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徐魯青
編輯|李欣媛
OpenClaw熱潮下，人們紛紛排隊安裝龍蝦。總有人告訴我們，算法將高速處理信息，把人帶進一個更輕鬆的世界，龍蝦熱潮點燃的也是這一熟悉的承諾：自動化最終會讓我們不用工作。
然而在特雷博爾·朔爾茨看來，自動化從不解放勞動者，正因此，他在《歸我們》一書中着重討論了「所有權」，也是後工作時代急需回答的問題，當 AI接管越來越多任務，這套系統究竟歸誰所有，又由誰來決定它如何運轉？
朔爾茨是「平台合作主義」（platform cooperativism）概念最早的提出者之一，他反問：如果政治領域需要民主，為什麼工作場域可以例外？在《歸我們》一書中，他把目光移向平台的所有權與治理，並寫下了過去十多年間已經發生、卻很少進入主流敘事的嘗試。在一些平台合作社裏，有的配送員試着共同擁有配送平台，有的社區自己決定數據如何使用，也有一些照護和出行行業的勞動者，正在摸索更公平的組織方式。
合作社與企業不同的是，後者的所有權和決策權，通常掌握在少數合伙人手中，而合作社強調的是由成員共同擁有，通常實行「一人一票」，並讓收益更多回到實際參與勞動的人手中。這種形式並不像想像中那麼邊緣，根據國際合作社聯盟的數據，全球目前有約300萬個合作社，覆蓋全球約十分之一的就業人口。西班牙的蒙德拉貢合作社就擁有兩百多家企業和超過七萬名員工，是西班牙第十大企業集團。
朔爾茨試圖追問當下被視作理所當然的經濟秩序是否真的「別無選擇」？在生成式AI迅速擴張，數據權力進一步向少數公司集中的今天，這個問題顯得更加迫切了。對此，界面文化與特雷博爾·朔爾茨談了談平台合作社的現實實踐、AI時代愈發集中的技術權力，以及在平台資本主義之外，人們是否還能重新想像另一種經濟方式？
01從「別無選擇」到另一種制度想像
界面文化：為什麼會寫《歸我們！》這本書？
特雷博爾·朔爾茨：這本書並不是從一個抽象理念出發，是來自我長期的實踐經驗。過去十多年裏，我持續參與並推動「平台合作主義」的具體項目，在不同國家與數百個合作組織一起工作，不斷經歷失敗和重新嘗試，《歸我們！》正是寫於這些現實過程之中。
我與大約一千個合作組織有過直接合作，希望藉此重新梳理數字經濟中關於所有權、治理與勞動的討論。更重要的是，我想反對一種被反覆灌輸的觀念，仿佛現有的經濟結構是一種「別無選擇」。
在很多地方，我看到人們正在極其有限的條件下，努力搭建不同的路徑。比如開普敦那些不斷重新組織起來的出租車司機，或是墨西哥沿海一些漁業社區，他們在思考，數據究竟能不能真正服務本地家庭，而不是只被外部平台抽走。這樣的實踐也許並不宏大，卻真實存在，而且長期沒有被看見。
界面文化：你提到人們總覺得主流的政治經濟想像是「別無選擇」，你覺得哪些假設最常被視為理所當然？
特雷博爾·朔爾茨：一個被默認的前提是，好像只要談到規模，就一定要中心化。似乎大型系統只有依靠自上而下的層級治理，才能高效運轉。分佈式或聯邦式治理，往往還沒被認真討論，就先被視為低效，或者過於理想。我擔心正是這種想法，讓我們過早放棄了別的可能性，比如合作社式、或者多中心的制度設計，它們未必不能在大規模條件下運轉。
第二個常被默認的前提，是創新主要依賴資本配置，尤其是風險投資。久而久之，「獲得風投支持的公司」就成了技術發展的標準答案。但我們很少認真去想，互助社、合作社是否也可能帶來另一種創新路徑，以及另一種分配結果。
還有一個更隱蔽的前提，是主流想像總傾向於把人理解成消費者、僱員或股東，而不是制度的設計者。這種限制是認知性的，當我們對自身能改變什麼的想像不斷縮小，制度的多樣性也會隨之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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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文化：大多數讀者都不太清楚你說的」平台合作社「是什麼，可以解釋一下嗎？
特雷博爾·朔爾茨：平台合作社也是一種數字平台。表面上看，它和我們熟悉的打車軟件、外賣平台沒有那麼不同，同樣有 App、算法和撮合系統。真正不同的地方在於「所有權」，也就是誰擁有它，以及由誰決定它怎麼運轉。傳統平台通常由外部股東控制，平台合作社則更多掌握在真正使用它的人手裏，比如勞動者和用戶，或者兩者共同參與。
這些年，全球的平台合作社已經覆蓋大約120萬名勞動者，尤其在清潔、照護和配送這些行業。它不只是一個理想化的想法，在一些案例里，勞動者的收入可以達到主流平台的兩倍，還擁有更穩定的排班、以及對平台規則的發言權。勞動者不再只是被管理的人，而是可以直接參與決定平台怎麼運行，比如價格、數據，以及未來往哪個方向發展。他們不是只能等待政府來改革平台規則，而是在現實中先把另一種更民主的經濟關係實踐出來。
舉個例子，西班牙格拉納達的Givit配送合作社（Givit Delivery Cooperative），是一家由工人共同擁有的配送平台，已經可以在較大規模上提供「最後一公里」快遞服務。到2025年，它每月配送訂單超過20萬單，擁有900多名活躍工人社員。和典型的零工勞動不同，這裏的工人是僱員身份，有社會保障，收入也更穩定。
合作社之所以在公共視野里顯得「不起眼」，並非因為它們真的無足輕重，是因為它們很少進入商學院、法學院和主流商業敘事，用葛蘭西的話說，這是「常識」被塑造的結果：某些經濟形式被不斷講述、被視為天然合理，另一些可能性則慢慢退出了人們的想像。
但不顯眼不等於邊緣。全球大約有10%的勞動力在合作社中就業，它們也一直在現實中改善着數以百萬計人的生活，之所以經常被描述為「缺乏競爭力」，更多說明的是一種主流敘事的成功，而不一定是事實本身。
界面文化：聽起來是很理想的組織方式，但它們在現實中具體是怎麼真正實現的？
特雷博爾·朔爾茨：這就涉及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平台合作社在法律上並沒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固定形式。它更像是一組還在不斷摸索中的法律和組織實驗，會根據所在行業、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法律環境，以及具體使用的技術而調整。
在一些地方，它就是比較傳統的工人合作社；在另一些地方，它會把合作社所有權和LLC（有限責任公司）這樣的公司結構結合起來。還有一些會同時設立非營利機構，引入「託管式所有權」機制、基金會，或者和公共部門合作。也就是說，它並不是只有一種標準答案，是在現實條件中不斷尋找可行的組合。
到了數據和AI治理領域，這種混合形態會更加明顯。我們已經看到「數據合作社」開始出現：成員把自己的數據匯集起來，把它當作一種共享資源，集體決定這些數據如何被管理和使用。瑞士的MIDATA就是一個例子。在這個體系里，公民可以在民主監督下，共同決定自己的健康數據如何被用於科研和AI開發。
與此同時，圍繞去中心化自治組織（DAO）的實驗也在繼續。它是一種基於區塊鏈的治理形式。的確，有些 DAO帶有很強的投機色彩，但也有一些在認真探索：能不能把合作社的原則，比如共同治理、成員控制，寫進代碼之中。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的是，各種所有權結構正在相互交織。合作社原本強調的「一人一票」、民主控制、盈餘返還成員等原則，正在和新的技術工具結合起來，比如密碼學治理、聯邦式雲基礎設施，以及數據託管機制。換句話說，平台合作社並非一張靜態藍圖，是仍在展開中的創新現場。
當地時間2026年2月5日，印度新德里，印度內政與合作部長阿米特·沙阿在 Vigyan Bhawan推出印度首個合作制網約車平台 Bharat Taxi，印度合作國務部長克里尚·帕爾·古爾賈爾、合作與民航國務部長穆爾利達爾·莫霍爾等人出席活動。（圖片來源：視覺中國）當地時間2026年2月5日，印度新德里，印度內政與合作部長阿米特·沙阿在 Vigyan Bhawan推出印度首個合作制網約車平台 Bharat Taxi，印度合作國務部長克里尚·帕爾·古爾賈爾、合作與民航國務部長穆爾利達爾·莫霍爾等人出席活動。（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界面文化：你在十多年前就提出「平台合作主義」的概念，今天再提這個概念，你覺得它有了什麼變化？
特雷博爾·朔爾茨：早年很多人相信，合作社平台可以成長為下一個谷歌或蘋果，今天看，這樣的期待已經不現實了。真正重要的問題不是神話為什麼破滅，是神話退場之後，人們在現實里還能做什麼。
過去十年，成千上萬的組織一直在嘗試不同的平台合作模式，其中逐漸沉澱出一些相對穩定的實踐。真正可行的路徑，往往不是純粹的理想模型，是各種混合型方案。比如在印度，由合作部推動的Bharat Taxi，依託社區所有的平台技術，已經吸納了大約十萬名司機。類似的嘗試，在里約熱內盧的市屬網約車項目中也能看到，即便有些合作社仍以分包商形式存在，它們依然盡力保留集體所有、民主治理和勞動者保護這些核心原則。
另一個經常被忽視的問題是，平台合作社不能被孤立來看。它們只有被放進一個更大的支持系統里，才更有可能長期存續。比如共享的數字基礎設施、技術支持、制度資源，都會影響它能走多遠。這也意味着，合作不能只停留在平台表面，要延伸到它背後的供應鏈和更廣泛的協作網絡中。
02 AI基礎設施背後，真正的問題是所有權
界面文化：「所有權」是你在書中反覆強調的核心問題。互聯網平台往往被看成是中立的平台，為什麼它背後的「所有權結構」，長期沒有被當作一個核心問題來討論？
特雷博爾·朔爾茨：技術從來不是中立的。互聯網本身就起源於美國的軍事項目，它從一開始就不只是工具，也是一種治理方式。數字系統看上去只是幫助人們行動，但實際上，它們會把一些政治選擇寫進代碼里，進而影響人們如何行動。
朗登·溫納在《技術物具有政治性》中很早就指出了這一點。到了今天，這個判斷已經變得更加直觀。少數大型科技公司高度集中的權力，正在決定數字世界的規則。比如，一些AI系統會系統性地過濾某些政治議題，這往往是治理邏輯本身的體現。也正因為如此，所有權問題不能再被繞開，因為一個人不可能真正改變一套自己既不擁有、也不控制的系統。
到了人工智能時代，這種集中趨勢只會更明顯。今天，全球約三分之二、幾乎所有AI系統所依賴的雲基礎設施，掌握在亞馬遜、微軟和谷歌三家公司手中。當像英偉達這樣的企業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塑造人們獲取算力的方式時，所有權就不再只是一個抽象概念，是基礎設施層面的直接權力。
界面文化：說到這一點，你覺得現在的生成式AI會不會改變平台勞動？
特雷博爾·朔爾茨：生成式AI並沒有真正改變平台勞動，它只是讓這套結構變得更難被看見了。
早期的眾包勞動者無論身在何處，時薪通常只有一到兩美元。今天這種模式並沒有消失，只是更系統地轉移到了全球南方——大量數據工人仍以相近的報酬，支撐着今天被稱為「人工智能」的系統運轉。換句話說，AI經濟依舊建立在大規模、低報酬、分散且隱形的勞動之上，只不過外面套上了一層更新、更具未來感的技術敘事。
界面文化：你覺得未來的AI基礎設施，有可能由合作社或公共機構來擁有和治理嗎？
特雷博爾·朔爾茨：這是我現在最關心的問題之一。現在的情況是，技術資源和決定權大多集中在少數大公司手裏。從算力、數據到平台系統，真正掌握這些東西的人很少，但成本和風險，卻不斷被轉嫁給下面的人，比如勞動者、數據工人，或者那些依賴平台生活的人。維繫整個系統運轉的人，往往最沒有話語權，也最不容易被看見。
所以我提的「團結堆棧」，並不是某一個具體平台，更像是一種重新組織AI的思路。比如，算力設施可不可以由社區共同擁有？數據可不可以不再被平台單方面提取，是由使用者共同決定怎麼管理？AI產業鏈上的工人，能不能擁有更多權利，甚至擁有一部分所有權？
這裏最重要的是不同機構能不能協同起來，形成一種更穩定的合作關係。這些嘗試現在還在早期階段，但已經有一些實踐在出現了。它們至少說明，AI並不一定只能按照今天這條路來發展。
比如，瑞士的Apertus很能說明「公共AI基礎設施」這條路的可能性。這個模型由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洛桑聯邦理工學院和瑞士國家超級計算中心共同開發，它被明確定位為一種面向公共利益的開放模型：模型架構、權重、訓練數據和方法都儘可能公開，運行也依託公共研究基礎設施，不是完全建立在商業閉源體系之上。還有法國的LESTAC，它代表的是「地方治理型 AI」的方向，並非由全球平台統一提供，而是在城市或地區尺度上，由公共機構和本地夥伴共同試驗、共同管理。
這些條件其實並不是完全不存在。真正難的是怎麼把它們連起來，變成一個能長期運轉的整體。這也是我接下來想繼續思考的問題。
界面文化：如果從平台合作主義倡導者的視角出發，反思當今主導性的經濟體系，你認為最核心的問題是什麼？
特雷博爾·朔爾茨：平台往往在策略上把自己定義為「科技公司」，而非「勞動公司」。它們將自身描繪成中立的技術中介，以此規避勞動法約束，也迴避本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與此同時，平台資本主義不斷把本應由企業承擔的成本向外轉嫁。過去十年間，不少與勞動和交通相關的法律都被重寫，以適應Uber這類平台公司的擴張。傳統工會面對這種由App中介的勞動關係，也很難找到有效的組織槓桿，更難建立起持久的團結。平台勞動的一大特徵，就是將勞動者不斷個體化、彼此隔離：他們沒有共享的工作空間，班次彼此錯開，算法管理機制本身也在壓制同伴之間的交流。久而久之，孤立會侵蝕信任，集體行動自然也更難持續。
最終帶來的，不只是收入不平等，更是能動性的不平等，人們正在失去共同塑造日常技術系統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