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名字來自毛澤東說過的一句話"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實質卻是用高清攝像頭代替人的肉眼，密集到鄉村主要道路口、人群聚集地都設里立攝像頭，實現"人人可監視，處處可監看，時時可響應"。雪亮工程的起點是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報告："要深化平安建設，完善立體化社會治安防控體系"。2015年5月中央綜治委、工信部、公安部等九部門聯合下發文件，提出到2020年，基本實現"全域覆蓋、全網共享、全時可用、全程可控"的公共安全視頻監控建設聯網應用。
2016年中國共裝有1.76億個監控攝像頭（其中由公安系統掌握的有2000萬個），而到2020年將達到6.26億個。中國生產、銷售視頻監控設備最有名的兩家公司是杭州海康威視和浙江大華科技，根據年報，海康威視2017、2018年銷售視頻產品及視頻服務的數量分別為9800多萬、1.26多億台/件，大華科技的相關數據則是4400多萬、5400多萬台/套。這兩家公司的主要客戶都在中國，可見近兩年中國視頻監控設備的安裝數量之龐大。
這裏的幾個要素是：視頻監控、聯網、資源共享；效果是"事前預警"、"快速反應"；目的是"防範""免疫"。這很典型地反映了"現代國家"以影像的採集和歸檔等技術手段，對民眾和社會實施監控。數碼影像技術和網絡等"信息社會新技術"的突破，並非只普及"民主""人權"，也使國家機器提升了監控的強度、效率和範圍。所以中國"群體事件"從1993年的八千七百起，飆升到2005年八萬七千起，十三年增加十倍，平均每六分鐘發生一起，呈現爆炸性成長——公安部2005年此後不再公佈數據，清華大學孫立平發佈2010年的數據是約28萬起，即後來五年是三倍的暴漲——但這個政權依然得以"維穩"，無疑直接受益於"監控技術"。"揭竿而起"、"天下大亂"等前現代式的觀感和期待，已經預言、描述不了"監控社會"。
四、監控社會
西方政治學的那套概念，如"極權""全能""鐵幕"等，也描述不了"監控社會"。倒是福柯以精神病醫院，作為現代社會監視的隱喻，深入研究了"監視"的社會和政治含義。他分析在醫院、學校、軍營和監獄中，都履行着一種"追求規範化的目光"和"能夠導致定性、分類和懲罰"的觀察、注視和監視，病人、學生、士兵、罪犯都是"凝視"的目標，他們都被"改造"着，整個現代社會就是一個"大監獄"。這就是他的"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概念。他更指出，被監視者因為恐懼而時刻警惕自己的行為——監視者對囚犯的凝視（監視）的結果，是產生出在內心自我監管的主體，監視被內化，因此，一個持續的、無所不在的監管效果就達到了。福柯稱監視是"一種軟暴力"。
數位極權主義的崛起，事實上是全球性。"自由之家"一年一度發佈的《2018網路自由報告》指出，世界各地的政府正在加緊對公民資料的管控，網路宣傳和虛假資訊日益毒害着網路環境，而肆無忌憚地搜集個人資料正在破壞傳統的私隱概念。"民主國家正在數位時代苦苦掙扎，而中國正在國內外應用和輸出它的言論審查和監控模式"、"這種模式對開放的網路造成了威脅，並且危及全球民主化前景"、"美國政府和美國主要的科技公司在防範網路操縱和保護使用者資料方面需要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這份報告點明：
『北京採取種種措施重塑了自己"科技惡邦"形象。在《網路自由報告》評估的65個國家中，中國官員針對新媒體和資訊管理，為其中36個國家的代表舉辦了培訓班和研討會。中國還向外國政府提供電信和監控設備，並要求跨國公司遵守它的網路內容規定，甚至當這些公司在中國境外運營的時候也要遵循這些規定。
『新的《網路安全法》賦予中國政府廣泛的權力來控制科技公司如何運作。這些公司必須將他們當地使用者的資料存儲在中國境內的伺服器上，並協助安全機關獲取使用者的私隱資訊。為了遵守這部法律，蘋果公司與一家中國國有公司合作將中國iCloud使用者的資訊存儲於當地伺服器，使得這些資訊更加易於受到政府的入侵。
『在這一年裏，最令人擔憂的事態發展之一是國家監控活動的激增，尤其是在西部新疆地區。那裏的居民受到無處不在的、配有人臉識別技術的街邊攝影機的追蹤，他們還被要求下載一款手機應用程式，允許當局在手機上搜索與黑名單內容匹配的檔案。』
中國的"數位化列寧主義"，恰是"獨裁者學習曲線"和"極權升級換代"的尖端部件，其控制方式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中國正在進入人類歷史上沒有過的新式極權主義統治時期，已經超出了奧威爾《1984》和東德史塔西(Stasi)的想像。
一九四二年六月希特拉以"巴巴羅莎"計劃閃電擊潰蘇聯，希姆萊的黨衛軍跟隨在後面籌劃對佔領區的"東方大安頓計劃"：組建三個巨大的"邊境定居地"、內含36個"定居要塞"，以十公里的間距通向德國；這些地區要移民25%的德國人，原住民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波蘭人，大部分逐往西伯利亞，留下少數人貶為農奴，承擔苦役，不予教育，頂多"數500的簡單算術，會寫自己的名字"——這也叫着"人群圩田"，是由士兵／農民構成的一道牆，將"永遠地阻擋暴風雨和洪水般的亞洲人潮"。
這些紙上談兵的胡思亂想，因納粹德國迅速潰敗而未能付諸實施。但後世人們讀到這些史料，會好奇納粹將以何種技術管理這種"人群圩田"？因為他們發明了"高科技殺人"的焚屍爐——滅絕猶太人的所謂"最後解決"，瓶頸是一個"殺人速度"的技術問題，奧斯威辛創造過一天毒死六千人的紀錄。法西斯未遂的"高科技監控人類"，戰後由英國作家奧維爾在小說《１９８４》裏面想像："大洋國"里無處不在的"一塊像毛玻璃一樣的橢圓形金屬板"、聲音關不上的一個裝置，叫做"電幕"，它監視所有人的私隱。這個天才虛構，於是成為"極權主義"的代名詞。如今在開放社會裏，"攝像監控"引起人們本能的恐懼，可能也是奧維爾留下的一種遺產。但是奧維爾想像力不逮之處，恰在高科技"監控社會"，後來居然出現在納粹德國煞費苦心想要防堵的東方的東方——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