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荷里活幻影中的智能世界，一開始就是集權形態。
而中國在一場大屠殺之後，尚未經濟起飛，政治上科技上都很土，數碼時代在西方也剛剛開始，中國還沒啥可偷呢。
但那時西方很幼稚，既不知道中國會偷，也不知道大數據也要看哪種制度來使用它，「數位化列寧主義」、「雲極權」這些概念，那時候無論什麼天才神童都想不出來。
由於數碼的介入，個人（individual）與國家的博弈，溢出政治學範疇，已經不單單是權力的概念（"專制""集權"），民主制度也不能擔保了，臉書創辦人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坦承：「許多人進入科技業，是因為相信科技可以帶來分權化的力量，賦予人民更多權力。但隨着少數的大型科技公司崛起，以及政府使用科技監控他們的人民，許多人現在相信科技只會加強集權，並非分權化。」
這種大公司在中國就是BAT，B指百度、A指阿里巴巴、T指騰訊，中國互聯網公司三巨頭，它們幫助中共打造了一個全新的統治模式，物聯網、大數據分析、ＡＩ，更可能實現一種新的超級控制，不是通過外在的強加，而是通過資訊技術，深入民眾習慣和偏好之中，即時掌握行為和軌跡，中國網友戲稱「雲極權」，比較露骨的叫法是「數位化列寧主義」。
五、從毛澤東「升級」
毛澤東式的傳統社會控制能力，在改革時代有所退化。市場化與全球化的推進，相對削弱了中共對資源與社會力量的壟斷控制；愈來愈多的人脫離了單位和公社的束縛而流動起來，也有更多的經濟資源掌握在私人手中，湧現出來數以千萬計的專業技術人員、自由職業者與數億的流動民工，因此近年來諸多規模群體事件都呈現出無組織和突發的特點，如二○一一年北非「茉莉花運動」對中國的影響；加上新社會階層和農民工高達數億之多，且處在不停的流動當中，體制似乎不可能對所有人都做到「動知軌跡，走明去向，全程掌控」。不幸的是，資訊技術的進步，讓這一任務再此成為可能。
中國起步於監控出租車，而「出租車監控」水平，即一個「監控社會」的基礎標準。天安門被鎮壓後，王丹倉皇逃出北京，往蕪湖投親戚遭拒，無措手間竟返回北京，口袋裏只有一張名片，是住在北京飯店的台灣記者徐璐，結果徐璐要了輛出租來接他，警察也同時趕到。徐璐被驅逐出境時還在後悔，怎麼沒想到北京八九年居然已監控電話。低估中共的集權控制技術，是神州之外的一種「國際性幼稚」，至今如此。
接着，中國以公安人口信息為基礎，加入人口和計劃生育等相關信息資源，建立以公民身份號碼為唯一代碼的"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動態管理機制，也就是所謂"公安大情報重點人員動態管控機制"，針對七類"治安高危人員"實施監控：涉恐人員、涉穩人員、涉毒人員、在逃人員、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員、肇事肇禍精神病人和重點上訪人員等。若以公安部和衛生部的數字為據，錄入動態管控機制的吸毒人員有一百多萬，重型精神病患者一千六百萬，如果再加上刑滿釋放人員兩百至三百萬、重點上訪人員上百萬，那麼這個"動態管控機制"目前輸入的黑名單，至少有上千萬人。
怎麼"動態管控"呢？北京市公安局在近郊區流動人口聚集地，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在一百個流動人口中招募五名治安管理員，即在五個家庭之中，招募一個家庭來監視其他四個家庭；而且，其中任何一人有異常，十分鐘之內有五個人趕去處理，一小時之內轄區的公安、衛生人員就可控制局面。"毛澤東時代也搞"黑五類"、"階級敵人"的監控，靠的是街道里弄的"小腳偵緝隊"（也稱"馬列老太太"），相比之下，今日豈止是"鳥槍換炮"？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大屠殺）是由於"科技"的加入，才成為可能——眼下中國這套東西的公開話語，就叫"科技強警"，乃是中國"崛起"的兩個十年間，以零八年奧運、零九年國慶為戰略目標（民族主義）而打造的"維穩系統"，所以到零九年"維穩費"已達五千億之巨，超過軍費，因為"科技"是很昂貴的。
六、「雲極權」
從這個基礎，中國又上升到"雲極權"，手段基本是兩個：
第一、統一社會信用代碼整合所有個資。2013年4月，中國在先前那個公民身份號碼為唯一代碼的"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的基礎上，建立公民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將戶籍資料、個人信用、稅收繳納、銀行、房產、社保繳費、工商登記、交通違章乃至網上購物、網路言論等關鍵資訊，都整合到統一的個人身份證代碼之下，無論是騰訊、阿里還是民航、高鐵、小米、蘋果，更無論銀行、稅務，所有資訊都可被收集，為體制所用，任何個體都變得赤裸裸，只要進入到"社會信用"系統，就在虛擬的戶籍員警監視下，個體從意識型態到消費偏好的各種傾向，從日常活動範圍到人際交往網路等實體資訊，都被持續的追蹤和分析，一但進入黑名單，就不能再購買機票、高鐵票，也不能買房子、申請銀行貸款……。
第二、全球最高密度監控攝影機，即"天網工程"，加上人臉識別技術。自金盾工程（公安通信網絡與計算機信息系統建設工程）、天網工程（公安110系統視頻監控系統）之後，又啟動"雪亮工程"（公共安全視頻監控建設聯網應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