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CDT報告匯》欄目收錄和中國言論自由及其他人權問題相關的報告資訊。這些報告的來源多種多樣，包括機構調查、學術研究、媒體報道和網民匯集等等。也歡迎讀者向我們推薦值得關注的報告。
中國數字時代本周推薦媒體：
美聯社調查新聞：是美聯社旗下深入報道團隊，旨在通過長期的調查、取證和分析，揭露隱藏在表面之下的重要事實和社會問題，曾多次獲得國際新聞獎項。
一、美聯社調查新聞：中國監控設備技術幾乎全部來自矽谷，至少九家美國科技巨頭曾為新疆警方服務
基於高科技的中國數字極權體制臭名昭著，而這些技術的來源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
本月，美聯社發佈了一份耗時三年的深度調查新聞，曝光了中國的「數字牢籠」(digital cage)實際上是由美國技術打造的。在過去二十五年間，美國的矽谷科技巨頭們參與設計、銷售和維護中國的數字監控體系。這份長長的名單包括但不限於 IBM、甲骨文、微軟、英特爾、Esri、希捷、西部數據、英偉達、賽默飛世爾和戴爾公司等。
調查新聞封面
更有甚者，美國公司在參與推廣時，還曾直接強調與族裔識別相關的賣點。「2019年，戴爾公司及其中國監控合作夥伴在戴爾官方微信賬號上，共同推廣一款具備『全種族識別』功能的『軍用級』人工智能筆記本電腦。而生物科技巨頭賽默飛世爾科技的網站，直至今年8月被美聯社聯繫前，仍在向中國警方推銷 DNA檢測套件，宣稱其『專為中國人群設計』，涵蓋『維吾爾族、藏族等少數民族』。」不僅如此，戴爾子公司 VMWare等公司在「新疆集中營」曝光之後，甚至仍然為新疆、西藏警方提供服務。
美聯社稱，這些技術不僅被用於公共安全管理，更成為壓制少數民族、異議人士與宗教團體的關鍵工具。
「根據美聯社查證過的數千頁由吹哨者攜出中國的政府藍圖機密文檔，中國國防承包商華迪便是與美商 IBM合作設計中國重要警務系統『金盾工程』，讓北京能監控網絡、鎮壓所謂恐怖分子、法輪功成員及甚至被視為帶來麻煩的村民。」
比如，美聯社採訪到一戶受害者家庭——江蘇省常州市農村訪民楊國良一家。他們「為了懇求北京阻止地方官員強征他們的1畝半土地才上訪」。然而，「他們的火車票、酒店預訂、購物記錄、短訊和電話都會被轉交給政府。他們的房子周圍安裝了十幾個攝像頭。……而就在去年，楊的妻子和小女兒被拘留，罪名是『擾亂國家機關工作秩序罪』——這一罪行最高可判處十年監禁」。
在新疆，當局對民眾通過「打標籤」的方式進行風險分級，比如「是否蓄鬚」「年齡在15至55歲」和「是否為維吾爾族人」等。這一做法意味着，族裔身份和日常生活習慣都可能成為被監控與限制的理由。
此外，中國警方的採購記錄還顯示，「英偉達和英特爾(Intel)的晶片仍是中國警務系統的關鍵零件，而系統中到處存在着 IBM、戴爾、惠普(HP)、思科(Cisco)、甲骨文(Oracle)和微軟(Microsoft)等美國科技公司的軟硬件」。
美聯社引用德國專家瓦倫丁·韋伯(Valentin Weber)的話說：「一切都建立在美國技術之上」，「中國的能力幾乎為零」。
此外，作者表示，雖然德國、日本和韓國公司也有所參與，但美國科技公司是迄今為止最大的供應商。
作者指出，雖然2019年以來美國政府加強了對部分監控技術出口的管制，但這些系統在中國已深度嵌入，許多設備仍在使用和維護中。今年，「賽默飛世爾和美國硬盤製造商希捷(Seagate)仍在會議與貿易展中向中國警方推銷自家產品」。
調查引用專家的話稱，美國企業雖然經常以「產品僅限合法用途」為由出口，但實際用途往往流向侵犯人權的領域。前美國官員警告稱，這些技術不僅在中國國內用於大規模監控，還可能被輸出海外，成為其他政權效仿的樣本。
專家還表示，即便有制裁與管控，設備維護、零件供應、技術服務等渠道依舊存在漏洞。如何確保技術不被濫用，成為美國政府與企業必須面對的倫理與政策難題。
矽谷的技術輸入與中國的國家治理需求交匯，最終塑造出一個「數字警察國家」。無論是楊國良一家，還是數百萬維吾爾族群體，都深陷其中。
二、亞洲協會全球民調：對華中立民眾轉向負面，歐洲超越美國成為對華看法最負面的地區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11號發佈了一份最新的中國國際形象研究報告。結果顯示，中國的國際形象正經歷顯著下滑，主要原因並非正面支持者的驟減，而是原本中立或未表態人群逐步轉向負面。
報告封面
據悉，該報告覆蓋了159個國家、逾25年積累的2600多次民調結果，其中包括1,200多次來自「全球南方國家」的調查，勾勒出全球公眾對中國看法的長期變化趨勢。這些調查主要關注公眾對中國的總體印象，或其對本國、世界的影響。研究團隊採用多重方法，包括「民調綜合法」(poll-of-polls)、國家平均以及人口加權(population-weighted)等，以避免單一角度的失真。
報告指出：「不斷擴大的調查數據庫顯示，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裏，全球對中國的好感度呈現持續、長期的下降趨勢。」從民調結果看，在21世紀前十年，中國在500多項調查中的平均「淨好感度」為+23。到了2010年代，1000多項調查的平均結果為+11。然而，在疫情之後，中國的淨好感度暴跌至負值，在900項調查中平均為-10，至今仍然處於負面評價多於正面評價的狀態。
中國國際形象地圖，紅色越深則代表好感度越高，藍色則相反
不過，研究也強調，這一下滑並非意味着正面評價斷崖式減少，而是「未決定或中立者」不斷流失，轉向負面陣營。按人口加權後，全球平均值徘徊在零點上下，正負兩派幾乎勢均力敵。報告寫道：「中國並不是『失去朋友』，而是在努力爭取那些原本態度中立或尚未決定的公眾時遇到了困難。」但報告並未給出原因，而是稱會做進一步的研究。
長期以來，國際輿論常以「西方普遍負面、全球南方普遍正面」描繪世界對華態度。然而，該報告認為這一划分過於簡化。報告稱：「印度14億人口的負面看法完全抵消了非洲50多個國家普遍存在的強烈正面看法。」如果從國家數量來看，159個受調查國家中有108國在最新一次調查中呈現「總體正面」，只有51國傾向負面。但在人口加權模型下，印度的巨大影響力使全球平均結果更接近中性甚至負面。
人口加權後的中國國際形象地圖，紅色越深則代表好感度越高，藍色則相反
此外，報告指出：「對中國最強烈、最集中的負面輿論並不在美國，而是在歐洲。」由於疫情和地緣政治衝突等因素，歐洲各國均出現了對華看法負面的趨勢。
除歐洲外，北美、拉丁美洲、南亞、大洋洲也普遍出現對華好感下降，而東亞尤為明顯。與此相對，中東和北非地區稍顯例外，近年來輿論較為溫和甚至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仍維持長期正面。
報告還強調，新冠疫情是中國國際印象的轉折點。報告指出：「中國的淨好感度在2020年和2021年驟降至-10……疫情對中國形象的衝擊極其嚴重，而且並不限於西方國家。」在疫情衝擊之後，報告發現部分地區輿論雖有回升，但總體好感度仍未恢復至往年水平。
最後，報告表示：「世界各地的民眾正在逐漸形成自己對中國的看法，而這些看法往往源自於他們的親身經歷……隨着北京的全球影響力不斷加深，世界各國民眾對中國的態度也會變得更加複雜、多層次。一個人對中國的總體印象，未必與他對中國高科技製造、基礎設施項目、經濟前景，或者對習近平本人的看法完全一致。」未來，該機構將繼續深入探討這些多樣化的維度與驅動因素。
三、環境正義基金會：中國漁船涉及侵犯人權並威脅西南大西洋生態系統
編者註：本文主要編譯自環境正義基金會的新聞稿
9月17日，環境正義基金會(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 EJF)發佈了一份調查報告與紀錄片。調查發現，大量遠洋漁船正在瘋狂捕撈西南大西洋的阿根廷短鰭魷魚(Argentine shortfin squid)，導致這一關鍵物種正「瀕臨滅絕」，而船上的勞工則飽受嚴重的人權侵害。
報告封面
每年，當短鰭魷魚從阿根廷水域洄游出來時，成百上千艘工業魷釣船就會聚集在阿根廷領海線外的一片公海水域——俗稱「201海里」。這片龐大的漁船群燈光之亮，甚至可以從太空中清晰可見。該機構的研究顯示，2019年至2024年間，中國魷魚船在該海域的捕魚時間增加了85%，但捕獲量卻出現明顯下降的跡象。
報告指出，阿根廷短鰭魷魚是西南大西洋生態鏈與經濟體系的基石物種。它處於食物鏈的中層，既是海豚、海豹、鯨類、海鳥的重要食物來源，也是鱈魚、金槍魚等商業魚類賴以生存的獵物。同時，它還能為阿根廷帶來數億美元收入。
然而，在幾乎沒有國際監管的情況下，公海捕撈已經完全失控。2023年，該漁場貢獻了全球12.2%的魷魚捕獲量，而在無人監管的公海，捕撈強度竟比毗鄰的阿根廷管控水域高出四倍。
環境正義基金會創辦人兼行政總裁史蒂夫·特倫特(Steve Trent)警告說：「如果不採取緊急行動，災難即將發生。過度捕撈和氣候變化正雙重施壓，而主要責任方——尤其是來自中國的船隻——還在肆無忌憚地侵犯人權。如果魷魚資源崩潰，生態系統將產生連鎖反應。各國政府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對這種非法漁業進行監管，提高透明度並追究責任。」
此外，環境正義基金會的調查還詳細揭露了魷魚捕撈船上的嚴重人權侵害。印尼和菲律賓船員在訪談中表示，他們在船上遭遇暴力、恐嚇、超長工時和工資剋扣。幾乎三分之二的中國魷魚船都曾涉及船上死亡事件或人身攻擊。船員們還指出，這些船隻存在非法且殘忍的行為，包括割取鯊魚鰭，以及故意獵殺南美毛皮海獅等海洋哺乳動物。
由於缺乏監管，這些與虐待和非法捕撈相關的產品可能已進入歐盟、北美和英國等主要市場。對此，EJF呼籲各國緊急開展區域和國際合作，採取以下措施：
制定基於科學的捕撈限額和監測機制，規範西南大西洋魷魚漁業；
杜絕強迫勞動，確保海產品供應鏈的全面可追溯性；
加強港口檢查，禁止進口任何與非法或虐待性捕撈有關的產品。
特倫特補充說：「魷魚對於海洋健康，以及依賴海洋獲取食物和生計的人們來說至關重要。各國政府必須攜手保護，否則災難將不可避免，而且其影響遠遠超出這些水域。最重要的是，各國必須支持並落實《全球漁業透明憲章》。這是一套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措施，任何政府都可以藉此推動漁業向合法、合乎道德、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