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入世僧人如何在政治與媒體中被製造，又被吞噬的故事。釋傳真曾在官商網絡中自如穿行，頻繁出入公共視野，但在由其住持的南京玄奘寺地藏殿內發生的供奉侵華戰犯牌位事件，讓他從舞台中央被迅速移除，從「愛國僧人」變成「國恥僧人」，自此落入沉默與隔離。如今的地藏殿已被夷平，那些經他一手建立的聲名與往來，也在風暴中迅速退場。
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釋傳真是個熟悉，且陌生的名字。
在一個已註銷的微博賬號里，釋傳真這樣介紹自己：「第一個考大學的和尚、第一個考公務員的和尚、第一個拍電影的和尚。」聲名最盛時，玄奘寺的會客廳里，四壁懸掛着他與各級官員的合影，從地方主政者到中央層面人物不一而足，其中許多人都不止一次出現在新聞聯播當中。
他有過不少的高光時刻。22歲那年，他成為了第一位讀大學的僧人。畢業後，他成為棲霞寺的知客僧，在此階段，積累官商人脈。35歲，他擁有了自己的寺廟——南京玄奘寺。2006年，還拍攝了抗日電影《棲霞寺1937》，是媒體報道口中的「愛國僧人」。
背後的國族情結，曾經讓他得到盛名與道德光環，而同樣的公眾情緒，在16年之後成為他的滑鐵盧。
2022年，一個叫吳啊萍的陌生人，在他任住持的玄奘寺里放了六個排位，其中五個是日本侵華戰犯，釋傳真因此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了三年有餘，以至於許多人都已經忘了他。事實上，他在距離南京城區40公里外的另一所寺廟裏過着「半軟禁」的生活：有人巨細靡遺地照料着他的一舉一動，以保證他的「安全」；還有8個攝像頭記錄着他的一舉一動。
釋傳真的盛名與落寞都繫於時代，他被選擇，也被拋棄。但無論哪種境遇，都是出於世俗權力的羈絆。在他的小說《一目了然》的結語中，釋傳真寫道：
「把真相寫給歷史，把歷史編成故事。把故事撒向人間，以故事揭示人性，以故事訴說人生與時代的悲歌！」
被隔離的方丈
59歲的釋傳真如今的生活過得極其簡單。每天早上五六點起床，隨後開始在狹小的房間裏度過漫長的一天：回憶過去，錄視頻，寫小說，或臨帖練字。這些事情，在他看來是對抗被控制的一種方式。他幾乎一直重複着同樣的節奏，直到晚上十點左右入睡。
對於眼下的處境，他清楚地感到落差。「你看我以前當住持的時候，上到領導，下到老百姓，誰都會來找我。連省長私下都來拜見我。現在誰都不敢來了，很多老朋友都害怕，都在跟我切割。」
印有前南京玄奘寺住持釋傳真與社會各界人士合影資料的小冊子。（圖_葉豐/攝）
這種「不敢」，一是關係上的疏離與迴避，二是物理意義上的隔絕。
釋傳真現在的住處位於南京城郊金牛湖景區的金光禪寺，距離市區約40公里。要見到他並不容易。從景區大門進入，沿着繞山路步行半小時，才能抵達廟闕。寺廟不久前剛翻修過，門前石獅子胸口的紅花尚未摘下，但僧人已所剩無幾。按釋傳真的說法，「現在就一個住持兩個僧人，平時根本沒人來。」
位於南京城郊金牛湖景區的金光禪寺外景（圖_葉豐/攝）
他被安置在寺廟側邊一處單獨隔出的空間裏。推開木門，是一間供他寫字、看書的陽光房；再往裏走是通往地下室的入口，樓梯正對着一隻監控攝像頭。
地下室是一條狹長的甬道，共有四間房。前兩間住着陪護人員，一共五人。名義上，他們的任務是「保證釋傳真的安全」，但其實是某種隔離。即使釋傳真多次表示自己不需要這種「保護」，這些人仍輪班值守，吃飯時也會陪同。
釋傳真居住的地下室，盡頭處能看到懸頂的電子監控。（圖_葉豐/攝）
監控覆蓋甬道的每個轉角。只要有人來訪，或他有任何異常舉動，工作人員都能立即介入。
釋傳真住在第三間房裏。房間只有十平方米，沒有廁所，一張桌子、一張床，再擺上書和雜物便已滿當，裏面的書多是小說，其中包括被改編成電視劇的《天道》和《遙遠的救世主》。
釋傳真居住的房間，擺有一張床、一個衣櫃和一套桌椅。（圖_葉豐/攝）
他身材敦實，看上去仍有幾分方丈應有的福相。水瓶紀元見到他時，南京已入深冬，地下室陰冷潮濕，釋傳真的灰色袈裟外套着厚厚的羽絨服。說話時，他語速平穩，邏輯清晰，偶爾會回頭確認單元門是否反鎖，卻很少停頓，也沒有顯露出明顯的頹喪。
在書桌上，放着一摞印滿文字的A4紙，那是他正在寫的小說《一目了然》。他說，自從2022年7月21日玄奘寺牌位事件發生、自己被「軟禁」之後，便開始動筆記錄這個自傳式故事，講述一名入世僧人與政商之間的故事。
「我原來想等養老的時候再寫小說，現在被迫閉關，反倒有時間寫了。」他說，計劃寫四部，「《一號會所》《一目了然》《一世風塵》《一本正經》。如果真寫完了，我還得感謝他們。」
書桌上擺放着厚厚一摞的還未完成的小說稿，打印之餘，釋傳真還用紅筆在文稿上逐一修訂。（圖_葉豐/攝）
某種程度上，正是這些書寫和錄製視頻的行為支撐着他的生活。他有許多話想說，也有冤屈想要申訴。他腦海中不斷閃現出一些名字：老鄉釋永信、師傅慧監法師、以及各路官員的姓名……當然，還有吳啊萍和他的玄奘寺。
從去年10月起，他開始在網上發佈視頻，講述自己「被閉關」的經過，強調牌位事件是一次「被炒作」的風波，自己則是受害者。他還說，因為這件事，剛剛修繕完成的玄奘寺地藏殿在一夜之間被推平，玄奘寺里的觀音坐像、石碑、轉輪藏等設施全部被毀。
「這些東西加起來四千多萬，現在全沒了。地藏殿有近九百六十多平方米，現在成了一片草坪。」
他嘗試過多種反抗方式。先是舉報相關部門，「沒有任何手續就把我關在這裏」；隨後是打官司。修繕地藏殿時，他曾向一名信徒借款一千萬元，並承擔擔保責任。如今地藏殿被拆，債務卻仍在，「人家告我賠錢，可寺廟已經沒有了。」
圖為剛重修完成時的玄奘寺地藏殿，因受供奉侵華戰犯牌位事件影響，現已被拆除。（圖_葉豐/攝）
最後，他甚至報了警。「法律規定要保護宗教合法財產不受侵害，那這四千多萬的損失，應該有人要賠我，還要追究拆處地藏殿的刑責。」
這些內容，大多已出現在他自己發佈的視頻中。但回應寥寥。他原本希望藉助媒體和網絡為自己脫困，卻發現事情並未如願。他不知道該如何繼續下去，他的「救世主」，比書架上那本《遙遠的救世主》要遙遠得多。
在釋傳真看來，這並不是命中注定的一劫，而是一場早已醞釀許久的報復行動。「他們一直想『弄』我，就等這樣一個機會。」
至於「他們」究竟是誰，他自己也說不清。可能是與他發生過衝突的官員，可能是他曾經置身其中卻無法觸及的權力網絡，也可能只是體制與群體情緒交織後形成的一張無形之網。
在這間地下室里，他唯有用寫作和錄像，對抗被世界遺忘的速度。
陌生人
事實上，牌位事件的緣起比外界知曉的早很多。
2017年12月18日，南京玄武湖畔的九華山玄奘寺。27歲的吳啊萍走進客堂，提出要在地藏殿設立六個超度牌位。她來南京已有四年，在鼓樓醫院從事護理工作。那天，她低着頭，說話不多。
與正殿中為在世之人祈福的長生祿位不同，超度牌位在佛教中又稱往生蓮位，是生者為亡者祈願超度、化解罪業的一種儀式。
釋傳真治下的玄奘寺收費並不高，每個牌位每年100元。吳啊萍一次性繳納了五年的費用。當值僧人靈松遞給她登記表，並未多問。
吳啊萍在表格上寫下六個名字：松井石根、谷壽夫、野田毅、田中軍吉、向井敏明和華群（明妮·魏特琳）。她稱這些人是自己的「朋友」。
在南京玄奘寺往生蓮位登記表上，吳啊萍寫下標註「友」字的六人名字。（圖_網絡）
靈松沒有聽懂這些名字意味着什麼。他文化程度不高，也沒有繼續追問，只記得這個女人看上去十分憔悴，年齡似乎比實際更大。
這種狀態，與她後來在鏡頭前的自述相互印證。吳啊萍說，在設立牌位前，她已因失眠、焦慮等問題多次就醫，連續服用鎮靜和催眠類藥物近九個月。
警方隨後調查顯示，吳啊萍原籍福建晉江，千禧年前後隨父母遷至南京。高中畢業後赴北京學醫，回到南京從事護理工作。
也是在這一時期，她系統了解到侵華日軍在南京的暴行，知曉松井石根等戰犯的罪行，並受到強烈心理衝擊，長期被噩夢困擾。接觸佛教後，她逐漸形成一種自認為可以「解冤釋結」「幫助脫離苦難」的觀念，進而產生了為這些侵華日軍戰犯設立超度牌位的念頭。
與此同時，她還接觸到美國傳教士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庇護女性的事跡。魏特琳因戰爭創傷回國後自殺。吳啊萍將其與前述戰犯一併供奉，稱是希望「幫助她解脫」。
兩年後，她辭去護士工作，前往五台山，成為一名居士。據靈松回憶，自此之後，吳啊萍再未出現在玄奘寺。
2022年2月26日，一名信眾來到玄奘寺尋找自己供奉的牌位。在地藏殿內，他注意到幾塊牌位上寫着侵華日軍戰犯的名字。儘管當值僧人勸阻拍照，他仍拍下了照片留存。
此前地藏殿內，寫有侵華日軍戰犯名字的牌位，上有落款「吳啊萍」。（圖_網絡）
情況很快被匯報給釋傳真。多年在宗教系統內行走，他清楚，這類問題一旦越出寺門，便不再是「宗教事務」。他判斷，這件事可大可小。
他隨即要求將寫有戰犯姓名的五塊牌位撤下，暫時收起，並反覆叮囑寺內僧人不要對外談論。但數月後，事情失控了。
一夜成罪人
2022年7月，一名網名為「亞瑟」的網友在抖音發佈視頻，稱自己曾在玄奘寺地藏殿看到供奉日本戰犯的牌位，並稱價格高達三萬至五萬元。
7月21日，網友「榮洋成」前往現場並報警舉報，並在微博寫道：「我相信每個中國人遇到這種事都會挺身而出的。」
一組原本靜默的牌位，在民族記憶、網絡傳播與行政邏輯的合力之下，被迅速塑造成一場公共事件。而釋傳真，成為這場事件中最先被要求退出舞台的人。
多家媒體趕赴現場，九華山周邊開始有工作人員值守，禁止拍攝與停留。
彼時，釋傳真當時正在醫院住院，準備接受手術。他試圖通過寺廟公眾號作出解釋，稱地藏殿並非「供奉」，而是「贖罪」與「消解」，費用也只是百元一年，但被有關部門制止。
隨後，他的手機被收走，被要求不得離開寺廟。玄奘寺大門關閉，一周內只出不進。
7月22日上午，南京九華山玄奘寺被暫停開放。（圖_網絡）
7月22日下午，南京市發佈《關於玄奘寺供奉牌位事件有關人員的處理情況》的通告，宣佈責令玄奘寺停止日常活動，撤換主要負責人釋傳真_（俗名李義將）_職務，免去玄武區民族宗教事務局局長胡圓圓職務，並對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務局局長蘇宇紅、副局長紀勤予以誡勉和停職檢查，同時成立工作組處理這起「造成惡劣影響」的事件。
《環球時報》隨後發表題為《嚴查「吳阿萍」，守護民族情感》的社評，稱該事件是對全體中國人的嚴重挑釁和傷害，並對網民的集體反應給予正面評價，認為這是「愛國主義和清風正氣高度凝聚的體現」。
據媒體統計，截至7月23日凌晨，「南京玄奘寺」相關話題的閱讀量在24小時內突破了10億。有人將玄奘寺稱為「靖國神社分社」，有人要求拆寺、追責，也有人要求揪出落款中的「吳啊萍」。
三天後，7月25日，釋傳真與吳啊萍同時出現在新聞畫面中。
南京廣播電視台公開了吳啊萍受訊問的畫面，並就此採訪了釋傳真。（圖_網絡）
吳啊萍表示：「特別想和所有被我傷害到的人道歉，特別想跟所有人懺悔。真的不知道做什麼才能彌補，我也願意接受法律給我的任何制裁。」
釋傳真則稱：「我非常慚愧，我真誠地向全國人民道歉，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給全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傷害。」這是釋傳真以「玄奘寺住持」身份出現的最後一夜。
此後，據知情人士稱，吳啊萍因尋釁滋事罪被刑拘並獲刑半年。釋傳真則自此消失在公眾視野中。
被選中的僧人
要理解釋傳真為何會成為這場風暴的中心，必須回到他早年的道路選擇。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清修僧人，而是一個主動走向權力的入世僧人。
在被禁足於玄奘寺大半年後，2023年5月19日，釋傳真被轉送至40公里外的金牛湖景區金光禪寺。在此，他開始回溯自己的人生。
他意識到，自己與官員、商人們的第一次交集，始於1997年。
那一年，棲霞寺換屆，他憑藉多年積累和善於言談，被推舉為「知客僧」。在寺院體系中，知客被稱為「叢林綱紐」，負責接待外來賓客，是寺院與外界聯絡的關鍵節點。政府官員、主要施主、四方名僧到訪，皆由知客陪同。
客堂在山門之內，卻直面俗世。香客、施主、官員、商人，從這裏進出。清晨，鐘聲尚未散去，車輛已停在山門外。午後，茶水未涼，又有人被引進來。釋傳真穿着僧衣，站在門口，合十、點頭、引路，記住一張又一張面孔。
也是在那幾年，一位新到南京任職、分管旅遊與文化的省級領導多次前往棲霞寺考察。寺廟被納入地方文旅規劃。釋傳真負責全程陪同，從山門講到大殿，從寺史講到香火，從修繕講到開放。類似的關係，正是在一次次陪同中累積起來。
千禧年前後，他已在南京佛教界有了名氣，升任棲霞寺監院，相當於寺院的實際管理者。但同時，他又捲入了寺廟內部的權力鬥爭中。
他說，自己當時在競爭住持的時候逐漸失勢，因為同門的師兄弟有國家宗教事務局_（下稱「宗教局」）_領導的支持。在當時的年代，佛教的競選早已不是書里寫的那種辯經論聖的選舉方式，而是需要政府機關的支持，要有宗教局、統戰部、組織部的支持。
「（那時候）我們就是黨的編外組織了。」
釋傳真給自己設想了兩條路：要麼爭取成為住持，要麼另覓一處，做一座能夠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寺院。他選定了九華山。彼時，九華山還只是玄武湖邊的一個公園，但在山頂處有三藏大師_（唐代高僧玄奘）_的舍利，早年汪偽政府在此已修建有一所三藏塔。
2003年8月，南京發生震動全國的鄧府巷拆遷自焚事件。消息迅速擴散，國內外媒體雲集南京。在高壓輿情之下，上級要求地方政府：十天之內必須解決問題。
自焚者家屬與釋傳真相識，於是他自告奮勇、奔走出力甚至墊資，幫領導把這場「火」滅了。參與此事的部分官員後來完成升遷——當年的區長成為副市長，分管城建事務。
這起事件之後，小九華山寺正式更名為南京玄奘寺，並承擔起「南京市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職能。
2022年7月22日，牌位事件發生後，玄奘寺門外印有「南京市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牌子被迅速撤下。（圖_網絡）
但在此之前，玄奘寺的合法性並不穩固。
按照正常程序，宗教事務需要先由宗教局報區政府審批，成立「籌建辦公室」或「籌建小組」，一步步走完流程。但釋傳真發現，這條路徑根本走不通。
他選擇了「先斬後奏」。他說，在那個年代，政府部門對於宗教事務，尤其是興建寺廟呈開放態度。
正因此，釋傳真先立起了玄奘大師銅像，建成相關設施。待事情完成後，宗教部門才得知情況，隨即要求撤除香爐和供奉設施。
釋傳真又隨即調整策略，不再以宗教場所名義運作，而是申請成立文化機構——「玄奘三藏院」。牌子掛出，這裏不再稱為寺廟，而被界定為研究機構。他本人則以「顧問」身份參與其中。
通過這種方式，一個原本無法獲批的宗教空間，最終以文化機構的名義得以存續，並在隨後逐漸獲得地方部門支持。
這一次，命運的指針再次向他傾斜。
釋傳真後來這樣總結宗教的角色：在他看來，佛教，或者說宗教，自始至終都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調和劑。政府可以藉助宗教宣傳政績，也能為地方帶來一定影響。「用現在的話來講，是紐帶和橋樑的作用，從哲學來說就叫『調和劑』。宗教界人士是聯繫黨和政府與宗教信徒之間的紐帶和橋樑。」
在玄奘寺，他的會客廳里掛滿了與各級官員的合影——從地方主政者到中央要員。他處在制度之外，卻又離制度極近的位置。
也是在這一時期，他進入南京市佛教協會，成為常務理事，又進入南京市青年聯合會，擔任常委。身份不斷疊加，他的交往圈層隨之改變。
他與統戰、宗教、建設系統之間的聯繫變得愈發順暢。在城市更新、寺廟恢復、重大接待等事務中，他開始被頻繁「請出來」，承擔協調角色，甚至開始給政府官員「講課」。
2015年，南京市原市委書記楊衛澤落馬被查。彼時，有媒體披露照片稱，楊衛澤落馬前曾多次出入玄奘寺，釋傳真曾進行陪同。（圖_南京市佛教協會網站）
那幾年，一個不到四十歲的潁上青年，遇見了許多當時風頭正盛的官員、商人，以及佛教前輩，因緣際會，做了許多長談；談抱負，談理想，投契相知，也正是這些暢談鑄造了釋傳真一生的政治因果和未來的軌跡。
他提供的不是虛空澄淨的佛理，而是實用的處世哲學。
比如，南京某官員手下嫖娼被抓，向釋傳真求教。他說，「你要抱着治病救人的心態，你單位先花個幾千塊錢把他帶出來。帶出來他心裏就有數了，他的把柄在你手裏，他出去之後永遠會聽你話；第二個，你稍微地放點小風出去，讓大家知道他曾被抓的事兒，如果他在哪個地方再講你壞話，你的人緣就來了。」
釋傳真還記得，隔壁直轄市的一把手曾到訪玄奘寺，此後又帶領一隊下屬前來拜訪。釋傳真為其總結了三條為官之道：「有文化沒文化，一定要學會聽話」「得過且過，太陽出來暖和」「做一天和尚睡一天覺——不是敲一天鐘」。
他進一步解釋，「『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是古語，但在當下的時代，敲鐘的動作一出現，便會引人注意，讓人知道深淺，只有睡覺，才能養精蓄銳，等待時機重新出發。」
釋傳真原本有一個博客，他時常在其中透露一些與政府官員的交往細節，也因此承受壓力，有宗教系統內部人士提醒他「注意分寸」。後來，博客註銷，相當長一段時間裏，這些故事都被藏在他的內心深處。其間，曾有雲南的官員不遠萬里來找他。對方帶了36隻金紙元寶和36隻銀紙元寶，逐一燒掉，但只是沉默，不發一語。
在《南方周末》的報道中有一則趣聞。在和彼時的南京市委副書記、市長季建業的交往中，釋傳真送給對方一個鞋拔子，意喻為「提拔」。結果，幾天後釋傳真一進市政府門，門衛就誇讚他，說這個鞋拔送得好。原來，季市長一大早就被「提拔」走了，被中紀委「提拔」到黨中央去了。
事實上，在釋傳真送出去的這根鞋拔子上還寫着幾個字：生活的好伴侶，仕途的好幫手。
他說，自己當時就想着抓緊時間做事。「趁着領導都在位，要趕快抓緊時間，多為社會、為佛教做一點事情。如果這個領導調走了，你才來個新領導，再溝通要花費很多時間。」
正是季建業落馬的2013年前後，釋傳真感受到明顯的變化：一是反腐加劇，許多熟識的官員被調查；二是佛教內部的醜聞頻繁曝光——永信法師事件、福建和尚集體吃喝、假和尚等問題接連出現。
2015年1月16日，南京原市長季建業涉嫌受賄案在山東煙臺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圖_網絡）
「社會對僧人的態度，也變了。」
榮譽與悲哀都繫於時代。有時被時代選擇，有時被時代拋棄。而這一切，也為後來那場以牌位為導火索的風暴，埋下了綿長的伏線。
「三個第一」的和尚
在進入官商網絡之前，釋傳真已是一名不斷突破僧人邊界的人，就像他選擇出家，用釋傳真的說法，不是四大皆空看破紅塵，他其實是有所求的。
1968年，李義將出生在安徽潁上普通農戶家庭，家中弟兄姊妹七人，他排行第五。少年時他勤奮好學，高中進入當地最好的潁上一中就讀，曾擔任班長和學習委員。
可貧困和疾病並行——關節炎、神經衰弱困擾着李義將。高二那年，他不得不停學，也正是在那段日子裏，他去上海打過工，還異想天開地跑到北京求學。他一邊賣油條，一邊到北京教育學院旁聽，但坐進教室就睡着了。
生存不保，李義將只好回家。可家裏還是破草房，幾個哥哥條件也不好。於是，李義將跟母親說，「讓我出去出家，做個和尚吧。」
他先去的河南登封，希望投靠同是潁上人的釋永信，但沒有見到。在一位武僧的指點下，意識到尚武的少林不適合自己：「你是白面書生模樣，去南京棲霞寺佛學院更合適。」武僧還給了他一封信，讓他帶去求見慧監法師。
初到棲霞寺，方丈慧監問他出家的原因。李義將說了三個詞——「求生、求學、不被餓」。
但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棲霞寺只有50個正式編制名額。這些編制不僅意味着僧人的身份被官方認可，也意味着從「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
編制帶來的不僅是宗教身份的合法化，還直接關係到生計保障。成為正式編制人員後，每個月可以固定領取幾十斤大米和相應數量的糧票。
當時，許多老和尚陸續回到棲霞寺。按他的說法，九成以上都是「文革」時期還俗、在社會上生活過多年的僧人。改革開放後，隨着宗教政策恢復，這些人又被重新請回寺廟。但這些僧人中，不少人在社會上已經成家，有了妻子和孩子，也把世俗社會中的關係模式與利益邏輯帶進了寺廟。
由此，棲霞寺呈現出一種魚龍混雜的狀態——既是宗教場所，也是一個充滿現實利益博弈的複雜空間。李義將的到來，被寺廟裏的不少僧人理解為「動機不純」「六根未淨」，覺得他只是想要脫離鄉村，到城市裏混日子。
但慧監還是保住了他，安排他在寺後門看門，既未剃度，也沒有正式身份，但他利用值守之機偷聽課程，自學佛學。1987年，李義將花7毛錢在寺外理髮店剃了光頭，向師兄借來僧袍和鞋襪，當眾跪在慧監面前。
李義將自此轉身，成了釋傳真。
1989年，還在佛學院就讀的釋傳真便顯露出與眾不同的一面。一筆原本用於改善僧人伙食的香港善款，被挪作他用。得知此事後，釋傳真帶領同學發起罷課。事件時間正值學運，在當地引起不小風波，佛學院對學生處置不一：部分學生被開除，釋傳真則在慧監的力保下背上記過處分。
如今回憶起來，他說，「慧監師傅真的是我路上的貴人，如果不是他，我的路根本走不下來，一次次的開除風險，都是他保護了我。」
1990年從南京佛學院畢業後，釋傳真最先執着的是兩件事：拍電影、讀大學。
拍電影的念頭，來自早年的方外歲月。他回憶，剛到棲霞寺時，師父慧監每天夜裏讓他挑水到房間，然後講故事。一次，慧監講到1937年冬天，棲霞寺寂然法師率寺內眾僧人庇護兩萬四千名難民的真實歷史。聽完後，釋傳真說自己下定決心，要讓世人知道這段歷史。
但師父告誡他：「時機未到。你哪怕是一條龍也要趴着，等到將來你的翅膀硬了，因緣成熟了，你再爬起來。」
在1991年秋天，在報上看到了南京大學成人高考招生的消息後，他將志向暫時轉向讀書，他要考南大的成人大學。
他先進到歷史系，然後向校方申請到中文系和作家班做旁聽生，1995年獲成人大專文憑。2000年再次進入南京大學繼續教育學院成人進修班進修，攻讀哲學研究生。
僧人讀大學是首開中國先河之舉，他在南大校園的出現曾引起好生一番轟動。他走在校園裏，同學前後左右圍成一個圈，把披着袈裟的他圍在中間。去食堂打飯，還有人跟着他，想要看他吃不吃肉。如果和女同學走近了，就有男同學說他凡心不褪。
讀書並未讓釋傳真投入全部精力。在南大期間，他還在準備寫劇本《棲霞寺1937》。題材是現成的。
2005年，恰逢抗戰勝利60周年在即，他趁陪同領導參觀講解時，反覆提及拍攝電影的設想。有一次，他當場從僧袍里掏出劇本，說：「領導，我劇本都寫好了，就是沒錢。」他把慧監的故事又複述了一遍。
聽完後，一位省級領導當即轉頭對隨行幹部說：「這是好事，你們要支持。」他用類似方式爭取過多位領導支持，獲得省級批文，政府還為電影拍攝共撥專款150萬元。但影片預算高達980萬元，他不得不四處「化緣」拉贊助。
除此之外，要拍電影就得有公司。他註冊了一家三藏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他自己是法人代表。公司成立之後，就不斷有募捐款項進入賬戶。
為了拍攝電影，他還去了幾次台灣，和亦曾在棲霞寺出家的星雲大師聊了很多。「一方面想請求他的支持，另一方面是為了兩岸和諧、愛國的精神傳遞。本來星雲也想參與，最後因為各種原因沒成。但因為這些交往，後來星雲來南京，也是我在中間牽線搭橋，相當於做了統戰的工作。」
多年努力後，2006年，《棲霞寺1937》首映式在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多位副省級幹部及國家宗教、電影系統高層出席。如今在豆瓣上評分8.2的這部片子，曾經為他帶來了諸如《中國青年報》等重要媒體的報道。
那是一個屬於媒體的時代，釋傳真懂得如何成為輿論焦點。譬如，2005年10月，他報名參加南京市宗教局副局長的公開選拔，這在當時幾乎是一個媒體事件。他還召開了新聞發佈會，主動通知南京十多家媒體，並將消息傳至省外論壇。
「當時說南京的媒體不讓發這個報道，後來我跟一個熟悉的記者說，和尚考公務員這麼好的新聞不發太可惜了，你可以跑到網吧，用匿名發到論壇也可以。還有你不要在江蘇發嘛。所以最後這個消息，還是出去了，新加坡《聯合早報》，還有上海《新聞晨報》都發了。」
最終釋傳真卻沒有參加考試。各中原因，說法不一。按《南京市2005年聯動公選領導幹部簡章》的規定，競爭市級機關副局級領導職位的條件是：須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還有其他任職資歷要求。只單學歷這一項，釋傳真就不合格。他被國家認定的最高學歷是成人進修的大專文憑。
但釋傳真其實是不在乎的。他說，讓俗世的人看到和尚也有思想、能力，就夠了。畢竟，因為這個考公務員的風波，他上了知名電視談話節目《魯豫有約》。
釋傳真自稱：「第一個考大學的和尚、第一個考公務員的和尚、第一個拍電影的和尚。」
在他看來，僧人入世是必要的，「要做事，就要錢，也需要有權力的人支持。」出家前，他想當記者、寫小說；出家後，他想拍電影、讀大學、建寺廟——這些幾乎都實現了。
令釋傳真遺憾的是，由他籌拍的另一部電影《三藏塔1942》曾在2017年前後開機，但因資金問題及團隊糾紛，最終未能完成製作。
2017年，釋傳真出席抗日電影項目《三藏塔1942》的開機啟動儀式，這是他籌拍的第二部電影。（圖_網絡）
墜落之後
這些熱鬧的過往逐漸遠去，如今身處金光禪寺的地下室，時間變得緩慢而單調。釋傳真偶爾會想起過去的日子：古樹下的方丈室、香客絡繹不絕的景象、他自己微笑着迎接官員和訪客的畫面。一切都仿佛隔着一層厚重的玻璃，觸不到，摸不到。
他的思緒常常回到玄奘寺地藏殿的往生牌位事件上。吳啊萍、牌位、撤除、官方通報……這一切曾經交錯複雜，現在仍在他腦中反覆重演復盤。
根據他的說法，玄奘寺出事之前，發生的許多事情都有蹊蹺。
他覺得，自己是因為之前在2018年前後重修地藏殿的時候，得罪了當時分管城建的某位市領導。那位領導的居住地就在九華山邊上，但重修的工程車擋住了領導的進出，施工的噪音也讓領導難受，雙方鬧得很不愉快。後來，釋傳真抓到了那位領導經濟上的問題，寫信到了中央去舉報。
「後來，他被抓進去待了一年多。但他的關係網還在，就一直盯着我，等我出事想辦法扳倒我。」
他還記得，自己曾收過來自澳洲的外國弟子。該弟子在晨練時，發現玄奘寺後山存在賭博場地，並有官員出入，隨後引發了一些麻煩。
與此同時，讓釋傳真覺得弔詭的事還有很多。比如，牌位事件之後，宣佈取消他住持位置的不是宗教局，而是街道辦。
南京玄奘寺牌位事件後，多地佛教協會發函，要求轄內佛教活動場所開展供奉牌位自查工作。（圖_網絡）
事件一出，他的經濟問題也立馬被擺上了台面。地藏殿重修涉及他化緣而來的1500萬企業捐贈善款，但現在地藏殿被夷平後，捐贈的企業把他告上法庭，認為釋傳真存在挪用資金行為，要求其返還款項。
網絡上，還有人開始梳理釋傳真的商業版圖，稱他曾關聯多家企業，並擔任部分公司的法人代表。同時，南京玄奘寺過往的法律糾紛也被重新翻出。
其中一宗發生在2018年。南京玄奘寺與深圳市成輝投資擔保有限公司因建設工程合同糾紛對簿公堂。該案曾被部分輿論質疑為「以維修名義套取資金」。
裁判文書的信息顯示，雙方早在2014年簽署投資協議，約定共同推進玄奘寺修復擴建項目，一期工程金額暫定3000萬元。深圳成輝隨後支付首期保證金300萬元。但由於項目方案未獲主管部門批准，審批手續無法完成，工程最終中止。法院認定，合同無法履行的責任不在投資方，判決南京玄奘寺返還保證金150萬元。
天眼查信息顯示，目前與釋傳真關聯的企業共有7所，其中南京三藏精匯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與南京誠之堂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禪那文化傳播分公司，都是為拍攝電影所用，且現已註銷。至於其他現在還存續的公司，他說，「也沒做什麼犯法的事情。」
後來，在被軟禁期間，他因病住院，病床上卻不讓寫「釋傳真」和「李義將」的名字。他向看守人員表示自己有權書寫姓名，但這一要求未被理會。
事後回憶，釋傳真說，在牌位事件爆發約兩個月前，已有信徒提醒他注意風險，稱可能有人要對他「動手」。「我實際上已經很當心了，但沒用。」
去年12月，玄奘寺又拉起了施工圍欄。按一位景區管理人員的說法，此次重修是為了以更好的面貌接待遊客。但在說完這番解釋後，他又補充道：「當年那件事鬧到現在都沒消停，是南京人的恥辱。」
至於地藏殿，如今從山頂望去已是一片平地，上面稀稀疏疏長着不高的青草。釋傳真看着照片指着說，「就是這裏，心血都被毀了，幾千萬修的。」
現已被拆除的地藏殿原址（圖_葉豐/攝）
那天，日落後的玄武湖，湖水灰黯，連樹色也難辨。
「總之，南京的政治生態很複雜。」他在回憶中說，「領導換得像走馬燈，抓起來的、調走的、出事的，十年間換了十一個市長、市委書記。」他覺得，自己和其中的很多人走得近，也得罪過不少人。
「我以前能應對各種複雜局面，」他輕聲說，「但這一劫，不是靠智慧和經驗能解決的。」
2月初，在釋傳真的再三申請下，有關部門應允他於除夕當晚回到潁上探親過年，但要求保持通話暢通，也不能與外界聯繫。
「其實看守我的人也都不容易，（對方）私下也說，要不是為了完成任務，也不想這樣天天耗在這裏。」
在公眾記憶中，釋傳真已經被定格在「牌位事件」的標籤之下，從他自己口中的「愛國僧人」變成了「國恥僧人」。
電影《棲霞山1937》中有一幕場景：保護平民的志海法師出現在一個大型公審的平台上，因拒絕交出難民，最終被日本人一槍打死，鏡頭鎖止。
而如今的釋傳真——這位曾經頻繁出入公共舞台、習慣於解釋世界的方丈，成了一個被隔離在敘事之外的人。關於他和吳啊萍是否無辜，是否應為一切承擔全部責任，關於人們心中是否仍存寬容與慈悲，答案或許早已不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