消。超過四分之一（26%）的記者認為他們的網絡賬戶曾被黑客攻擊。報告還指出，警方、便衣人員、無人機和數字追蹤等無處不在的監控，嚴重限制了獨立報道的空間。
一名歐洲記者描述了他們在實地採訪時遭遇的暴力：「我試圖採訪時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強行拉開，然後被推倒在地。我反覆表明自己是記者。當我試圖撿起因摔倒而掉落的話筒和背包時，這個人拿着我的東西走開了。」另一名記者則提到，他們在中國北方沿海地區進行採訪時，「所有商販都被不明身份的人警告不要和我們說話。一名受訪者在接到一個電話後，突然中斷了採訪，電話里的人告訴他不要和我們交談。」
報告還詳細介紹了中國同事所面臨的壓力。四成(38%)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中國同事至少經歷過一次被施壓、騷擾或恐嚇的情況。一名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在北方沿海地區的一次任務中，我們被警察攔下盤問。警察語氣友好，說只是想了解情況。然而，當我上廁所時，我的中國同事被警察告知他不應該為外國媒體工作——暗示他是個叛徒。當我回來時，他們又變得友好了。我的同事覺得這次遭遇令他深感恐懼。」
此外，法律騷擾事件在2024年再次達到高峰。8名記者報告面臨法律威脅或訴訟，其中3人來自政府官員的威脅。一名美國記者表示：「一個政府機構威脅要採取法律行動，起因是我們為了尋求回應而提出問題，其中闡述了我們的調查發現。」
儘管面臨諸多挑戰，報告也提到了一些「亮點」。例如，社交媒體上的攻擊事件大幅減少。但總的來說，98%的受訪者表示在中國的報道條件很少或從未達到國際標準。報告總結稱，外國記者的不可預測待遇，加上中國同事所處的必然敵對環境，使得大多數記者得出結論，認為2024年的報道條件進一步惡化。
最後，駐華外國記者協會對這種「日益制度化的對國際記者的敵意」表示震驚，並指出這「嚴重損害了全球對這個日益具有影響力的國家的理解」，並且希望中共當局可以做出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