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意大利羅馬，馬路上的警察。（攝於2020年3月20日）（Alberto PIZZOLI/ AFP）
2026年3月，意大利以國家安全理由對8名涉嫌跨國鎮壓的中國公民發出驅逐令。同時，中共被爆在海外進行監控與打壓。專家指出，跨國鎮壓正從過去的外交爭議性質，逐步被各國視為具法律責任的犯罪行為，對國際法治與民主社會構成衝擊，國際法制中共升溫。
黑客入侵引爆危機意大利由觀望轉向強硬
意大利上個月曝光一起重大資安事件，促使意大利政府採取行動。據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veguard Defenders）報導，與中共政府有關的黑客入侵意大利反恐警察（DIGOS）數據庫，取得約5,000名警員及受保護對象的敏感資料。
這起事件被視為對國家安全與司法體系的直接威脅，也讓意大利政府重新評估中共在境內活動的風險。
隨後，內政部簽發命令，將8名中國公民驅逐出境，其中3人立即遣返，其餘人員已離境或被拘留。
同時，意大利也中止與中共的警務合作。外界普遍認為，這標誌着意大利政策的重要轉向，從過去相對保守觀望的態度，轉為明確將跨國鎮壓視為國安與法律問題。
對此，旅美中國人權律師吳紹平向大紀元表示，這是他「第一次看到歐洲國家的安全部門對中共跨國鎮壓代理人採取法律上的行動」，具有「釋放性的作用」，對海外異議人士而言是一項重要訊號。
跨境打壓逐步升級專家：對國際秩序的警告
據「保護衛士」整理的資料，中共針對意大利異議人士的行動持續多年，手段涵蓋網絡與現實兩個層面：在網絡上進行抹黑與威脅、曝光其個人資訊，甚至對其在中國的父母進行訊問與施壓；同時，也有人試圖在意大利境內尋找異議人士行蹤，進行線下恐嚇。
吳紹平指出，跨國鎮壓並非偶發，而是長期存在且逐漸加劇的現象。「中共是赤裸裸的……這實際上是對他國司法主權的直接侵害。」
吳紹平並以自身經歷為例，表示自己曾遭遇電話騷擾、親友被威脅等情況，顯示這種壓力即使人在海外仍難以擺脫。
台灣華人民主書院理事曾建元則對大紀元指出，在民主國家中，異議言論受到憲法保障，因此此類行為本質上是「挑戰普世價值、挑戰現代文明秩序的國家暴力」。
他強調，外國政府未經授權在他國境內執行監控或打壓，「等同於在他國行使公權力」，已明確違反國際法。
法律視角：跨國鎮壓如何構成犯罪
隨着國際社會逐步強化應對，「跨國鎮壓」的法律性質也日益清晰。
法界人士普遍認為，《聯合國憲章》確立國家主權原則，任何未經同意的境外執法行為，都構成對他國主權的侵犯。
在人權層面，《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保障言論自由與人身安全，而跨國鎮壓透過威脅、騷擾與壓迫，直接侵害這些基本權利；同時，《難民地位公約》的「不推回原則」亦禁止將受迫害者強制送回原國。
各國國內法中，相關行為通常涉及多項罪名。例如美國法律「951條款」規定，未經登記為外國政府從事活動即屬犯罪；此外，跨境騷擾、妨礙司法與賄賂等，也可能構成刑事責任。
國際社會也逐漸將此類行動納入「跨國組織犯罪」框架，認為其具備組織性與系統性，並可能涉及濫用國際刑警（Interpol）機制。
吳紹平指出，這類行為對他國之所以危險，在於它不像傳統軍事入侵那樣明顯，「是一種讓人不易察覺的司法主權入侵」，對法治的破壞具深遠影響。
全球反制升溫從「外交問題」轉向「刑事犯罪化」
目前，國際社會已逐步加強對跨國鎮壓的應對。中國問題專家李林一向大紀元表示，國際立法趨勢是將相關行為從「外交問題」轉向「刑事犯罪化」，並尋求設立專門法律來降低起訴門檻。
周一（3月16日），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致函美國參議院促請今年春季通過《跨國鎮壓政策法案》，以建立法律定義並加強執法。該函另有35個國際組織聯名。
此外，紐約「秘密警察站」案件中，被告紐約長樂公會秘書長陳金平因充當未登記的外國代理人，2025年被判處3年監禁；另一案件中，民運人士王書君因長期替中共國安部搜集情報，於2026年被判處48個月監禁。
此外，2024年，美國加州居民陳軍因試圖賄賂國稅局官員、打壓法輪功團體，被判處20個月監禁；另有涉及中共「獵狐行動」的案件，被告安全忠因騷擾與威脅在美居民，被判刑入獄。
加拿大則於2026年設立「外國干預透明度專員」，並推動《反外國干預法》，明確將相關行為刑事化。
歐盟也計劃建立跨國鎮壓資料共享與通報機制，並研議統一制裁措施。
整體趨勢顯示，國際社會正從個別案件處理，走向制度化與法律化的全面應對。
受害者如何應對？專家：證據與通報是關鍵
面對跨國鎮壓威脅，專家強調受害者應採取積極行動。
吳紹平建議，當事人應「第一時間向相關執法部門報告」，並同時對外公開遭遇，尋求人權組織協助。
李林一則指出，「證據是司法化的基石」，建議受害者保存所有訊息記錄、通話錄音與數字證據，並聯繫如「保護衛士」或「人權觀察」等機構，以提高案件被處理的可能性。
吳紹平警告，如果中共跨境壓迫的行為沒有受到制止，「必然會助長它這種氣焰」，未來甚至可能擴大到其它國家的公民。
他舉例指出，中共曾對NBA球員坎特（Enes Kanter）施壓，顯示相關手段已開始跨越族群界線。
曾建元則認為，這不只是單一國家的問題，而是對整體國際秩序的挑戰。如果國際社會未能及時回應，將削弱「人權高於主權」的核心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