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運動了
我得知要搞「文革」的消息,比許多同齡人都早。
1966年初春,父親從北京開會回來,一大早就興奮地打開一卷照片讓我媽看:「會議閉幕那天,周總理接見了我們。看,我就站在總理後面第三排。」
他又指着坐在第一排的兩個人:「這是孟啟予,延安新華廣播電台的第一位播音員;這是梅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就是他翻譯的。」
我正坐在一旁,細細品着老爸帶回的「義利」麵包。我是頭回吃這洋玩意兒,就像豬八戒吃到了人參果。聽他提到自己正在讀的書,連忙湊過去看。
爸爸接着說:「總理在講話中提到,國家馬上又要搞運動了。」
「哎!這回不知道又該誰倒霉了。」老媽發出一聲長嘆。
「啥是運動啊?」我問。
「運動就是三反五反、反右四清。」
「那不都是整壞人嗎?有啥可倒霉的。」我漫不經心接了一句。
我媽臉色開始變得凝重:「小孩兒家知道個啥!哪次搞運動不是把人往死里整。就咱家後排住的二妮兒,『三反』時說她爸貪污,被人對着胸口一拳打多遠,對面的人再原樣懟回來。兩個人像打球一樣推來擋去,差點兒沒被打死。」
我聽得汗毛開始一根根豎起。二妮兒兩口都是我媽他們廠的工人,她愛人剪了個偏分頭,下垂的頭髮老愛遮眼睛,走幾步就要甩一下。後來這習慣成了怪癖,院裏一群小屁孩兒就悄悄跟在後面模仿。我扎着兩根麻花辮,咋學都不像。每每笑得肚皮發酸。
運動的到來讓人猝不及防。
深夜,我被一陣嘈雜驚醒。迷瞪着睜開眼,看到家裏像遭賊洗劫一般:箱子倒扣在地上,書籍四處散落,就連床邊的圍擋布都被扯了下來。姐姐們滿臉驚恐地站在床邊,一個女人邊推搡她們,邊操着字正腔圓的普通話大聲呵斥:你們要站穩階級立場,和黑幫分子劃清界限。
後來我才知道,這女人是個播音員。
爸爸的工作單位是黨的喉舌,負責把黨中央毛主席的聲音傳遍五湖四海。小時候,我就是聽着收音機里鏗鏘有力的「九評」,才記住了有個國家叫「難死(南斯)拉夫」,也知道了陶里亞蒂同志和我們有分歧。但我不明白,這個原本聲音甜美的女人,為啥套上個紅袖箍,就變得如此歇斯底里。
這幫人雞飛狗跳地折騰了半宿,終於從箱底翻出個存摺。他們興高采烈地宣佈:天一亮就去銀行凍結「反革命活動經費」,隨後呼嘯而去。
面對着一片狼藉,我想起不久前和媽媽的對話,才明白那是一個「老運動員」發自內心的恐懼——這次輪到我家「倒霉」了。
窗外露出了一抹亮色,大地開始甦醒。老天總是準時翻篇,從不遲到。可我的生活卻再也回不到過往。
恐怖的記憶從這個夏天肇始。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革命是暴動……」最高指示成了摧枯拉朽的通行證。造反派假革命之名,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他們到處狼奔豕突,抄家、批鬥、遊街、打人成了隨處可見的日常。砸碎舊世界的癲狂,讓神州大地陷入到史無前例的大動亂中。
被譽為「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的中宣部首當其衝,陸定一和周楊成了走資派和大黑幫。而我爸從北京開會回來,剛剛傳達了他們的講話,這就成了他最初的罪狀。
爸爸被關進了「牛棚」,除了審查批鬥,還要戴高帽子遊街。他性格剛烈,寧折不彎,拒不承認這些罪名,一連撕毀了幾頂高帽子,又用腳跺得粉碎。在「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大環境下,他的不識時務和「死不悔改」激怒了造反派,被打了一頓後又五花大綁,生拉硬拽到馬路上。
更大的考驗還在後頭。
一天,我到廠里的鍋爐房去打開水。路過食堂的飯廳時,突然聽到有人喊口號。好奇心驅使我趴在玻璃窗上偷看,原來裏面正在開批鬥會。一個男人站在中間,胸前掛着塊一米見方的大鋼板,鋼板上穿着的兩根細鐵絲深深勒緊脖子裏。那人的脖頸顯然無法支撐沉重的鋼板,腰被壓得幾乎彎成了九十度,所以我看不清面容。
待我走到對面換了個角度,看到鋼板上竟寫着爸爸的名字!我的心頓時縮成了一團,想轉身,卻覺得腿腳軟成了一灘爛泥,只得傻在那兒瑟瑟發抖。好不容易緩過勁兒來,顧不上打水,趕緊低頭溜着牆角回到家。
我把看到的這一幕偷偷告訴姐姐,我們提心弔膽地挨到天黑,終於等到了極度疲憊的父母。爸爸被鋼板墜得太久,根本直不起腰,進門就躺在床上,竭力壓抑着痛苦的呻吟。媽媽哽咽着告訴孩子們,廠里的造反派到上級機關去造反,把爸爸給揪了過來。其間還把她也拽上去陪鬥。
我媽出身不好,受爸爸株連,也被下放到車間勞動。每天面對呵斥羞辱,三十多歲就白了頭。
那時我十歲出頭,弟弟才八歲多,「少年不知愁滋味」。偶爾和小夥伴們打鬧嬉戲,被我媽看到就會發出哀怨的長嘆:「你爸還關在牛棚里受罪,你們倆還能笑出聲!」
笑聲都成了對父親的大不敬。家裏終日充斥着憂鬱和恐懼,曾經的歡樂和夢想都被埋葬在那個夏天,封閉在令人窒息的壓抑中。
本該無憂無慮的童年,就這樣匆匆結束。
2.牛棚里
爸爸被關進牛棚不能回家,媽媽讓我去給他送換洗衣服。我心裏沒抓沒落地糾結着:既渴望見到爸爸,又畏懼那天來抄家的凶神惡煞。一路上走三步退兩步地踟躕着,覺得這段路就像一條被拉長的猴皮筋,咋也走不到頭。
小屋門口守着哼哈二將。為了防止「牛鬼蛇神」和家屬傳遞消息,我帶去的一切都要經過檢查:衣服被抖摟開,褲兜甚至襯衣的袖口都被反覆揉捏,就連我姐為爸爸烙的兩張韭菜雞蛋餡餅,也被那雙腌臢手一層層掀開。查驗完,他們不耐煩地擺擺手,示意我可以進去了。
我緊張得渾身冒汗,是因為衣兜里還藏着條「漏網之魚」,那是媽媽寫給爸爸的小紙條。出家門我就偷偷打開看了:「你要相信群眾相信黨,他們絕不會冤枉一個好人。要多想想孩子們,千萬不要走絕路。」
我媽的擔心絕不是空穴來風。那段時間,「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除了殞命於棍棒皮帶下的冤魂,還時常聽到有人自殺的消息。幾天前,隔壁單位又有人從大煙囪上跳下來,把自己摔成了「自絕於黨和人民」的「臭狗屎」。而我爸在第一次被遊街後就曾說過:「如果他們再這樣羞辱我,我就在路邊的電線杆上一頭撞死。」
顯然,這句話成了扎在媽媽心頭的一根刺。她就是想得到一句承諾,幫自己拔出這根刺。
來之前,媽媽反覆叮囑我要長點兒心眼兒,千萬別被人發現。抗戰時期爸爸就當過地下工作者,沒想到二十多年後,我竟用這種方式接了他老人家的班。
小屋裏光線幽暗,「牛鬼蛇神」們趴在桌子兩邊,正在寫交代材料。
承受着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爸爸全然沒了往日的精氣神:頭髮蓬亂鬍子拉碴又黑又瘦,手腕上被捆綁的勒痕仍清晰可見。我鼻子一酸,淚水充滿眼眶。可想想這不是抹眼淚的地方,又竭力忍了回去。
一位叔叔看到我,問:「這閨女上幾年級了?」
爸爸愣怔了片刻,反問我:「你上幾年級了?」
那叔叔點着老爸的鼻子:「你這爹當得真不合格,連孩子上幾年級都不知道。」爸爸露出一絲尷尬的苦笑。
我委屈大了,心裏說,就是,還爸爸呢!連我上幾年級都搞不清!然後撅着嘴回答:「四年級。」
我把衣服和食物遞給爸爸,見那叔叔又低下頭寫東西,才敢把小紙條塞給他。
爸爸快速掃了一眼,小聲說:「讓你媽放心!我不會走絕路,還等着還我清白呢!」
拿到了這顆定心丸,我總算是不虛此行。
回家的路上,我腦子裏翻江倒海,拼綴的全是爸爸的零星往事。我媽在紙條中認定爸爸是好人,我也覺得他絕不會反黨反社會主義,一定是被冤枉的。之所以如此「分不清敵我,站不穩立場」,則是憑着孩子的直覺。
在我的童年記憶里,書本和電影裏的壞人總是花天酒地,紙醉金迷。可我爸不吸煙不喝酒,發了工資就進書店。他除了昏天黑地忙工作,回到家不是抱着本書,就是伏案寫東西,從沒帶我們進過公園,逛過商店。他對孩子的管教,就是督促我們看書學習。父愛在他身上表現出的不是兒女情長,更多的是嚴厲。雖說我是家裏最小的女兒,卻從不敢在他面前撒嬌。
記得三年級我初學寫作文,打完草稿,順手從桌上撕了張稿紙想謄寫一遍,卻被爸爸吵了一頓:「這稿紙是我給單位寫材料用的,公家的東西你不能用。」
我朝他翻了個大大的白眼,心想,真是個「摳三兒」,用公家一張紙都大驚小怪!現在想想,這麼嚴於律己公私分明的好同志,咋會是壞人!
再說了,爸爸從北京開會回來,自然要傳達上級領導的講話。他也不知道中宣部的頭頭反黨反毛主席,因為這就說他是黑幫,還挨鬥挨打,我想不通!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更是一個孩子眼中的大難題。自抄家後,這難題就一直像團麻纏着我,剪不斷,理還亂。
一邊是血脈相連難以割捨的父親,另一邊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我該如何選擇?我相信爸爸是好人,卻絕對不敢質疑光芒萬丈的紅太陽。
「文革」讓我在懵懂中提前闖入了成人世界,卻看不懂這個人人自危,個個發瘋的世界的遊戲規則。我覺得自己就像一頭被蒙上眼睛,拉着石磨的驢,咋也轉不出這個怪圈。
3.逍遙吧
摧枯拉朽帶來了暫時的權力真空。在打倒校長批鬥老師後,學校也陷入一片混亂。父母被批鬥監管自顧不暇,我們這群「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小破孩,既不能像紅衛兵呼嘯街頭「破四舊」,也不能當保皇派誓死捍衛某某某,就這樣成了沒人管教的「棄兒」,被拋在社會上自生自滅。
「文革」正如火如荼,毛主席在天安門上揮舞巨手,大串聯的紅衛兵們穿梭在祖國大地。紅寶書發到人手一冊,大喇叭里每天吆喝「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走出家門,滿眼都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大標語,傳單撒得像秋風呼嘯時的落葉。每天置身於這種環境,誰又能真正逍遙於運動之外呢!
再說了,自懂事起,我們接受的就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教育。所以雖然穿着破衣爛衫,雖然時常餓着肚子,我們依然關注着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熱中掙扎的世界人民,惦記着港澳台同胞。替偉大祖國,甚至替聯合國操着稚嫩的中國心。
家屬院的小夥伴們瘋傳,蔣介石的臭老婆宋美齡每天都用牛奶洗澡,洗完再讓國民黨兵喝下去。聽到這消息,大家不由得想起澡堂里那一池泥湯子,先是噁心得想吐,後又氣得要死。紛紛表示:只要毛主席一聲令下,都要報名參軍去解放台灣。
無知者總是大無畏。那時我們虔誠地信奉「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再說了,我們從小就愛看打仗電影,所以打仗在孩子們眼裏從來都不是啥難事,從記事起就演習過無數遍:在幼兒園是佔領滑梯,上小學是攻下公園的小土坡。哪回不是把敵人揍得屁滾尿流,「紅軍」則一路高歌。最後在樹枝上升起象徵勝利的小紅旗——不知哪位同學的紅領巾。
可真要解放台灣還是得謀劃一下,一幫孩子對着地球儀開始七嘴八舌:有說先讓海軍登陸,還有說先派飛機轟炸,個個都像參謀長聯席會議上運籌帷幄的大將軍。待各村都獻上了自己的高招後,才發現自己的紅領巾還沒戴舊,個子也還沒槍高。
後來,不知誰又從傳單上看到,紅衛兵在國內蕩滌了一切害人蟲後,下一步就準備去「踏平白宮,光復紅場」。眼看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小夥伴們更是激動得血脈賁張!這輩子沒趕上打鬼子打國民黨,遺憾着呢!所以這場大戰誰都不想缺席。我們恨不能明天就奔赴前線,只要能把美帝蘇修從地球上抹去,不惜割捨自己的生命。
隨着運動的不斷深入,群眾組織也開始四分五裂,山頭林立。著名的二七紀念塔成了各派論戰的聖壇。名目繁多的戰鬥隊,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與人鬥,其樂無窮」的辯論每天都在進行中。
「看熱鬧不嫌事大」是孩子的天性。反正無所事事,每天像個沒頭蒼蠅似地遊蕩,院裏一幫孩子就時常結伴去看辯論。
辯手們都是狂熱的革命理論家,個個引經據典,說到亢奮處,臉上的青春痘高高隆起。最高指示就像尚方寶劍,伴着唾沫星子橫掃異端,所向披靡。
我們這幫十歲出頭的「生瓜蛋子」,在學校不過剛認識了個天圓地方,有啥辨別能力呀。聽完「二七公社」的發言,立馬拍着小手為他們歡呼;等對立面「河造總」一反駁,又覺得他們說得也在理。就像牆頭的小草,被八面來鳳吹得暈頭轉向。直到肚子餓得提抗議了,才想起往家走。
路上,一個小夥伴問我:「聽了半天,你到底支持哪一派?」
我無言以對。只覺得腦子裏像有一個騎兵連在縱橫馳騁,把那些大理論、新名詞攪成了一盆漿糊。好半天才想起花園路通南北,黃河路貫東西。
回到家,我想給姐姐描述,卻湊不出自己的版本。想想那些參加辯論的人比我也大不了幾歲,卻都被革命理論武裝到了牙齒。除了最高指示,他們還不時甩出我從未聽過的馬恩列斯語錄,四個字四個字的成語更像機槍子彈,「突突突」地往外冒。人家咋都懂那麼多呀!
看來還是自己肚子裏缺墨水。反正也遊蕩累了,我決定消停一陣兒,到書架上找幾本書看看。
4.扒書架
扒書架的習慣始於一年級下學期。那時剛學完查字典,就想找本書練練。第一眼看到《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書名我都讀不順溜,更不知道聯共這塊「布」是花還是藍,就沒理它。
旁邊是一本嶄新的《紅岩》,我順手翻開,對着字典邊查邊看。查得不耐煩就連猜帶蒙讀半邊。七歲的小腦瓜畢竟是白紙一張,查過的字很快就記住了,看書速度也越來越快,沒多久就磕磕絆絆讀完了。
初次嘗試讓我上了癮。《紅日》《紅旗譜》《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紅旗飄飄》《把一切獻給黨》《革命烈士詩抄》……一路讀下來,底色基本是革命文學。
書架上也有外國書,蘇聯的最多。我只看了最有名的《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古里亞的道路》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主要是因為老毛子的人名太長,卓婭舒拉的念着還行,保爾·柯察金也湊乎,可那些一長串的斯基、維奇,哪有張三李四王二麻子好記呀,所以沒看幾頁我就放棄了。
從小在書架上瞎翻,爸媽從不干涉,許是信奉「開卷有益」吧。可四年級剛開學,我在爸爸床頭發現了一本書,正看在興頭上,卻被老媽一把奪走,還挨了頓吵:「這是內部書,組織規定只有你爸能看,連我都不能看。小孩兒家瞎翻啥」。
我剛被書里寫的斯大林和貝利亞嚇出了一身雞皮疙瘩,又被吵得懵了頭:書籍還分內部外部?看本書還要組織批准?
沒幾天,我又在桌上看到了一張叫《參考消息》的報紙,每篇文章前都綴着些奇怪的名字:美聯社、路透社、安莎社、共同社,內容也比《中國少年報》新奇有趣。被我媽看到後又是老話重提:「組織上有規定,這種報小孩兒不能看。」
那時我剛過了十歲生日,加入的唯一組織是少先隊,但已感受到組織的如影相隨無處不在。三年級以後,誰要是還沒入隊,就意味着你不是好學生,要被全班同學孤立唾棄。可我從沒想到組織規定會滲透到家裏。再說我正看得津津有味,心裏頓時生出對組織和這狗屁規定十二分的不滿,就梗着脖子和她頂嘴:「報紙印出來不就是讓人看的嗎?再說這是在家,誰看不看組織又不知道。」
我媽雖然不在「組織」,卻把組織規定奉若神明: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即使沒人監督,也要不折不扣地執行。
對抗組織的後果沒幾天就顯現出來,這些內部書報很快就不知所蹤,估計被堅壁清野了。
隨意翻書的好日子在抄家後戛然而止。家裏的大「毒草」都被裝進麻袋拉到了廢品站。書架被過濾得只剩下「馬列毛選站前排,魯迅浩然跟上來」。
眼目下,精裝的馬恩列斯全集擺在最顯眼處。我雖然也想用馬列主義武裝自己,可看着那些大部頭,四年級小學生心虛地咽了口吐沫。
《共產黨宣言》是單行本,最薄,我打算先看它。誰知翻開書,字倒認得八九不離十,可一聯成句子就雲遮霧罩。還是先學毛選吧。
「老三篇」早就背熟到「融化在血液中」。我先找出本《矛盾論》。打開就被內因外因、主觀客觀攪得五迷三道。這名詞概念太大太多,和小學生的年齡實在不相稱,我再沒信心往下看了。
旁邊有一本《毛主席詩詞》,大喇叭里整天吆喝的「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我都熟悉,沒費勁兒兩天就背完了。晚上就開始活學活用,和姐姐一起玩詩詞接龍。直到困的枕着「北國風光」進入夢鄉。
魯迅先生的書造反派不敢糟蹋。翻開《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我立馬被裏面寫的菜畦、蟬鳴、蟋蟀和蜈蚣吸引住了。這一切都太熟悉了,家屬院牆外的莊稼地里常能見到。接下來看《祝福》,還為祥林嫂在「萬惡的舊社會」的悲慘遭遇哭了一鼻子。待讀到《孔乙己》裏老夫子排出的幾粒茴香豆,「多乎哉,不多也」,才又破涕為笑。
「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白求恩,是那年頭知名度最高的白大褂。小說《白求恩大夫》也成了抄家後的遺珠。自從學了老三篇,白大夫在我心裏就是神一樣的存在。看了這本書,他開始變得有血有肉接上了地氣:既可以「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地治病救人,也會像普通老百姓那樣和媳婦吵架、離婚。
還有一本書也吸引了我,叫《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書里寫蘇聯青年找對象的條件是:「要住房、要汽車、不要老一輩的人」,真讓我驚掉了下巴。沒想到蘇修那麼有錢,年輕人那麼財迷心竅,結個婚竟然要房要車。在中國,房子和汽車都是公家的,哪能讓你結婚當彩禮呀!
而且他們真是「修」到了不可救藥,還說啥「不要老一輩的人」!哪有沒結婚就咒人家父母上西天的,良心真是讓狗吃了。想想還是咱中國青年覺悟高,娶媳婦又省錢。我媽廠里的漂亮姑娘找對象,只要求對方出身好、是黨員,捧着四卷「紅寶書」就把自己給嫁了。
看完這本書,我又迷上了一本《毛主席的革命實踐活動》。裏面有篇叫《體育之研究》的文章,據說是毛主席在長沙上學時寫的,從未發表過。文中提到:「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雖然這半文半白的話看得我迷迷糊糊,但覺得是在講鍛煉身體的重要性。
我從小就不愛運動,但凡學校舉行運動會,總是安生坐在觀眾席。看毛主席年輕時就那麼重視體育,我也想攢勁兒開始鍛煉身體。正在這時,高音喇叭也傳來了特大喜訊:毛主席先是喝了長沙水,又去吃了武昌魚,接着就去「萬里長江橫渡」了。
啊呀!沒想到他老人家七十多歲了,身體還那麼紮實,選啥接班人呀!永遠健康咋也活不過萬壽無疆啊!看着大街上敲鑼打鼓歡呼雀躍的人群,我腦子裏突然閃過這大逆不道的念頭。但只敢說給肚子裏的蛔蟲聽聽,沒敢告訴任何人。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更何況是領袖率先垂範。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全國人民紛紛跳進家鄉的大河小溝撲騰,都想在「閒庭信步」中體驗一把「極目楚天舒。」
我的家鄉離着長江雖遠,卻有母親河在幾十里外招手,就是水裏沙子有點多。好在城郊還有個尖崗水庫。
星期天,坐着我媽廠里的大卡車來到了水庫。在兩個好友的幫助下,我這旱鴨子平生第一次把臉埋進水裏。身體剛飄起來,頓覺腳下沒了根基。一霎間,童話故事裏的龍王夜叉蝦兵蟹將紛紛出籠,一個個都在往下拽我。慌得我手腳並用拼命掙扎,好不容易逃離了魑魅魍魎的圍追堵截,才發現水還沒淹過肩膀。
頭回下水就出盡了洋相,但我人還在,心不死,又和閨蜜結伴去了游泳池。幾次三番,人家都如魚得水了,我除了灌一肚子腌臢水,連個狗刨也沒學會。
沒能「到中流擊水」並沒挫敗我的堅定信念。我在這本書里還看到,《新民學會》的前輩們,除了在橘子洲頭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還專撿狂風暴雨天衝到嶽麓山上鍛煉自己。我也不能只當口頭革命派!家鄉雖然沒有愛晚亭,可不缺狂風暴雨呀。
一個大雨滂沱的日子,我和閨蜜商量,也要像前輩那樣去「經風雨,見世面」。不顧天上響着炸雷,我倆毅然衝出家門撲向大自然。沒走多遠就被淋成了落湯雞。回家後一連吸溜了幾天清水鼻涕,還是喝了碗薑湯才反醒過來。本來我倆還打算學毛澤東和蕭子升,步行到邙山頭黃河邊做社會調查呢。一看小身板這麼不經折騰,才斷了「身無分文,走遍天下」的念想。
自打上學認了幾個字,我就對書上說的一切都深信不疑。可這本書卻讓我頭回產生了困惑:毛主席在延安窯洞和斯諾的談話中,提到《新民學會》有一條宗旨叫不談女人。但另一篇回憶楊開慧的文章卻說,毛主席和楊開慧,蔡和森和向警予,都是在《新民學會》裏相知相愛,後來才結為革命伴侶的。
初讀我還不敢相信,又反覆看了幾遍,終於證實了印在白紙上的黑字也會前後矛盾。我為自己的偉大發現激動不已。
這本書還寫到了毛主席和楊開慧的愛情,特別是楊開慧對主席的忠貞不渝。她被捕後寧可犧牲生命,也不和毛澤東斷絕關係。這讓我想起在《馬克思的青年時代》裏也曾讀到,馬克思和燕妮十八歲就愛得死去活來。
十多歲的小丫頭片子真不懂啥是愛情,但看到書里把它寫得那麼浪漫又美好,懵懂中竟生發出一絲嚮往。而且讓我覺得,愛情並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屬享受,也不像大字報里說得那樣顏色發黃污穢不堪。要不然,咋會連偉大導師和英明領袖都深陷其中,無法抵禦呢!
我姐有時還會借來些少皮沒毛的破書,記得有段時間我們姊妹看了《金陵春夢》和《侍衛官雜記》,開口閉口都用老蔣的口頭禪「娘希匹」彼此戲謔。反正那時聽慣了「打翻在地砸爛狗頭」,沒誰會覺得爆粗口斯文掃地。
這些書還極大地影響了我家的安定團結:因為後面還有人排隊催促,時間緊,任務重,所以我們仨都搶着看書,誰也不想干買菜做飯灑掃庭除的瑣碎事。可「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最後,大家不得不達成妥協:每天輪流買菜做飯,並負責處理所有雜事。現在想想,我們那時就嘗到了「承包責任制」的好處呢!
5.瘋跑吧
除了啃不動的大部頭和看不懂的高深理論,書架上劫後餘生的留存很快被我掃蕩完了。雖然學校開始「複課」,但實際上演的還是學毛選、批鬥會、野營拉練等各種鬧革命的戲碼。混一天回到家,依然是無事加無聊。好在小夥伴們總能在遍地瘋魔中找到新的興奮點。
不知哪個調皮鬼在一家修表鋪探了下頭,發現裏面坐了個美女。一傳十,十傳百,男孩們綠頭蒼蠅似的往那兒跑,招惹得我們一幫黃毛丫頭也跟着打哄哄。等大家興致勃勃到了修表鋪,在門口縮頭縮腦瞄了半天,只看到幾位禿頂大爺端坐在操作台前,眯縫着一隻眼,另一隻眼上夾着個詭異的放大鏡。
真敗興!回到家才聽說,美女被蜂擁而至的一眾人等嚇壞了,單位也被騷擾的不勝其煩,索性不讓她來上班了。
高年級的大孩子比我們更能折騰。他們會騎着自行車到花園口看「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到飛機場看戰機呼嘯沖天;最刺激的是追着囚車到「沙土崗」看槍斃人。
運動的深入使得「階級敵人」的隊伍不斷壯大,仿佛一夜間就冒出了無數殺人越貨的歹徒。大街上經常貼着佈告,犯人的名字上打着大大的黒叉。體育場裏三天兩頭召開「公審大會」,會後,就有大卡車載着罪犯遊街示眾,奔赴刑場。
敢去看行刑的孩子不光好奇心重,還要有膽量。他們傳回來的現場實況,不知經過多少張牛皮大嘴演繹,變得真假難辨又駭人聽聞:犯人的天靈蓋被子彈掀開,住在附近的老鄉們一擁而上,用小茶缸去挖熱乎乎的腦漿,給有「羊角風」的孩子治病。聽得我毛骨悚然,但又壓抑不住好奇。
遠行的誘惑太大了,特別是看槍斃人!可這些地方都不通公交,離家又遠,於是,我下定決心要學騎車!
家裏的自行車是「二八加重」的,即使把座位落到最低,我騎上也夠不着腳蹬。只好和閨蜜玉英搭了個互助組,彼此幫扶着學「套腿」。不知摔了多少跟頭,每天用龍膽紫和紅汞把身上塗得萬紫千紅。終於能上路了,俺這倆小饞貓卻只顧着「嘮嘴」:要麼拿着點心票去買「小金棗」和「桃酥」,要不就到水果店買甜瓜。遠行的「初心」早被拋到了爪哇國。
6.填肚皮
「三年自然災害」時,我還是幼兒園的小不點兒。印象最深的是阿姨們爬到樹上采楊樹葉,小朋友撿起來用花兜兜送到廚房。樹葉被裹進包子,又苦又澀,誰都不願吃,可不吃就只能餓肚子。我弟弟更小,連樹葉包子也無從享用。只會對着姥姥喊「姥姥,我可餓」。姥姥就把煮熟的胡蘿蔔掰一節給他。
除了餓,我還最饞甜食。記得在幼兒園吃飯時,老師給得肝炎的小朋友碗裏加了一勺紅糖,一桌孩子都眼巴巴地流露出渴望。那一刻,我想所有孩子都和我一樣,祈盼自己也得肝炎。
院裏的孩子還一起討論過是打蟲的「寶塔糖」好吃,還是「止咳糖漿」好喝。我的一位好友斷然否定了這兩樣,說前幾天她剛偷吃了老爸的「山楂丸」,又酸又甜,太好吃了!聽得大家先是學着《小布頭奇遇記》中的鼠老大,「吱呀吱呀吱呀呀」地叫喚了半天,然後都說,回家就讓爸媽去廠醫務室開山楂丸,一定要嘗嘗這又酸又甜的滋味。
大姐上的是寄宿制小學。周末學校發了個小饅頭,她不捨得吃,拿回家先遞給媽媽,我媽看一眼又遞給姥姥。姥姥雖然已餓得浮腫,還是轉手就給了弟弟。
不挨餓的有,但絕對是極少數。我姐小學曾和某省級領導的孩子坐同桌。有一天那孩子不舒服,她和幾位同學幫忙送回家,得以進入神秘的省委南院兒。回來後,她先是感慨大領導兩家住一座小樓,還有一間房子專門放乒乓球枱。哪像咱姐妹仨擠一個床,晚上一不小心就得啃臭腳。隨後又大驚小怪地說:領導家養的小鳥,吃的都是點心末。聽得我直咽「哈喇子」。
我們院住的多是普通工人或幹部,雙職工不多,家庭婦女不少。每月工資發下來,買完糧本上的定量就所剩無幾。若不精打細算,到不了月底就恨不能「吃風屙沫」。
「文革」開始,家屬院的小夥伴都正處在「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年紀。雖然造反派「油炸火燒」了許多階級敵人,可這些同類並不能拿來充飢。肚子餓的時候,我們嘴裏唱着天大地大爹親娘親,心裏想着填飽肚子事最大,白饅頭最親。
「貧窮」和「飢餓」四個字雖然沒寫在腦門上,卻無時無刻不在提醒着你。有關吃的悲劇更是每天都在身邊上演。
我家女孩兒多,飯量小,每月的定量還勉強夠吃。可鄰居C大大家兩個半大小子都正長身體,吃得多。幾乎每到飯時,都會聽到這哥倆鬼哭狼嚎地打架:不是因為誰掰的花卷窩頭塊大了,就是盛稀飯時把米都撈走了。後來他家因為實在太困難,只好把最小的女兒送給了遠在新疆的親戚。
沒幾天,C大大就開始想孩子。後來發展到見到院裏的女孩兒就以淚洗面。看她變得祥林嫂般癲狂,家人害怕了,只好把送出的孩子又要了回來。
我家養的雞病死了,剛扔進垃圾箱,就被住在後排的大娘撿走了。我告訴她這隻雞是病死的,不能吃。她卻滿不在乎地說:「病死的怕啥,把內臟掏出來就行了。那麼好的雞肉,可不敢糟蹋了。」
夏天吃完西瓜去倒瓜皮,又碰到這位大娘,被她一頓教訓:「好好的瓜皮為啥扔了?把綠皮削掉,晚上留着拌涼菜,要不找根繩子串起來曬成干,還可以醃鹹菜。」
好在我們院和「廣闊天地」毗鄰,穿過我媽廠里的一扇小門,就是生產隊的農田。大自然賦予這片土地無窮的魅力,也不斷為我們帶來驚喜和饋贈:春天摘柳絮、挖薺菜;夏天撿麥穗;秋天捋槐花、溜紅薯。放學後和寒暑假,我們時常變着法在莊稼地里為自己找吃的。
省會的法桐已成氣候。每到夏天,大樹下都埋着童年的樂趣。太陽落山就是幸福來敲門:當「爬叉」(蟬的幼蟲)開始出洞,我們就用手電筒當探照燈,把它們捉拿歸案。
趕上下雨更是大豐收的時節,遭受滅頂之災的「小爬蟲」會迫不及待地往外鑽。所以我們不等雨停就衝出家門,運氣好的,一晚上就能抓滿一茶缸。回到家洗淨撒鹽炒熟,就是一盤既不要肉票又不花銀子的「葷菜」。
我們還時常去小水溝里撈小魚小蝦泥鰍青蛙,用自製的彈弓打鳥。無論是天上飛的,地下爬的,還是水裏游的,只要能解饞,一樣都不會放過。物質匱乏的年代,看到葷腥,我們個個兩眼放光,吃得動物般生猛,活似剛下山的土匪。
我們院住平房,幾乎家家戶戶都養雞。所以除了想方設法改善自己的生活,我們還時常到莊稼地里逮螞蚱、戀蜻蜓、抓蟋蟀、挖蚯蚓,捅「馬蜂窩」,給家裏的小雞找「活食」。
帶着田野里的收穫,再到廚房裏忙活。為了把30%的雜糧做出花樣,我們學會了把紅薯面壓成「餄烙」,用蒜汁拌着吃;在粗糧里放上芝麻醬和鹽蒸成花卷;把白面裹上高粱面烙成餅。鄰居家來了個西北親戚,一時間,各家飯桌上都添了一種叫「貓耳朵」的美食。一個湖南小姑娘來過暑假,又教我們學會做「虎皮青椒」,小小年紀就被練成了多面手。
7.學女紅
「文革」伊始,居委會根紅苗正的大媽仿佛迎來了第二春。她們每天走街串巷,扯着煙酒嗓到處發勒令:讓地主資本家的大老婆小老婆統統滾回原籍。
我姥姥這個地主婆也難逃厄運。
當大媽們為驅逐了害人蟲彈冠相慶時,我家卻陷入了沒人拆棉縫單的窘迫。我媽在車間被監督勞動,晚上還要參加沒完沒了的政治學習,根本沒時間打理雜事。我們三姊妹先後進入青春期,個子開始抽條。過去的衣服小的小,破的破,現實逼得我們不得不拿起針線,自己動手學着做女紅。
小時候沒有尼龍襪子,我們腳上的線襪子穿不了幾天就被「搗爛了」。姥姥一雙手咋也忙不過孩子們活蹦亂跳的四雙腳,無奈中就讓三個女孩兒自己學着衲襪底。姐姐們都衲得像走隊列的解放軍戰士,整齊劃一;只有我衲得如同灑在燒餅上的芝麻,滿天星般凌亂。所以她老人家認定我最笨。
事實證明,我姥姥真是火眼金睛。自從「趕鴨子上架」學針線活,我就事故不斷:縫扣子扎破了手指,做棉被卻縫到了床單上,學做鞋把左腳鞋面上到了右腳上。姐姐織了一半的毛衣,我一上手,要麼線拉得太緊,要麼不小心脫了針前功盡棄。
幸虧我有兩個姐。聽人說「有個姐,好好些」,我的幸福更是加倍呢!況且她們個個手巧,大姐刻的剪紙,一直是院裏女孩兒爭相複製的模板;她給家裏縫紉機做的套,比商場裏買的還漂亮。二姐更是把老媽織毛衣「右手針,左手線」的獨門絕技發揚光大。所以我這「笨爪子」也就心安理得坐享其成。
那時候成衣少且貴,人們大多要買布做衣服。可每人每年僅有九尺布票,身高近一米七的孩子做條褲子都要用去七尺。記得我媽時常對着個子竄到比她還高的女兒們感嘆:「長那麼高有啥用,除了多穿二尺布」。所以「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就是我家的常態。
記得四年級時,媽媽為我做了件燈芯絨外套。後來隨着我不斷長高,先是被我姐放開了下擺,後來又接長了兩寸左右。於是這件有深淺不一三種顏色的衣服,就被我穿到了高中畢業。下鄉前,我姐還把老媽五十年代的「列寧裝」翻出來改造,讓我從農場一直穿到了上大學。
8.嘆流年
從十歲半到十四歲,是最該像海綿一樣吸吮知識的年齡,我卻有多半時間都在大革命中顛狂,在鄉間田野里瘋跑,在五行八作中耗費青春。就這樣半瘋半傻地走過了少年時光。
如今,那些悲欣交集的過往都已成煙雲。我這被荒唐時日鍛造出來的半成品,也到了「沉思往事立殘陽」的年紀。按說本該春遊歌詠,安享退休時光。之所以還在鍵盤上敲打憶舊,不只是為了宣洩情感慰藉孤獨,而是想藉助文字這個承載歷史的諾亞方舟,留下屬於個人的微末記錄。藉此告誡孩子們,再也不要重蹈覆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