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CDT報告匯》欄目收錄和中國言論自由及其他人權問題相關的報告資訊。這些報告的來源多種多樣，包括機構調查、學術研究、媒體報道和網民匯集等等。也歡迎讀者向我們推薦值得關注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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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ooks Review（中國書評）：是一份在線出版物，將提供與中國圖書相關的信息、見解和智慧的評論。該書評網站由中國連線(The Wire China)和亞洲協會美中關係研究中心(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共同發起。該網站將免費提供由知名作家撰寫的書評、作者訪談、編輯節選，以及更多類似《紐約書評》的一般性文章，並且將重點關注有關中國和來自中國的書籍以及更廣闊的漢語世界。
一、中國悲觀主義是「致命卻實用的藥物」
8月5日，英文期刊 Made in China Journal刊登了學者張舸(Dino Ge Zhang)的一篇文章，系統梳理並命名了一個正在中國社會蔓延的新情緒——「中國悲觀主義」(Sinopessimism)，並將其置於一種「後樂觀主義」的語境中加以分析。
文章截圖
作者援引學者張哲熙(Gary Zhexi Zhang)的概念，將「中國悲觀主義」由原本的思想實驗轉化為對現實的診斷：在經濟高速增長後的中國，曾經支撐「個人奮鬥」與「階層流動」的樂觀預期正快速崩塌，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無力感」和「沮喪」。作者指出，這種轉變不僅是經濟周期的結果，更是文化、代際與社會結構綜合作用的產物。
編者註：中國悲觀主義一詞借用自「非洲悲觀主義」。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國際發展研究、媒體報道和外交政策討論中，常用「非洲悲觀主義」來形容一種對非洲經濟、政治、社會前景普遍消極的態度。
他借用學者項彪和勞倫·柏蘭特(Lauren Berlant)的話指出，中國年輕人心理處於一種「殘酷的樂觀主義」狀態。過去青年工人的那種「懸置」狀態（既認命又期待）正在瓦解，「當樂觀主義激發出對美好生活的渴望，而這種渴望永遠無法實現時，它就變得殘酷了」。
張舸指出：「自2020年以來，在國家強制推行樂觀主義的背景下，儘管社會對這種負面情緒存在壓制，甚至直接懲罰，但負面情緒在中國公共領域中的傳播呈現出指數級增長。」作者表示，這意味着中國正在「向後樂觀主義社會的持續轉型」，「人們開始意識到自身理想的殘酷本質」。同時，與之對應的是年輕人行為模式的轉變——從「無限推遲自我享受為特徵的未來導向型禁慾文化」轉變為「以享樂主義、經濟節儉和功利主義順視為特徵的當下導向型青年文化」。
之後，作者以中國當下的網絡流行語為例，依次介紹了多種「中國悲觀主義」形態。首先是躺平主義，作者稱其為「一種反工作(anti-work)的政治立場」，同時也是一種務實的自我調適策略。其次是反婚戀主義(Heteropessimism)，該主義以「我們是最後一代」等口號為標誌，指部分青年主動拒絕婚育，男女雙方以各自的理由退出異性戀關係市場。
此外，作者還介紹了潤學，即「並非僅僅是對祖國及其傳統生活的消極、悲觀的否定，更是對有意義的逃離抱有積極、樂觀甚至烏托邦式的希望」。與之相反的，則是另一波年輕人積極擁抱「體制」，考公考編。
然而，作者也強調，這些情緒與策略並非中國獨有，而是與韓國的「N拋世代」、日本的「悟世代」以及歐美的「大辭職潮」形成全球呼應。文章寫道：「事實上，中國是最新加入這一全球後增長困境俱樂部的成員之一。我們，無論幸運與否，都身處其中。」
同時，作者也表示，這種悲觀主義並非壞事。某種程度上，中國悲觀主義是「致命卻實用的藥物」，既是對現代化線性敘事的拒絕，也是尋找出口的嘗試。作者引用張哲熙的觀點：「中國悲觀主義為那些被剝奪了當下的人提供了拒絕現代主義框架的條件。」
文章後半部分探討了「中國性」的自我批判傳統，從「東亞病夫」到《醜陋的中國人》，再到今日網絡社群中的「自我否定與自我吹噓並存」。然而，張舸引用夏學鈞的話提醒人們，真正的方向感不必依賴宏大敘事，而應來自個體在黑暗中保持活力的能力。
最後，作者引用了「歷史的垃圾時間」這一概念。他鼓勵中國民眾：當一個制度已不可持續卻依舊延宕時，個體應意識到「歷史總會有垃圾時間，但我們的生活不是這樣」。
二、英國大學管理層配合中共當局壓制學術自由
近日，智庫「英中透視」(UK-China Transparency, UKCT)發佈了一份調查報告，指出英國學術機構的中國研究正面臨系統性干預與壓制，尤其影響到涉及敏感議題的學者和學生。報告稱，中國的跨國鎮壓在英國高校已「部分複製了中國國內的環境」，對學術自由與人身安全造成威脅。
報告截圖
報告基於英國史上規模最大的中國研究學者匿名問卷調查，50名受訪者提交逾1.7萬字的詳盡答覆，揭示了包括簽證拒簽、威脅家屬、課堂監控、線上騷擾、研究項目被迫取消等一系列現象。「英中透視」指出：「在部分案例中，大學管理層不僅未能抵禦干預，反而因依賴中國留學生學費而主動配合壓制。」
調查發現，學者普遍擔憂簽證問題，這造成了對敏感議題研究的寒蟬效應。「有學者承認刻意自我審查，以確保能繼續進入中國」，另有受訪者將簽證限制分為三類人群：「被禁入的批評者；自我審查者；以及與中共立場一致、言論不受質疑者。」
調查發現，38%的受訪者認為，校方由於擔心影響與中國政府的關係，使敏感議題研究更加困難；64%的人認為，依賴中國留學生學費加劇了這種顧慮。個別案例中，管理層明確要求學者調整教學內容，以避免冒犯中國學生或政府，甚至在中方施壓下取消研究項目。報告還記錄了一位學者的遭遇：被資助方詢問研究是否會「冒犯中國政府」，並得知招生部門會跟蹤其經費申請進展。
在學生層面，74%的受訪者所在課堂上有中國留學生，然而部分教師為避免衝突而刪除或調整敏感內容。一名受訪者稱：「來自中國的學生因擔心課堂上存在潛在告密者而不願公開討論敏感話題，但在信任的小組或單獨交流時更為坦率。」多位學者點名，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CSSA)是校園監控的重要渠道，與中國使領館保持密切聯繫。
此外，儘管72%的受訪者未直接目睹中共官員在英干預，但調查發現，有案例顯示，中國外交人員獲准在無監督情況下進入教學樓，並且校方還提供了學者的敏感信息，包括「聯繫人和研究活動」清單等。甚至，還有學者遭到中國訪問學者當面威脅：「我們在盯着你。」
針對保護措施，42%的受訪者認為，所在大學未能充分保障中國籍學生學者及中國研究人員的言論和學術自由。該機構指出，英國《高等教育（言論自由）法案》（2023）與《國家安全法案》（2023）為高校提供了新的法律工具，例如建議終止孔子學院及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合作項目，並將某些干預行為納入「外國干涉」刑事罪行範圍。
然而，報告強調：「自上而下的執法雖必要，但不足以根治問題，還需學界內部形成健康、坦誠的學術文化與集體行動。」
最後，「英中透視」呼籲英國學術界正視中共干預的現實，加強對學者與學生的制度性保護，並與他國合作，共同捍衛學術自由。
三、書評：瑪格麗特·博伊廷新書揭示了中國性工作者的內心世界
約克大學教授瑪格麗特·博伊廷(Margaret Boittin)是一位專門研究中國法律和政治的學者。2024年底，她出版了一本新書《中國賣淫業監管：性工作者、警察與公共衛生官員日常生活中的法律》(The Regulation of Prostitution in China: Law in the Everyday Lives of Sex Workers, Police Officers, and Public Health Officials)。（編者註：目前該書還沒有中文官方翻譯，書名由CDT編輯暫譯）
8月7日，英文期刊中國書評(China Books Review)刊登了作家亨維克(Robert Foyle Hunwick)所撰寫的書評。文中，亨維克對這本書高度評價，並表示：「書最引人入勝之處在於，它探討了這些女性如何看待自己，而非國家對她們非法工作的看法。」
文章截圖
書評表示，全書的前三分之一回顧了中國性產業監管歷史。例如，晚清昆明、貴陽、成都等地會設立由警察售票、抽成、統管妓院的「圍牆區」。之後，1949年中國新政權建立，一次性取締北京兩百餘家妓院。然而，改革開放後，性產業捲土重來，1980年代沿海城市酒店、酒吧里的「短裙客」成為景象。有人甚至提議設立有牌照妓院的「性特區」，但被老幹部否決。與此同時，高官與企業家縱情聲色，出現「江蘇某局長包養140名情婦」及「鐵道部長傳與整部《紅樓夢》劇組女演員有染」等軼聞。
書中引用《中國日報》2010年的數據，估計中國性工作者約在300萬至1000萬之間。在此期間，性交易的回潮伴隨性病復發。1985年，中國大陸首例愛滋病例被稱為「愛資病」（「愛滋病」的諧音），2007年梅毒在上海成為「最常見的傳染病」。
對此，作者表示，胡溫當政時期的政策主要是「忽視、譴責、容忍與徵稅並存」。例如，2006年出台的娛樂場所規制細則要求KTV、夜總會、浴室等「凌晨2點至8點關閉、包間門不得上鎖且需半透明、禁用可調光照明」，並限定服務人員着晚禮服、旗袍或醫護服。然而，博伊廷表示，許多政策形同虛設，缺乏實際執行。
該書的難得之處還在於博伊廷的長期實地訪談。她的田野調查涵蓋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走訪KTV、出租屋妓院、情婦公寓，與不同層級的從業者對話。調查發現，底層的「站街女」與「髮廊」女多視職業為羞恥。「她們深知自身處境岌岌可危，通常對政治、警察甚至健康檢查都不感興趣，認為自己的工作對社會有害，不適宜合法化。」
然而，中層KTV小姐則願意接受體檢、敢於報警，認為性交易「雖非法但很自然」。一位受訪者甚至稱：「如果是我喜歡的客人，不論錢多少我都會去，因為我們女人也有自己的需要！」對於高層的「二奶」，她們則更加自信，並不認為自己是性工作者，生活方式也更加奢侈。
不過，無論對自己的看法如何，調查發現，這些性工作者（或嫖客）都不想讓家人和鄰居發現，因為他們覺得家人和鄰居思想「封建」或狹隘。例如，就有一位性工作者擔心，如果親戚們知道她每月匯款的來源，她會「被唾沫淹死」。
最後，書評也提到了本書的不足：「這本書主要涵蓋胡錦濤執政末期至2012年的情況，並未記錄習近平主政時期檢察機關嚴厲打擊性交易的全部效果。」書評中，作者猜測，在北京等一線城市，政策打擊或最為嚴厲，但在偏遠地區，「容忍與徵稅」可能仍在繼續，「粉紅區」的潛規則並未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