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宗對民生的關心，是有遼一代皇帝中最頻繁的。
皇帝經常賑濟災民，免除稅賦。
既然賑災，那就說明有災，有學者統計過，遼朝的自然災害，遍佈其整個統治疆域內，而且幾乎是年年不絕。
那問題來了，自然災害的發生，朝廷無力抗拒，但為什麼越是賑災，災民反而越來越多呢？
道宗也自詡治下是盛世，但其實古代歷史上的所謂盛世，大部分都是有水分的。
西漢的文景之治，輕徭薄賦，把田賦降到了一個很低的程度，包括廢除嚴刑峻法，鼓勵發展，恢復社會經濟。
據說到漢武帝初期，國庫里的錢多的不能再多了，用來串錢的繩子都爛了，糧食多的更是溢出米倉，只能在露天堆放。
但是，由於漢初盛行無為而治，朝廷對很多事情都施行不干預政策，這在客觀上縱容了地方豪強勢力的崛起，他們開始大量的兼併土地，很多自耕農沒地可種，就此成為流民。
當時對匈奴也主要採取和親防禦策略，邊境地區的百姓其實並沒有享受到真正的和平，仍舊頻繁受到滋擾。
再說法律上的改革，雖然廢除了一些令人悚懼的法條，但文景時期就是由於法律過於鬆弛，導致「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有錢有勢的人甚至可以為所欲為。
唐朝有貞觀之治，有開元盛世。
貞觀之治時，唐朝政治清明，皇帝虛心納諫，用人唯賢，社會安定，太宗更被稱為天可汗。
但其實，所謂貞觀之盛世，時間非常短暫，而且基礎很薄弱。
貞觀年間其實是隋末大亂的恢復期，戶口數量遠遠沒有達到隋朝極盛時的水平，社會經濟也不過是從廢墟中爬起，太宗個人形象也被拔高了，史書對太宗的記載存在明顯的為君者諱和理想化傾向，他晚年的奢侈，猜忌也被刻意淡化。
開元盛世更加為人所知，全國人口猛烈增長，長安，洛陽，揚州，益州成為了國際化大都市，長安西市胡商雲集，李白，杜甫，王維等大詩人正是活躍於此時。
但光鮮亮麗的背後，是嚴重的分配不均。
杜甫說的那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雖然是後來寫的，但反映出的卻是盛世下的一種貧富懸殊，長安是繁華，大城市是繁華的，可離開大城市之後呢？很多農民都破產了。
就在盛世頂峰後的第十四年，安史之亂就爆發了，整個北方陷入血雨腥風，這說明什麼？這說明盛世的根基並不牢固，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唐玄宗的個人統治能力。
還有康雍乾盛世，這是離我們最近，也是爭議最大的一個盛世。
在疆域上，這一時期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版圖基礎，結束了長期的分裂和戰亂。
在人口上，從明末的一億激增到了乾隆末年的三億以上。
在經濟上，當時清朝的GDP總量在世界範圍內占相當大的比重，農業生產，手工業都非常發達。
可是，人口爆炸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因為人口多了，但是生產力，生產技術沒有突破，人越多，地就越少，底層老百姓靠的是紅薯玉米勉強維生，老百姓的抗災能力非常差，很多農民都是半年糠菜半年糧。
為了鞏固統治，朝廷大興文字獄，文人動輒得咎，思想界一片沉寂，萬馬齊喑，這和漢唐盛世的文化對比鮮明。
和盛世並行的還有嚴格限制對外貿易，乾隆時期僅留廣州一口通商，在盛世頂峰之時，清朝已經與外部世界正在發生的工業革命，思想革命完全隔絕，為後來的百年屈辱埋下了種子。
通過這些例子可以看得出，所謂的盛世，其一，大部分是局部性的繁榮，主要體現在城市和統治階級的身上，廣大農村和底層百姓的獲得感有限。
其二是相對性的繁榮，和亂世相比，的確和平安寧，但是這種穩定性往往伴隨着高昂的代價，比如思想控制，未來透支，社會不公等等。
其三，大多是恢復性的繁榮，主要是在經歷大亂之後，社會逐步恢復，那根本就不能叫做盛世，而只能叫正常水平。
當我們把目光從那些宏大敘事中的府庫充溢，路不拾遺中移開，看向那些具體而微的個人命運時，很容易會生出一種深刻的悲涼和幻滅感。
歷史評價往往存在一種矛盾，那就是我們究竟應該以統治階級的功績作為標尺，還是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作為標尺？
如果用後一把標尺來測量，好像「根本不存在盛世，盛世只不過是比亂世稍微好一點」這個觀點似乎是成立的。
（農耕文化）
生存是一場漫長的掙扎，在古代，農業技術長期處於停滯狀態，人們靠天吃飯，一旦遭遇水旱蝗災，或者官府的徭役過重，小農經濟就會迅速破產，對於絕大多數底層百姓來說，生活的主色調就是匱乏和艱辛，所謂盛世，不過是意味着餓死人的頻率從每年都有變成了偶爾發生。
幸運是倖存者的偏差，長安繁華，揚州富庶，那些燈火通明的街道，琳琅滿目的商鋪，其服務對象主要是官僚，是地主，是富商，是文人，對於挑着擔子進城的農夫，碼頭扛貨的苦力，紡織到深夜的農婦而言，這些繁華是跟他們隔絕的。
那有讀者說了，既然盛世是像你說的這樣，那麼歷史學家為什麼仍然要使用盛世這個概念呢？這並非全然是古人粉飾，而是因為歷史研究需要一個坐標系。
盛世是用來對比亂世的，如果你是一個生活在安史之亂中的百姓，面對的是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甚至到了人相食的地步，那這個時候你會不會願意回到十年前的開元盛世，就算那個時候要交租，要服徭役，但至少你的孩子不會被亂兵擄走，你的家人也不會餓死。
那麼在這個坐標系裏，不亂本身就是一種奢侈了。
從春秋戰國到魏晉南北朝，再到唐末五代，元明之際，歷史上一半以上的時間都處於大規模的動盪或戰亂中，在那種背景下，能夠維持幾十年哪怕是相對的和平，能喘口氣的時間，對於那個時代的倖存者來說，就已經是難得的好時光了。
我們今天之所以能清醒的看穿古代盛世的局限性，恰恰是因為，我們站在了現代文明的基石上，我們擁有人人生而平等，每個人都能追求幸福的這些觀念，以及科學技術帶來的物質豐裕，如果你用這個標準去回望，古代當然處處是黑暗。
人類走出那種漫長的，普遍的困苦，其實沒過多長時間，我們今天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生活，在歷史的長河中，脆弱且不易。
那些為人熟知的盛世尚且充滿瑕疵，何況道宗自認為的盛世呢？
道宗一朝的災民數量，非常之多，到了道宗越救災，災民越多的地步，那是因為道宗一朝的吏治已經腐敗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宗室大臣蕭革，蕭圖古辭等人，謀得高位靠的是溜須拍馬，做了大官之後，馬上他們就開始賣官鬻爵。
遼朝的狀元郎張孝傑，任宰相多年，和親戚在一起吃飯的時候笑稱，說這做宰相，家裏總要有百萬兩的黃金。
大臣耶律乙辛，因為深受道宗重用，他權力很大，官場上的人為了巴結他，都排着隊到他家去送禮，至於地方上的小官僚，收錢辦事已經成了家常便飯，他們殘酷的迫害百姓，老百姓見到他們就像是見到了老虎一樣害怕。
道宗面對災荒，他的賑災方式也存在嚴重問題，為了籌集到賑災的錢，皇帝採用的辦法竟然是入粟補官法，就是你只要掏錢，只要肯交糧食，你就可以做官，一個有錢人只要「進粟二千五百斛」就能突破科舉的限制而一躍成為正式官僚。
這些人呢，他們先花錢買官，有了官位之後他們就欺負百姓，壓榨百姓，因為他們要利用官位，利用職務，把自己買官的錢搜刮回來，也就是說，賣官鬻爵得到的錢先是賑濟給了百姓，然後又被官僚給盤剝走了，鬧了一圈，百姓什麼也沒得到，朝廷也只得到了民眾之間的積怨。
可以見得，那些花錢買官的人，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服務於公眾，甚至連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都不是，他們是把買官做官當成了一種高利貸式的投資，一旦上任，就會變本加厲的壓榨百姓，因為他們要迅速回本，回本之後難道他們就會停止壓榨麼？也不會，他們還要繼續獲利。
到這一刻，朝廷的賑災行為，就變成了將國家財政轉移給新官僚集團，再由新官僚集團通過更殘酷的手段從底層掠奪回來的過程。
人們往往對現實的不幸極其敏感，但對造成這些不幸的原因卻極其的盲目。
皇帝當然可以看到災民眾多的現象，如果他看不到，他就不會頻繁的去賑災，但皇帝卻無法或者不願意看到災民眾多背後的原因——是他提拔重用的官僚在挖遼朝的牆角，正是因為不能解決深層次的原因，皇帝也只能用繼續賑災，買賣官位來應對，此所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是一種惡性循環。
唐代白居易有詩云：
心中為念農桑苦，耳里如聞飢凍聲。
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
像道宗這樣處在平庸以下的皇帝，在古代歷史上有很多，他們對民生具有普遍的關切和無奈，但問題在於，如果皇帝只能聽到自己心中的飢凍聲，而聽不到真實的，被權貴屏蔽的民間疾苦，那麼萬丈大裘也只能蓋住他自己的焦慮，卻蓋不住普天之下那真實的寒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