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皇帝剛即位那幾年，旱魃為虐。
先是京師大旱，之後直隸、山東久旱，緊接着河南大旱，山西亢旱，陝西、甘肅苦旱，皖北、川北亦旱。這場災荒一直持續到光緒五年（1879）。由於光緒三、四年間災情達到最高潮，而該兩年干支為丁丑和戊寅，故人們多以「丁戊奇荒」稱之。
天災面前，人命卑賤。死亡的數字不斷堆疊，估計約在950萬至2000萬之間，奪命的烈度不亞於此前的太平天國戰爭。活着的人們已經不像個人了，吃皮繩、鞋底、破布、灰炭已是常態，「人相食」也不少見。婦女和兒童淪為商品，只能換來一兩張薄餅。哀鴻遍野，滿目淒涼，自明末以來兩百餘年，中國尚未見過這般慘烈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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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席捲華北的天災，也波及江南。成群結隊的饑民紛紛過江，給當地造成了不小的衝擊。
其實，對於逃荒的難民，江南人士並不陌生。幾乎年年都有蘇北的鄉民南下求食，只要設立幾個粥廠，給些口糧，等待冬天一過，人群自然散去。但這次不一樣。不久之後，江南人發現，北方的災荒要比想像中嚴重得多。
蘇州城外的空地，一半是難民搭蓋的草棚。一開始只是蘇北人和山東人，很快就出現了山西人的身影（河南災民被截留在了徐州一帶）。流民達到了兩萬多人，混亂隨之而來。
光緒二年（1876）十二月中旬的一天，蘇州養育巷慈悲橋邊的裕成醬園，闖入了數十名災民。他們向主人乞求醃菜，醬園不允，便用假錢購買。購買不成，災民氣勢洶洶，直接動手搶奪。醬園阻擋不了，只能叫來地保維護秩序，並給災民分發錢財，這才了事。類似情況，時有發生。
早在難民剛剛抵達蘇州的光緒二年十月初，蘇州士紳謝家福就投入到救濟的事業中。作為一個經歷過太平天國運動的江南人士，他見過秩序瓦解的慘狀。咸豐十年（1860），蘇州被太平軍攻陷，謝家遭到重大打擊，「全家骨肉離散，死難者二十有四人」。當時謝家福年僅14歲，陷於敵營，逃出後，隨母親遷往上海。在他心裏，江南這片美好安寧的土地，不該受到侵擾；家破人亡的人倫慘狀，也不該頻繁上演。
▲《河南奇荒鐵淚圖》之「白骨遍野、惡鬼夜號」。圖源：網絡
光緒二年整個冬天，謝家福都在為災民奔走：登記，募捐，發錢，助產，給藥，制棺……他的日記被賑務佔據：「初九日……同姚鳳生赴盤門災民廠中查點災民」，「十一日，辰起，同姚鳳翁赴盤門廠散給口糧」，「十七日，辰刻，姚鳳生來，邀往造災民冊」，「十八日……同至富仁坊潘氏端整災民牌照」，「二十日，晨起，同姚鳳翁至保元廠收災民一千口」。
地方精英維護本地社會秩序，本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然而，產生威脅的根源不在本土範圍之內，這又該如何是好呢？
謝家福在那個冬天提出了一個辦法：從整治蘇北水利入手，召集災民，挑選尚有勞動能力之人，以工代賑。
一個蘇州人想要跳出江南解決流民問題，背後反映出一個嚴重的國家治理問題：士紳對於朝廷的賑災行動已經相當失望了。
古代中國常常為天災所困，荒政是治理天下的一項要務。不少人堅信，只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才能從容調動數以百萬計的糧食，拯救天下。當然，前提是國家的倉儲中真的有充足的糧食。在18世紀，清廷或許有這個實力，但進入19世紀，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戰爭之後，國家的物力消耗殆盡了。
當時，山西巡撫曾國荃正為手中無錢糧發愁，而主持西征的左宗棠嚴厲彈劾山西沒有按時提供軍餉。目睹人間之慘狀，曾國荃能做的只有祈禱上天降下雨水：「國荃抵任五旬，禱雨已四十日。靡神不舉，無術蘇息。」之後，還是李鴻章從海防經費中調取了十萬兩銀子救急。
國家無力，朝廷便讓各省「協濟」。曾國荃拉下老臉，給兩廣總督劉坤一寫信道：「尚祈俯鑒愚衷，憫其苦況，設法援救。垂手雲天，晉民固膜拜焚香，感頌仁慈之廣被。」最後到手「不過萬金」。畢竟，哪裏的倉儲都不充足。
光緒四年（1878），曾國荃上奏摺稱，為賑災而過勞猝死的山西官員接近80人。兩個月後，這個數字上升到了120人。這些閃耀着儒家人格光輝的官員，就像傳統荒政的最後一點餘暉，灑盡了光熱，卻還是力不從心。
▲曾國荃。圖源：網絡
謝家福們的出現，意味着另一種可能性。
按理說，一處的地方精英無論如何也不會突然介入另一處地方社會的事務。光緒三年（1877）二月初九，謝家福在「驗放災民出廠」後，開始「押送江北災民回藉」，送至泰興，就地救濟。因舟船擱淺，謝家福發完賑金就返回蘇州了。
跟謝家福一樣，常州士紳李金鏞很早就開始救濟災民，並決心前往蘇北賑災。他得到當地士紳的支持（其中包括盛宣懷之父盛康），還有上海巨商胡雪岩的幫助，籌集了13萬兩善款。李金鏞此行開啟了一個時代，此後，江南人物八方集款，分道北進，越過關山阻隔，前往山東、河南、山西等地，救濟災民。留守江南的紳商也沒閒着，他們坐鎮後方，藉助本地的善會善堂，擔負起勸捐、收解、轉運錢糧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