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北京街頭的便利蜂門店。（視覺中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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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悄悄拍攝行人，算法指揮員工：便利蜂的「系統」是否越界
作者：羅真真
發表日期：2026.1.29
來源：微信公眾號-南方周末
主題歸類：大數據
CDS收藏：公民館
版權說明：該作品版權歸原作者所有。中國數字時代僅對原作進行存檔，以對抗中國的網絡審查。詳細版權說明。
王曉路更像是系統的「工具人」，工作考核的就是對系統指令的完成情況，人人抱着一台平板電腦工作，也成了便利蜂的一道獨特風景。
「表面上看，便利蜂是一家連鎖便利店，其實我們是一家數據科技公司。」
南方周末記者在便利蜂后台系統中看到，任務開始時間是2017年12月22日，也曾在統計對象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信息採集記錄中，「審核方式」註明是「視頻審核」，商務部共有三條記錄，「視頻時長」標記分別是05:37:15，06:31:48，06:47:13。
為了驗證便利蜂是否對國家部委進行了「貼拍」，南方周末記者通過內部人士提供的賬戶登錄了便利蜂后台中一個名為「黃金店鋪管理後台」系統，確認了上述信息。
便利蜂的數據庫中，類似這樣在公共區域捕捉的視頻，僅僅北京地區就有約十萬條。
文｜南方周末記者羅真真
責任編輯｜張玥
這是一場頗具科幻意味的試驗，一家名為便利蜂的連鎖經營便利店正在研發一套算法，從選址、訂貨、物流、陳列，甚至打掃衛生，都交給「系統」決策。
「系統」是便利蜂的大腦，通過一台電腦向店員們發號施令，每個任務都附有極為細緻的標準操作規範。店裏有攝像頭全方位無死角覆蓋，它們是系統的眼睛，實時監督着店員們。通過人工和AI自動識別店內的畫面，一旦不符合要求，便會自動報警。
顧客們的一舉一動也會被收集起來，成為系統的決策依據。讓人不安的是，這樣的攝像頭從店內延伸到了店外。為了建立一套智能化的選址算法，便利蜂正在悄悄進行一場大規模的公共圖像採集。
自2017年起，在長達五年的時間裏，便利蜂招募大量信息採集員將攝像頭悄悄地放在了多個城市的居民樓、寫字樓，甚至國家機關的門口，完整捕捉下當天出入的每一個人。每一個便利蜂的目標店鋪附近，都會遭到一輪錄像。便利蜂后台至少累積了數十萬條拍攝數據。
1
「系統」
早上10點，位於北京朝陽區的一家便利蜂，剛剛經歷了一波早高峰，冰櫃的台面被拿得稀稀拉拉，觸發了系統報警。「拉排面，快拉排面。」店長王曉路大聲呼叫，「系統都預警了。」拉排面，就是把貨架上的商品擺放整齊。
2021年是店長王曉路在便利蜂工作的第二個年頭，每當貨架出現空缺的時候，他都會極為緊張，報警意味着罰款。拉完排面後，商品幾乎都對不上價簽，王曉路告訴店員，「只要不空就行了」。
7－11的店長可以自行決定一瓶礦泉水的位置，可王曉路沒有這樣的權力，他必須嚴格按照自動陳列系統的要求擺放店裏近3000類商品，至少保證攝像頭裏看起來是一樣的。冷櫃裏的奧爾良雞肉飯糰賣斷貨了，只能用金槍魚飯糰補空，貨架的內部還要放庫存，看上去比其他便利店更凌亂一些。
陳列任務有它的系統要求時間，快到截止時間了，王曉路才會將貨架徹底整理一番。這一次要嚴格按照自動陳列系統推送的照片擺放，任務完成還要拍照上傳。後台有人會審核這些陳列照片，出現位置錯誤就會扣分。
便利蜂店務智能決策部的工程師陳訓武在全球軟件開發大會上曾分享過這套算法的邏輯，「最終收益只有一個指標，就是門店毛利」。這套算法會根據「歷史銷售數據」「歷史庫存信息」「節日和天氣信息」以及「門店情報系統」，來搭建銷量預測系統，預估小時、天、周、月的銷量數據。
陳列時也會考慮一些修正因子，例如「可樂在冷藏櫃和常溫貨架的銷量相差2.7倍，啤酒在冷藏庫和常溫貨架的銷量差只有1.9倍」，以及「門店執行工時」「聚類效果」等等。
門店所有的工作幾乎都離不開系統，它會通過平板電腦和廣播向店員們推送任務，每一項任務幾乎都需要拍照。一位便利蜂的店員在知乎上抱怨花費了太多時間拍照，「上貨要拍照，理排面要拍照，上班打卡拍照，下班打卡拍照，清潔任務做兩三小時，拍照至少要30分鐘」。這條帖子引發了前同事的共鳴，收到了二百多條回復。
下午6點，系統給王曉路推送了一條清掃任務。他交代店員，先要用平板電腦拍下清掃前的地面，完成後再拍照上傳，鄰近地面仍是髒的也沒有關係，不在任務範圍內。
一些清掃任務甚至要拍視頻。像貨架這樣很難通過兩張圖片判斷是否清掃了的情況，被稱為監控任務。清掃前，在平板上點擊「開始」，清掃結束後點擊「完成」，後台會有專人去調取這一時段的監控。
鮮食區的生產計劃也由系統安排，每次加熱包子或快餐時，都需要拍照，之後再點擊開始製作。過了保質期，系統會自動提醒店員進行廢棄。廢棄時也要拍照，不像其他便利店可以作為店員福利，這些廢棄品需要留給晚班覆核。
比起店長這個角色，王曉路更像是系統的「工具人」，工作考核的就是對系統指令的完成情況，他不需要對銷量負責，人人抱着一台平板電腦工作，也成了便利蜂的一道獨特風景。
2
「算法」
2017年2月14日，便利蜂在北京中關村首開了五家店。到2020年年底，它已經開出2000家店鋪。中國連鎖經營協會的數據顯示，三大日系便利店巨頭7-11、全家、羅森，在中國開出2000家店，分別用了15年、16年和23年，便利蜂只用了3年。
便利蜂執行董事薛恩遠曾公開宣佈，到2021年年底，便利蜂將開出4000家門店，到2023年預計開設10000家門店。目前門店數量仍然領先的羅森也宣佈了「萬店計劃」，完成時間是2025年，比便利蜂還要晚兩年。
7-11、全家、羅森都有加盟模式，便利蜂全部店鋪都是直營。一般來說，加盟模式更易擴張，而直營上萬家便利店，在行業里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便利蜂創始人莊辰超是一位知名的互聯網創業者，他的前一個創業項目是去哪兒網，直到2016年去哪兒被攜程收購，他離開去哪兒，創辦了斑馬投資，2016年年底拿出3億美元投入便利蜂，引起了零售業的廣泛關注。
有人在知乎提問「：便利蜂和7－11有什麼區別？」便利蜂官方回答：「表面上看，便利蜂是一家連鎖便利店，其實我們是一家數據科技公司。」
一開始，便利蜂就是奔着算法來的。2019年8月，在混沌大學（現更名混沌學園）的演講中，莊辰超分享，他曾請教過羅森和7－11中國區的第一任總經理，為什麼在中國發展速度這麼慢？對方列舉了一系列原因，莊辰超認為歸根結底就是如何標準化的問題。
他進一步解釋，日本的店鋪基本上都是標準化的，而中國很少有標準店鋪，這導致每一家店都要重新設計，僅圖紙設計就是一個極大的成本。店員和管理制度以及加盟者的素質，都給標準化製造了難以解決的困難。
便利蜂開出的藥方就是自動化，「整個便利店經營過程當中，極大地使用算法來把人給替代掉。」莊辰超說，創業之初，便利蜂就列了一張要實現全部自動化的清單，如今大部分都已經做完了。
在知乎問答中，便利蜂官方賬號曾完整描述過自己與其他日系便利店的差別：「一般便利店是通過店長的經驗來選品的，便利蜂通過抓取當地消費者在相關電商平台的消費數據、在各個社交平台的點評數據、在其他店鋪的過往銷售數據……放進公式，算收益，排名，然後選出來的。」
陳列方面，「不同的商品分別放在什麼位置，一般便利店有他們的規則和經驗，我們是通過各種商品的銷售表現、在其他相似類型店鋪的擺放位置和表現……設置了算法，定出來的。」
連店員的排班也是算出來的，「我們是根據概率論設置了算法，協助店長做出動態的安排，當一個人有突發的狀況時，系統也能快速改變接下來的排班，保證店裏的運營（特殊時期除外）」。
按照莊辰超在演講中的說法，把一個從未接觸過便利店和食品行業的人培養成一位優秀的店長，7－11需要3年，便利蜂只要6個月。所有的決策都交給了系統，店員們需要做的就是，背熟掌握多達300到400個SOP（即標準作業程序）。便利蜂用5天時間就可以完成對一個店員的培訓，這些操作手冊可以實時通過手機查看和學習。
為了確保這些SOP落實到位，便利蜂對員工進行見縫插針式的考試，入職前需要學習考試，每個月有月考，哪怕是打卡下班時，也需要完成一次答題才能夠打卡。
便利蜂店內設有餐桌，提供熱餐、蒸包及各種小吃。（視覺中國/圖）
3
「貼拍」
2021年11月17日，便利蜂一名信息採集員在商務部北院門，標記了一個採集任務。這種任務被稱為插旗任務，這名採集員在便利蜂的內部地圖上準確標記了門的位置，同時拍攝了幾張門口多角度的照片上傳到內部採集系統。
對此，便利蜂方面進行了否認，「我們找第三方調出了當時的記錄，明確根本沒有拍攝，是純人工點數。而且不是商務部門口，是在王府井商圈的位置。」
然而南方周末記者在便利蜂后台系統中看到，任務開始時間是2017年12月22日，也曾在統計對象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信息採集記錄中，「審核方式」註明是「視頻審核」，商務部共有三條記錄，「視頻時長」標記分別是05:37:15，06:31:48，06:47:13。
便利蜂的數據庫中，類似這樣在公共區域捕捉的視頻，僅僅北京地區就有約十萬條。
執行這項攝像任務的，是便利蜂最神秘的部門——信息採集部。按照便利蜂的說法，這些數據會「用於評估目標店鋪的日銷售額和障礙，判斷店鋪是否有開業的價值」。
劉向龍是便利蜂的一名信息採集員，每天早上七點前，他會趕到目標地點，用一根晾衣架嫻熟地將攝像頭放到一塊路牌上，鏡頭正對着某小區的出入口。
按照來自總部的指令，目標店鋪附近、一平方公里以內的小區、學校、寫字樓、培訓機構、醫院以及政府機關，都要進行拍攝。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種攝像在便利蜂內部有個專門的名字：貼拍。
便利蜂信息採集員培訓文件截圖
進入一座城市之前，便利蜂首先會派出信息採集團隊，按照城市人口選定相應比例的寫字樓進行無差別拍攝，這一輪地毯式的貼拍被稱為「預采」。這一輪採集的寫字樓，完全是隨機選取。
進入這座城市後，會開始有針對性地「新址採集」，以目標店鋪為中心，附近範圍內的所有設施要素都要拍，具體範圍由負責選址開發的運營部門劃定。這些設施要素包括酒店、醫院、學校、培訓機構、購物中心、專業市場、政府機構、電影院、健身房、底商、酒吧、網咖、會展中心、體育場館、音樂館、劇場劇院、青少年宮、KTV、其他（如地鐵出入口）。
開店前便利蜂會進行預采和新址採集，開店後還要進行「專題拍攝」或複測，要求是保證所有的拍攝數據每年都能更新。所謂的專題拍攝就是，「開店後店鋪銷售如果沒有達到預期，就要全都重測一遍。」劉向龍說。
對寫字樓進行專題貼拍時，時間要求是工作日7：00—22：00。進行新店選址貼拍時，要求時間是工作日7:30-11:30的完整視頻。「貼拍」之前，先在便利蜂的系統地圖上標出拍攝對象的準確位置，同時調查一些相關信息。
一些城市擴張過快的時候，就會進入「會戰」模式，其他城市的採集員會來支援。便利蜂採集主管包威爾向南方周末記者講述，在參加「北京大會戰」那段時間，練就了一身貼拍的本領，無論保安多麼嚴格的寫字樓，他都能找到突破口，「這世上就沒有我進不去的寫字樓」。
便利蜂信息採集的SOP文件顯示，需要進入寫字樓內部，拍下樓內的水牌、樓層數、對樓內流動人口進行統計。選取一定比例的樓層，一一推門，確認樓內的入駐率和樓層業態。地下車庫也需要拍，統計出車庫實際的停車數量。一個標準的寫字樓插旗備註需要寫上：有無車庫、樓層數、空置率、樓內辦事機構上班時間和其他商業業態。
「貼拍」涉及一些位於北京的政府機構門口的拍攝，起初包威爾不太相信，直到看到了後台數據才確認。這些數據包括商務部、交通部、國家旅遊局、國家文物局、海關總署等。部分央企、銀行，比如中石油、中國進出口銀行等也在其中。北京寫字樓的數據是這些數據中最為龐大的一項，幾乎實現了對北京五環以內所有辦公樓的覆蓋，這項數據的總量高達約43000條，上海只有北京的一半，約20000條。
南方周末記者就此事向便利蜂公關人員進行核實，對方對此予以否認，「這絕不可能，我們沒有必要啊」。該公關人員甚至否認採集了周邊的人流信息，同時強調「對國家部委進行偷拍的說法，我們堅決否認，絕不可能」。
南方周末記者在招聘網站找到了大量便利蜂官方招聘賬號招聘信息採集員的信息，對該崗位的工作內容有如下表述：「負責在商圈門口，放置攝像頭（一天可以放七八個，早上放，晚上收回），拍攝人流量視頻，拍攝視頻早7點晚9點，公司提供攝像頭。」
為了驗證便利蜂是否對國家部委進行了「貼拍」，南方周末記者通過內部人士提供的賬戶登錄了便利蜂后台中一個名為「黃金店鋪管理後台」系統，確認了上述信息。
此外，南方周末記者還掌握了大量便利蜂內部對信息採集員的培訓文件和操作規範文件，驗證了上述說法。
這些文件顯示，住宅小區是另一個重要的拍攝對象，劃定範圍內所有小區的所有出入口都要拍。不僅如此，還要對小區進行詳細記錄，包括戶型、層高、戶數、社區檔次等。最重要的是要統計小區的入住率，入住率需詢問房產中介、物業、保安、居民中的任意2個，並將入住率結果作對比，如兩者答案相差不超過20%，可按照詢問結果錄入；如相差超過20%，需向第三方詢問。其中，入住率詢問來源、比例說明需寫入備註。小區貼拍時間是周中的一天，7-22點的數據。
後台數據顯示，便利蜂在小區貼拍數據，北京共計近35000條，上海近13000條，每個小區一般有兩到三個門口，部分小區可能還會每年更新數據。
便利蜂進入的每一座城市，包威爾幾乎都去過，「北上廣深套餐都吃過了」。內部將支援過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的，戲稱為「吃過北上廣深套餐」。
貼拍中，他也發現了這些城市的另一面。拍攝難度最大的不是北京而是深圳。廣州和深圳的工價也最高，「比北京、上海每小時能多出一塊錢，原因第一是難拍，第二是容易丟」。
對包威爾和劉向龍來說，這個工作最大的難度就是保住安全。一旦有人報警，他們最長得在派出所待夠48個小時，等待公司的城市經理或政府公關來營救。再者就是丟設備，包威爾說，「每次去收設備都像是去和美女約會，你永遠不知道結果是什麼」，如果設備放得太低或太過明顯，都可能會被人拿走。所有採集員每個月只允許丟10%的設備，多出的部分，「一個要罰我們300塊錢」。
劉向龍的工資採用的是工時制，每小時是6.5元。他估算過完成一個項目，僅信息採集和審核方面的支出大約是6000元，這個成本並不高。
包威爾在北京工作時，白天經常會遇到大爺大媽，可半夜或清晨還是安全的。廣州和深圳不一樣，這裏夜生活豐富，街上幾乎時時刻刻都有人，「領地意識是最強的」。特別是深圳，保安都醒得很早，還特別負責。
上海是最容易拍的城市，哪怕上班高峰期也可以來放設備，把攝像頭放到3米以上基本上就不會丟，「大家都沉浸在自己的手機裏面，哪怕路過看見基本上也不怎麼管。」包威爾說。
這些內部文件還顯示，根據貼拍對象的不同，拍攝時間也不一樣。寫字樓、小區、醫院、大學、培訓機構、購物中心、專業市場都需要拍攝兩天，周中一天加上周末一天，7-22點。政府機構是選周中一天，7-18點。
每次拍攝結束之後，需要立刻通過「閃送」將內存卡送到公司在各個城市的接收點。這些視頻會經過兩次審核，如果遮擋超過15分鐘，就要重拍。
區域內最細緻的，是對競爭對手的貼拍。7－11、全家、羅森，都是默認的「強競對」，各個城市還會有一份「弱競對」名單。
除了要拍攝「競對」在工作日7－22點的視頻，還要實地去貼拍。走到門口，劉向龍先要用手機的測距儀測量門頭招牌的尺寸。走進店面，要記錄下店內所有的設備，例如貨架、冰櫃、收銀機、香煙櫃、桌椅、蒸包機、關東煮、炸品櫃等等，手繪出店內設備的陳列圖紙。
像收銀機還需要標明，是一個屏幕還是兩個屏幕。如果有桌椅，要寫清楚支持幾人入座。貨架需要寫清楚高度。為了得到「競對」門店準確的經營總面積，需要一塊塊數清楚店內沒有設備陳列區域的地磚數量，還需要填寫「地磚長」「地磚寬」。
「競對」的貼拍時間根據所處的商圈決定，如果是辦公商圈，只測工作日。如果附近有居民樓，則要測兩天，工作日一天，周末一天。靠近地鐵口、旅遊景點類及規劃專員指定的商圈項目，則需要在工作日測兩天，周末測一天。對「競對」的拍攝中，還有一項專門的工作，名為「抄品」，信息採集員會偷偷潛入「競對」的店鋪，對全店的價簽進行偷拍。包威爾發現7－11的員工對他們的行動似乎已有察覺，全家和羅森還沒發現店員有所警惕。
包威爾在後台看到上述這樣的「競對」店鋪數據，北京約有2300條，上海約有1700條，廣州約有800條。附近有居民區的「競對」店鋪，會生成2條數據，商業區店鋪只有1條數據，部分「競對」店鋪每年還會覆核一次。
幹了幾年了，包威爾感覺有點患上了「職業病」，走在街上散步時，眼睛會習慣性地去觀察哪裏適合放攝像頭。
便利蜂專門用於貼拍的攝像頭（南方周末記者羅真真拍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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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術」
包威爾好幾次貼拍被發現，甚至被帶到派出所詢問，他在信息採集部的其他同事很多也有類似經歷。一般情況下，問清楚目的之後，批評教育一番，警察就會把人放了。
多位採集員向南方周末證實，這樣的情況普遍存在。為此，便利蜂還會培訓專門的話術進行應對。其中有人提供了一段內部培訓會議錄音，在該錄音中，一位主管向他們強調，最關鍵是不能提及「便利蜂」，要說自己是在眾包平台接的採集任務。
這位便利蜂主管在培訓中表示，「如果你入職的是『好活』（一家眾包平台），就說是『好活』。入職的是『微粒客』，就說是『微粒客』」。任務的要求是「來路測×××寫字樓」。如果問到「你的上級是誰」時，就回答「我沒有上級，但是有一個培訓我的人員」，然後把公司警情專員的名字提供給警察。
其他問題一律回答不清楚，這位主管說，「在裏面說得越多就搞得越複雜，牽涉的人越少越好。之前就有人說了不少名字，導致所有的人都受了不白之冤，最終結果還是都放。」
最後他一再強調，「千萬不要一上來就把便利蜂賣了，這種警情事件對公司的聲譽商譽影響是非常不好的，一定不要說我是為便利蜂開店的。」
他還安慰道，「便利蜂成立四年，沒有任何一個人因為這件事被拘留或者怎麼樣，我們確認過這不是一個違法的事兒。」
南方周末記者檢索發現，對於公共場所的監控視頻管理，目前還沒有全國性的法律法規，只有北京市、河南省、遼寧省、廣州市、重慶市等省市出台過相關的地方性管理規定。
其中，《北京市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管理辦法》就明確：不得採集本單位範圍以外的公共區域的圖像信息，其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在該區域設置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公共安全圖像信息系統的使用單位，向本單位所在地的區、縣公安機關備案。如若違反，會對單位和主要負責人、直接責任人員處以罰款。
讓劉向龍感到隱隱不安的，還有他和便利蜂的合同模式。剛入職時，劉向龍簽的是勞務外包合同，直到2021年，參考了美團騎手的模式，便利蜂將所有信息採集員都統一註冊成了個體工商戶。「如果我工作中途出了意外，要打官司都找不到被告。」
對是否涉嫌偷拍及數據採集的來源，12月15日晚，便利蜂方面書面回復南方周末記者，「成立至今，便利蜂公司自身絕不存在『偷拍』行為，更不會主動『偷拍商圈、小區、國家部委』。」
「在信息採集環節，我司會購買第三方公司的數據服務，主要為相關區域的人流分析統計。這些數據服務，結合消費者的調研和反饋，會運用於便利蜂前期開店的選址工作。」
便利蜂還表示，「在與第三方公司合作前，我司已明確告知相關公司須嚴格遵守法律、法規，不能觸碰敏感信息，包括相關地址、公眾私隱等。我司也絕不允許第三方公司或個人利用與我司的合作，在信息採集等方面出現任何不當行為。一經發現，我司將進行嚴肅處理。」
5
「自動化」
莊辰超在前述演講中也承認過他們對數據的收集，「我們簽約實際上是沒有人工判斷的，完全不需要任何人工判斷，也沒有經驗一說」。前期花費了大量時間和金錢做了基礎信息的採集，「每一條街道、每一棟樓、每一個路口都有人流的數據，平均都測了7天，都有錄像」。
他表示，開業之前就已經開始對北京進行數據收集，北京如今已基本完成了基本數據的收集，外地都還在進行中。計劃開店的時候，只需要把周邊數據調出來就可以了。「如果說對於這個數據有疑問，可以把錄像都回放一點，比如說男性多還是女性多，穿着怎麼樣，事後都可以看錄像來完成。」
莊辰超說，便利蜂選址模型是機器學習的算法，已經不是人可以看得懂的了。他認為這個模型的科學性已從現有的店鋪成績驗證了「，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徵就是，越是新開的店銷量越高，房租佔比越低，經濟判斷越准，完全是機器在告訴開發能不能做。我們的算法還經常疊代，隨着商品不同，模型還會繼續變。」
李春華曾深入了解過便利蜂的信息採集，他如今在一家大型零售企業從事選址開發工作。對一些優質店鋪，一眼就認為這是個好位置的話，人的優勢更大一些，節約了信息採集的成本，「如果那個店鋪位置不好，我拿不準的話，這個時候數據的優勢就體現出來了」。
一位日系連鎖便利店的副總裁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便利蜂的）IT人員可能是我們的四倍到五倍。」
「它後台為什麼需要那麼多人？就是想把所有東西都自動化。」在他看來，不是所有東西用系統就一定成本更低。全部自動化非常難，因為氣候、溫度、水、周圍環境變化，可能需要的維度參數是幾十個，「而且今天你算對了，去年的數字你有了，但問題是門口突然間開挖了，突然交通把線路改了，你都可能產生變化」。
他懷疑是否值得為系統花這麼大成本。「到今天為止，日本新幹線的時間管理權是用人的，而不是用IT系統的。因為為一家企業去打造一套這麼複雜的系統，可能比人做更貴。」
他所說的這套系統指的是零售企業的ERP系統。在便利蜂，這套系統只是算法中的一部分。
便利蜂做的是全鏈條的自動化，正如莊辰超所言，「這中間一系列的環節，如果只有一個環節不能自動化，那麼前面的自動化全都是沒有意義的。」莊辰超的目標是在中國開出10萬家店，並且每家店都經營良好，如今他的每一步都是在為自動化經營做準備。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王曉路、劉向龍、包威爾、李春華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