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八日，謝家福到達青州。李金鏞比他來的更早，還設立了撫教局，只是經費告罄，工作施展不開。見後援到來，有人提議多開粥廠，以救濟更多的災民。謝家福卻遲疑了，「棄孩不收，必入教堂」。中國人信外國教，乃是恥辱，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應當把主要精力放在爭奪嬰孩一事上。至於嗷嗷待哺的災民，只能把他們擺在後面。
當時，收養嬰孩主要包括三方勢力：青州官紳、江南士紳和李提摩太。謝家福本想將嬰孩運往江南，但想到李提摩太可能效仿此舉，便斷了這個念頭。青州知府富文甫也不同意：「小孩運南，事則甚好，但兄弟臉上太下不去，須請大哥在此地想一法兒，總要長養在青州才好。」
七月二日，李提摩太給謝家福來信，希望三方合作，共同收養嬰孩。江南士紳出錢，地方官提供政治擔保，傳教士負責教育。這對於一心與西人對抗的謝家福而言，簡直是莫大的侮辱。他咬碎牙抑下怒氣，以頗為禮貌的方式回應：合作斷無可能，但可以接收李氏的嬰孩。
事實上，李提摩太賑災的錢花得七七八八了，英國浸禮會又不願意長期出資供養小孩，只能為孤兒院另找金主，卻沒想到中國人早已將他視為敵人。李提摩太還找過官府，「我請他們參觀我的孤兒院，建議說，如果政府提供土地和房屋，並且承擔一半的費用，我可以負責籌建幾所類似北京、上海、福州的學校……但我的聽眾們並沒有做好接受這種思想的準備」。
謝家福「爭奪」嬰孩之餘，也想為賑災盡一份力。
光緒三年六月下旬，大規模發放賑災款的行動基本結束，謝家福提出贖田案，觸動了青州紳商最為敏感的神經。每當災荒發生之時，富人往往趁火打劫，以低價購得窮人土地。謝家福希望將青州光緒二年和三年期間的所有土地買賣作廢，只有這樣，災民才能繼續生活，否則無地耕種，仍要面臨生存危機。
要逼青州紳商放棄早已收入囊中的財物，其難度不亞於登天。謝家福知道事情的嚴重性，於是上稟李鴻章，希望得到大人物的支持。為此，他故作清高聲稱，江南可以出資，幫災民贖田。其實，江南所剩的賑災款寥寥無幾，僅能充門面罷了。最後，在上面的壓力下，青州通過了贖田案。
十月，謝家福帶着一身疲憊，在眾人的相送之下離開了山東。這一仗，中國還是嬴了。江南士紳救濟了26萬災民，捐款15萬兩，還從西人手中拯救了無數孩童。可是，他們不能永遠留在這裏。災民能否從贖田案中受益，不得而知。
同月，李提摩太也離開了。他被邀請到山西賑災，這裏的孤兒院潦草經營了幾年，隨後就解散了。
返蘇後的第二天，謝家福便投入到河南賑災的行動中。
這一次，他沒有深入前線，而是坐鎮後方。李金鏞本想去山西，但謝家福認為：「山右賑務大都官辦，閣下去後，不如山左之一無牽制。」山西官賑雖然艱難，但畢竟官員得力，河南不受重視，更需要江南援助。
謝家福全力投入河南賑災行動的策劃和組織。一方面，他促使鎮江、泰州、揚州等地同人將注意力轉移到河南。另一方面，他創作了著名的《河南奇荒鐵淚圖》，以圖畫宣傳災情，勾起了人們的憐憫。在謝的統籌下，一支支隊伍進入河南，聲勢遠大於山東義賑。據他統計，此次到河南助賑的江南同人有110人之多，籌款多達45萬兩。
河南義賑接近尾聲之時，「丁戊奇荒」最肆虐的時期也過去了。不過，江南同人並沒有停止腳步，他們繼續前往直隸、山西等地，甚至在山西又與李提摩太有一番「交鋒」。到光緒六年（1880）年末，最後一批江南士紳從直隸返程，轟轟烈烈的義賑終於結束了。
謝家福等人的表現得到了一位大人物——李鴻章的賞識。
當時，洋務事業陷入困局。江南製造局、天津機器局經費驟減，輪船招商局苦苦支撐，購買鐵甲艦遙遙無期。關鍵原因在於丁戊奇荒爆發——荒政為西北戰事讓路，海防經費就得為荒政輸血。李鴻章左支右絀，洋務經費損失了70萬兩。
恰在此時，江南士紳為賑災而與李鴻章有了接觸。如前所述，謝家福在山東時就與李鴻章搭上線，並借其影響力通過了贖田案。李鴻章則很佩服江南士紳的籌款能力：1877年到1880年，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和荊門礦務局所招到的股金分別是10.01萬兩、30萬兩和5萬兩，總共不過45萬兩；而義賑在同一時期為山東、河南、山西和直隸四省籌集的賑款便超過了100萬兩。
光緒七年（1881），李鴻章上奏稱謝家福等人「才識閎通，心精力果」，為江南士紳請功。隨後，謝家福與江南同人順理成章地走上洋務救國之路。
▲李鴻章。圖源：網絡
李金鏞去辦礦務，謝家福去了電報局。在盛宣懷、鄭觀應、謝家福等人的主持下，電報局在投入運營的1882年即收入6萬多兩，1886年收入達41萬兩，1895年收入高達115萬兩，無愧為洋務企業中經營最好的一家。
洋務事業蒸蒸日上，卻不能緩解謝家福心中的擔憂。他建議中國要學會自造電線材料，畢竟大權不能操之國外。可是李鴻章並不批經費。他無奈感嘆：「吾華欲望振興富強，如涉大海茫無涯際，此後之杞憂未艾也。」
等到甲午戰敗後，本就病重的謝家福愈發虛弱，他向醫生坦露心跡：「吾自東事起，窮思振衰救亡之方，念非育材不濟，然將何以濟急？」振衰救亡只能依靠下一代人了！孩子，孩子，關鍵還是孩子！
另一邊，傳教士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後發現了新的使命。他不僅要拯救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們的靈魂，而且還要拯救他們的身體，解放他們的思想。與謝家福類似，他憑藉慈善家的名聲走上了政途。在華多年，他與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等人都有過或多或少的接觸，成為中國改革之士、變法之士的思想顧問。
在某一時刻，謝家福的家國大義與李提摩太的精神救贖再度產生了交集。
甲午年（1894）冬，廣東人康有為寫了一篇不到千字的短文，名為《書余蓮珊〈尊小學齋集〉後》，探討福報與慈善的問題。這一年，《新學偽經考》被查禁，《孔子改制考》正在構思中，他竟然還有餘暇寫下一篇「無用」的文章。
開篇第一段話，康有為讚揚了江南的著名慈善人士，其中赫然有謝家福之名。文末則談到義賑故事：「今直省水旱飢災，歲有月出，余君（余蓮珊，即余治，謝家福之師）弟子匍匐爭號，拯其死亡，救天下之人爭歸之。」很明顯，這是一篇迎合江南士紳之作。
沒過多久，這篇文章便來到了謝家福的書桌前。
謝家福並不欣賞康有為，稱：「某君福未深知，吳越士大夫，皆以狂士目之。」可其義兄沈善登批評他，「論學問，謝（家福）為康門生尚不配，並未相識，何得輕議」。謝家福立馬換了一種態度：「弟亦讀過《偽經考》《學記》，未嘗不深佩其博學強毅，並世傑出人才，必非池中之物。」
康有為藉此在江南社會打開了局面。正是有了江南士紳的呼應，幾度進京碰壁的康有為終於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有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力。
在維新派大顯神威那段時間，李提摩太看了康有為的變法計劃，給妻子寫信說：「幾乎我以前所做的種種建議，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體而微的計劃中了。」
歷史處處都是伏筆，當年賑災的兩個對手，此刻均虛化為大歷史中模糊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