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1966年算起，文革已經過去五十多年。幾十年前的腥風血雨，有些事在記憶中開始模糊，並隨年齡的增長而離我漸行漸遠。北京大學是文革的煽風點火之地，也可以說是全國開展運動的樣板，幹部和知識分子慘遭迫害，無辜群眾被顛來倒去地整肅，無數生靈被塗炭，這裏也是全國最恐怖的重災區之一。作為北大教師的第二代，我想把自己親歷的幾個小故事記錄下來，以喚起更多的人對那段歷史的關注。
一，兩上北大「井岡山」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偉大領袖支持的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揭開了文革序幕。自此，北大進入了一個現在人們無法理解的癲狂的時期，那時我不滿13歲，在北大附小上六年級，剛剛考完畢業考試，還差一次升學考試填志願即可升入中學，但自此求學之路嘎然而止。一切正常的生活學習秩序全被打亂了，人妖顛倒，是非混淆，鄰居伯伯叔叔阿姨一夜之間成了走資派、牛鬼蛇神、反動學術權威、叛徒、特務、反革命，我父親因為身體不好，已經長期休病假，當時還沒有被波及。
1967年，聶元梓在北大辦紅衛兵造反展覽，從附小抽出了40名小學生做講解員，我是其中之一。因為停課不上學了，當講解員是件很新鮮的事。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分在展覽的第四館，主題是「巴黎公社式選舉」。在大學生的指導下，我們每天要接待一批又一批全國各地串聯的紅衛兵學生，按照解說詞認真講解。在這期間，和指導我們的大學生熟悉了，偶爾會聽到他們不避諱我悄悄議論圖片的真偽，選舉的虛假，這一切和介紹中的解說詞完全相悖。時間越久，聽到的越多，他們說聶元梓是一個飛揚跋扈的人，由於有領袖和中央文革做後台，權傾一時，獨斷專行，打擊排斥異己，殘酷迫害幹部和知識分子，是一個品質惡劣的壞人。當時這些大學生要成立自己的組織：「新北大井岡山」，我就下定決心不當講解員了，連第二天就發到手的新北大紀念章都不要了，馬上追隨他們上「井岡山」。
回家以後，我串聯了幾位要好的鄰居發小：G，B，G和Z。G和B五年級，G和Z只有三年級。我把自己在展覽會聽到見到的講給他們聽，問他們願不願意，敢不敢跟我一起上「井岡山」反聶（當時在北大，反聶即是反革命）？我現在也記不起當年說了些什麼，總之動員很有力，他們毫不猶豫地點頭答應，頗有幾分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氣。就在幾年前，G的媽媽X阿姨回憶起這件事，說有一天G跑回家，認真地告訴她說：「媽媽，我明天要跟江凡上『井岡山』幹革命去了！」雖然那時我們年齡不大，卻已立下要堅持真理的決心。
說干就干，我們五人一起找到「井岡山」設在28樓的總部，要求加入「井岡山」，造聶元梓的反。大學生看我們這群天真稚氣的小孩兒，開始可能覺得我們是瞎胡鬧，把我們涼在一邊不搭理我們。我年齡最大，上「井岡山」也是我出的主意，眼看目的要泡湯兒，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泡在那兒纏住大學生一勁兒磨，表示我們支持「井岡山」，反對聶元梓的決心。我們說，需要我們幹什麼，我們就幹什麼！只要有什麼任務交給我們，保證完成。而且，我們還說一定會保守秘密。當時總部頭頭是牛輝林，還有魏秀芬，都是大哥哥姐姐，看我們很堅定要跟他們一起戰鬥，精神也挺可嘉，抱着試試看的想法就真把我們留下了，還分了28樓頂層的一間房間做印刷間，佈置給我們的任務是印傳單，撒傳單。領下任務，就等於得到了承認，我們五個小夥伴兒真是開心啊！
當年28樓是留學生宿舍，每個房間有大衣櫃，書桌等家具，都被我們利用起來。我們每天工作時，都要先抬大衣櫃用來頂門，防止新北大公社的人來抄我們。我刻鋼板，兩個男孩子負責油印，女孩子打下手翻片兒，累了大家互相輪換。開始我刻蠟紙掌握不好力度，一張蠟紙也就能印二百來頁，一漏油就廢了還得重新刻，小伙子們推滾子勁也使得太大。後來大家技術提高了，操作越來越熟練，一片蠟紙印個1000來張也不成問題，效率非常高。印好傳單先晾起來，等油墨幹了，再把印好的傳單一張張疊起來碼好。兩個男孩兒使用印刷機，蹭得到處是油墨，常常搞得像個唱戲的花臉兒，休息的時候，我們互相看着打趣，太好笑了！就像上班似的，每天一早吃過早飯，我們就一起結伴而行來到28樓，先去總部頭頭那領來要刻寫的文章，然後緊張而有序各就各位開工。下午印好大批傳單，每人分到一大摞，裝進各自的挎包里，到大字報席棚人最多的地方去散傳單。一張張傳單就像一發發出膛的炮彈，在北大聶元梓控制的魔窟里炸響，傳播到全國各地。「井岡山」總部的哥哥姐姐經常表揚鼓勵我們，那時我們覺得自己參加了革命，很神聖，也很開心！當然小插曲也不少，為了多分點傳單，男孩兒女孩兒之間也鬧彆扭，我經常得連說帶哄。還有個小伙兒傻乎乎把傳單攢了一麻袋，想多散點兒痛快，結果當然早就過了期，被哥哥發現挨了通罵。小Z從小腿有殘疾，每天往返北大，比我們吃的苦更多，可她從來都是樂呵呵的，現在想想還真是不容易。
鬥爭從來都是殘酷的，風平浪靜的時候很快就過去了。聶元梓哪裏容得下反對她的力量，大約在66年底到67年初，開始了對「井岡山」，「紅聯軍」等群眾組織採取了殘酷鎮壓和無情打擊，查封了「井岡山」和「紅聯軍」，批鬥、抓捕這兩個組織的重要成員，揪鬥了200多人，其中把100多名「井岡山」的教師和學生打成反革命。我們平時經常看到的魏秀芬姐姐，一夜之間被押在大卡車上，反扭着胳膊，脖子上掛着名字被打了叉子的牌子遊街。我們的印刷室也被刷了封條。一時間風聲鶴唳，一片白色恐怖，高音喇叭里全是聲嘶力竭的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的狂吠聲。昨天還是「井岡山」的哥哥姐姐，今天在校園裏的大卡車上成了被押解的反革命，頓時讓我們這些初次體驗「革命」二字的小學生嚇得心臟砰砰狂跳不已。
冬天的北大校園，寒風肆虐，政治的寒流更是肅殺令人毛骨悚然。記不清回家貓了多少時日，每天從高音喇叭里傳來的都是聶元梓這個老佛爺不可一世的囂張。當時北大各個系裏對「井岡山」人的政治迫害也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關押、批鬥、威逼、毒打、刑訊，而「井岡山」人不畏強暴，組織起來，在北大五四運動場召開了萬人控訴大會，揭露聶元梓鎮壓群眾的暴行。懾於上面的壓力，聶元梓釋放了一些「井岡山」的學生，「井岡山」的力量又回來了。於是，又有了我們二上「井岡山」。
樓還是那座樓，房間還是那間房間。二上「井岡山」的我們，卻多了一分警覺和機敏。平時經常愛說笑打鬧的五個小夥伴兒，工作更認真了。回到28樓的總部時，我們會觀察是否有人跟蹤，注意甩掉後面的尾巴。我們會在撒傳單時，裝作去搶傳單的人，以不被壞人注意。由於親眼看到了政治鬥爭的殘酷和你死我活，不由從心裏更加敬佩我們身邊這些不怕犧牲、堅持真理的「井岡山」的大哥哥姐姐們，同時也為能給「井岡山」盡一點小小的力量而感到由衷的自豪。因為直接接觸印傳單這份工作，我們是「井岡山」組織宣傳內容的第一讀者，對聶元梓在北大的所作所為有了更多的認識。
文革中，聶元梓是北大革委會主任，她手中掌握的親兵就是新北大公社，他們在北大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全校的高音喇叭都控制在他們手中，「井岡山」僅有的零星高音喇叭，完全被遍佈校園的新北大公社高音壓制，幾乎等於噤聲。一日，聽說總部夜裏有任務，我們幾個都很興奮，原來是「井岡山」要把公社的高音喇叭繳獲過來，改換線路，為「井岡山」服務。想想也是，北大的才子精英成百上千，無線電系，物理系，生物系，化學系，讓新北大公社的喇叭改換個門庭還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兒！趁着夜幕掩護，我們當放哨的哨兵，幫助「井岡山」的大哥哥姐姐神不知鬼不覺，幹掉了幾乎大半新北大公社的高音喇叭。第二天早上六點整，本該播報新北大公社呼叫的高音，突然變成了「井岡山」廣播站的呼叫。我們一路聽着「井岡山」廣播站激昂高亢的播音，內心喜不自禁。
1967年的冬天來臨，北京市的中小學校複課了。當時北大附小的革委會主任、充當聶元梓打手的王××把我父親叫到學校，訓誡他沒有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參加被聶元梓定性為反革命的「井岡山」組織，說我就是個小反革命。在附小複課這段時間很短，我和同學們一起被分配到清華園中學就近入學，從此逃離被聶元梓控制的北大校園。
「井岡山」這一北京大學文革中的群眾組織，之所以能像野草一樣，在聶元梓鐵腕手段高壓控制下歷經百死而燒不盡，只要保存一點點的火星，就能瞬間復燃，正說明人的思想是壓制不了的，壓迫越深，反抗越強烈。在北大，如果沒有「井岡山」，沒有豁出性命也要揭露聶元梓的正義力量，沒有那些身在監牢裏誓死不投降的勇士，聶元梓在台上會更加瘋狂囂張。文革雖早已結束，歷史已經翻過了那一頁，但文革欠下的血債並沒有得到清算，對文革的反思太少了。
二，我認識了沈達菲姐姐
第一次因白色恐怖離開「井岡山」時，我沒閒着，找到北大紅衛兵接待站去義務服務，就是現在的志願者。那時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都往北大涌，一撥兒來了一撥兒走，川流不息似的。我在接待站幫助新來串連的外地學生換飯票，買郵票，寄信，指路帶路，凡是學生們需要的，我都去做。在忙碌的工作中，我接待了一撥兒從上海來的學生，其中有一位漂亮的姐姐，身材苗條，梳着兩條長長的辮子，氣質超好，每次見到不由得總想多看她幾眼，而她眼裏流露出來的那種憂鬱總留在我心裏忘不掉，也很好奇。終於，我從她同來的夥伴中得知，她是北大被聶元梓迫害致死的中文系學生沈達力的妹妹，名叫沈達菲，此次來北大是要找聶元梓討說法，就是來上訪的。
沈達力是誰？她為什麼會死？這當然和聶元梓，和新北大公社有關。沈達力是1962年考入北大中文系語言班的學生，她聰慧、開朗，是中文系師生熟悉的公眾人物，常以中文系晚會主持人的身份出現在大家面前，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因反聶參加了北大紅聯軍組織，因而被聶元梓及其新北大公社整肅；又因為她的男友在被鬥時抄出他們的情書，在鬥爭會上以此來打擊羞辱她（引自《華夏文摘》增刊第762期，薄亞達：「周培源與聶元梓——十年風焰漫燕園」）。沈達力不堪屈辱，以死抗爭維護自己做人的尊嚴。沈達力的死，是聶元梓及其一夥暴行所致，聶元梓就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劊子手。得知真相，我回家轉述給父母，父親當即要我邀請沈達菲姐姐得空到家裏來做客。雖然父母和沈家非親非故從不相識，但他們要以北大有良知的教師、慈愛的父母之心，溫暖和支持受難中的妹妹和她的家庭。
達菲姐姐來過我家兩次，還帶來她的一位同伴。每次都是媽媽親手為她們做上一餐好吃可口的飯菜，還包過一次北方的餃子。我家旁邊的空地，是我們一起打羽毛球的地方，達菲姐姐輕盈的跑動，靈巧的身段，揮拍自如的瀟灑，這一切雖然都過了五十多年，還深深印在我的腦海里。
在那個聶元梓一手遮天沒理可講的年代裏，達菲姐姐哪裏討得出什麼說法？！經過一天又一天的等待，終無結果。她是懷着憤怒、悲傷而離開北大的。五十多年過去了，我想，還有人記得沈達力姐姐嗎？她的孤魂是否還在未名湖畔徘徊？如果沒有文革，達力大姐這位才女，應該是一位學識豐富的教授了。嗚呼！文革是中華民族之觴，把我們帶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三，挺身護家，荒唐鬧劇終收場
1966年8月起，北大抄家之風盛行。無論什麼理由，北大來的紅衛兵呼拉一下把一家圍住，房間裏立刻就傳出呵斥、打罵，稀里嘩啦連砸帶摔的聲音。父親幾次要跟我談話，又猶豫着不知道怎麼談。終於一天他嚴肅地看着我跟我說，「如果，」父親加重了語氣，「要是爸爸媽媽犯了錯誤，還挺嚴重的，你怎麼辦？」我根本不信，我說，我爸爸媽媽都是好人，我不相信你們犯錯誤，我是保爹保媽派，我鐵杆保定了！爸爸搖搖頭，不再說什麼了（以後我才得知，66年文革開始後，我母親在心理所被打成反黨小集團成員，天天挨鬥，並且心理所造反派把暫住在所宿舍里的我的外祖父母拉去批鬥，抄家，還強行趕回河南原籍。外祖父1918年考取庚子賠款公費名額，赴美國耶魯大學留學，1925年碩士畢業回國效力，曾任河南大學農學院長、教授，北京大學農學院教授，北京林學院教授，河南農學院教授，是森林測繪學專家。文革中外祖父母均被迫害致死）。
話說抄家，這一天突然降臨了。一個下午，北大經濟系的紅衛兵十幾二十個人突然闖入我家院子，一路還裹挾了不少好事者，把竹子和薔薇紮成的籬笆踩塌了一大片。為首的紅衛兵高喊：「地主婆江一純滾出來！」「打倒地主婆江一純！」來者氣勢洶洶，嗷嗷亂喊。奶奶當時已經79歲了，本來就極膽小，被這突如其來的吼聲嚇壞了，撲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渾身顫抖着說不出話來。不理他們是不行的，我什麼也顧不得想，一個箭步衝出去，挽起衣袖，雙手叉腰，站在院子當中間兒，脫口而出一聲大喝「他媽的！老子是紅衛兵！誰敢再往前走一步！」（我哪兒是什麼紅衛兵啊，情急之下拉大旗做虎皮而已）領頭的大概也沒有想到，會遇到這麼強勢的小崽子，稍微軟下來一點，問道：「江一純是你什麼人？」「是我奶奶！」來人說，「你奶奶是地主婆，我們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把你奶奶交出來！」我當時一定是吃了豹子膽了，用手指着他大吼「誰說我奶奶是地主婆！我還說你奶奶是地主婆呢！你們好好查清楚了，我家沒有地主婆！你們要是眼沒瞎掉，回去再好好扒拉扒拉檔案去！」吃了我的一通叫罵，為首的有點二乎了，我進一步說，我家幾代沒有農村戶口，怎麼可能在農村劃成分？沒有劃成分，怎麼可能是地主？這時來人中有的覺得沒趣了，小聲嘀咕着沒準兒看錯了，往院子外面溜達，有人還不大甘心，罵罵咧咧的，但也沒有剛來時的威風了。就那麼僵持了一陣，我覺得時間過得特別慢，特別長。不能不說，來的紅衛兵頭頭還有點兒政策觀念，要不然我一個小女孩哪能抵擋得住啊。不知到底過了多久，紅衛兵竟然撤了。圍觀的好多小孩在他們屁股後面「噢——噢」地起鬨，我手心滲出冰涼的冷汗，渾身都癱軟了。我是獨生女，從小父母對我管教甚嚴，豈敢張口罵人？這可是本人平生第一次罵髒話。一場鬧劇就此收場，可否當成是受到文革的洗禮了呢？
回家我問父親，爺爺是做什麼的？我們家怎麼會是地主？父親告訴我，我的爺爺幼年父母早亡，從平江徒步到長沙考入湖南高等學堂（湖南大學前身）求學，畢業後跟隨湖南愛國將領唐生智，受到重用和提攜。因國民黨內派系鬥爭，上世紀二十年代爺爺和唐生智一起被蔣介石通緝，逃往到日本，在早稻田大學學習經濟學。回國後，曾任職於湖南省建設廳，做過湖南省機械廠廠長、漢陽兵工廠廠長、武昌造幣廠廠長，水口山礦礦長，是民國國有企業管理的人才和精英。我奇怪這跟地主怎麼搭上的？父親說，爺爺成事後，在平江老家購置了田地，捐給江氏祠堂，開辦教育。父親為此曾填表寫了地主成分（怕欺騙組織，隱瞞成分），但隨後寫信給平江當地公社求證，公社開來證明材料，證明土改時江家在農村沒有土地，也沒有劃成分。
1968年正值春寒料峭時，一天中午我放學回家，祖母驚慌地告訴我，正在病重臥床的父親，上午突然被經濟系新北大公社來人抓走，他們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說我父親是經濟系漏網的階級異己分子，需要隔離審查，將父親關押在北大經濟系37樓，日夜派人看管，失去人身自由。我不顧一切跑到37樓去找父親，問誰都沒人理我。當下我心生一計，找到二層辦公室人多的房間見門就踹，「嗵！嗵！嗵！」巨大的聲響驚動了許多人，有人認出我，悄悄告訴我父親關押的房間，我一口氣跑上了五層。見到父親和那屋子裏看押他的人，我絲毫都不覺得害怕，說實在的，心裏埋下的全是恨。他們逼迫父親寫檢查，說我們全家都是「井岡山」的反革命，連小崽子都是黑的，一家黑，還列舉系裏×××新北大公社的幹將是全家紅。系裏組織學生對父親輪番進行批鬥，連父親到校醫院取藥都由兩人看押。我天天往37樓跑去看父親，雖然不能講話，但我知道自己曾經許下的「鐵杆保爹保媽」的誓言終於能夠兌現了。父親沒能捱到文革的結束，於1974年初去世。而作為當年「井岡山」小反革命的我，終於在1976年看到了在文革中不可一世的聶元梓被繩之以法的那一天。1989年，我的伯父自1949年離開大陸後第一次回來探親，遺憾的是奶奶和父親均已去世。聞之我的家庭在文革中所遭遇種種，不勝唏噓，也感嘆他的母親和弟弟在文革中大難來臨時能有一個好孫女、好女兒時時保護着他們。
後記
1、文革結束後23年，也就是1999年，我兒子考上北大，我送他入住宿舍，居然是28樓。來到我曾經「戰鬥」過的地方，思緒萬千。當年北大存在的兩派組織：「新北大公社」和「井岡山」，都源於罪惡的文革，是文革的產物。我個人所經歷的點滴，從一個小小的側面，揭露了文革這十年浩劫帶給北大教職員工的災難，也讓人們了解一些北大文革中聶元梓統治下的黑暗、複雜和殘酷。現在28樓已經拆掉了，但它永遠在我的記憶中保存着。
2、感謝我的髮小（在文中我略去了他們的姓名），感謝他們當年對我的那份信任，在隨時都存在的白色恐怖中一直跟我在一起。至今我們依然像親人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