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在這場起義的末尾，下了罪己詔，承認他「委任不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又說：「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永鑒前弊。」
皇帝道了歉，同時把四川動亂的根源推到了貪官污吏身上。但我們知道，所謂的貪官污吏，很大程度上只是在執行朝廷對四川的懲罰性掠奪政策而已。
不過，宋太宗還算說話算話，在表示要改弦更張，將四川動亂作為永遠的借鑑之後，淳化五年（994年）九月，他就派出有廉潔美譽的張詠出任益州知州。張詠臨行前，宋太宗專門找他談話，說：「西川亂後，民不聊生，卿往，當以便宜從事。」
張詠到達成都後，降低鹽價，使人民買得起鹽；對王繼恩的專橫，也斷然加以制止；對掠奪民財的士兵，進行嚴厲的懲治……他在成都數年，採取了柔性治理手段，被稱為「有惠政」。
此後，四川分別在997年和1000年發生兩起兵變，但對朝廷的震懾遠不及王小波、李順起義。反倒是另一種長時段的影響，在四川人心中慢慢紮根。
從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年底開始，四川地區出現了「歲在甲午，蜀且有變」的傳言。傳言不僅被編成歌謠，唱遍四川，還傳到了大宋朝廷。這時，距離甲午年（1054年）其實還有一年多時間，但四川民間和開封朝廷，已經人心惶惶。
傳言的發生，起因於上一個甲午年，即994年，李順攻入成都，建立大蜀政權。而再往上一個甲午年，934年，正好也是孟知祥在成都稱帝建立後蜀的年份。四川人和朝廷官員因此有理由相信，在即將到來的新的甲午年，1054年，四川一定還會有大事發生。
連宋仁宗都很擔心。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離甲午年還有一周年之時，他派出了口碑很好的程戡出任益州知州，隨後又下詔整頓蜀地吏治，對貪濫苛刻、害民妨務者加以處理。接下來的一年中，朝廷陸續發佈針對四川的惠民政策，降低稅率，考察鹽井，減免上供的絹帛……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旨在安撫蜀地民眾，防止上一個甲午年的李順起義歷史重演。
到了甲午年，1054年，四川在「儂智高欲借大理兵寇蜀」的謠言中平穩度過，有驚無險。
王小波、李順起義確實是宋朝統治者一段揮之不去的歷史記憶。直到宋神宗時期，王安石變法推行「市易法」，打算在成都設立市易務，宋神宗和一部分官員還以王小波起義為戒，生怕鬧出亂子來，不敢輕易派人去。王安石出來作了當面保證，宋神宗才同意。
北宋朝廷針對四川的政策調整——經濟上輕賦稅，政治上嚴控制，終於取得了成效。經過宋初近半個世紀的動亂，宋仁宗以後，四川基本沒有起義和暴動發生，變成宋代全國最穩定的地區之一。
▲經過宋初動亂，四川恢復了歲月靜好。
06
從四川由亂而治的個案，我們可以分析宋代小起義不斷、大起義幾乎沒有的成因。
宋代是一個善於吸取歷史教訓的朝代。它是在晚唐、五代軍閥割據，強地方、弱中央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朝代，因此，幾乎所有國策的着力點都用在了怎樣避免晚唐、五代的統治悲劇上。
為了防止地方割據，宋代實行分權制地方行政制度，中央對地方形成絕對的制度優勢：
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之勢；
置通判，以奪其政；
命都監監押，以奪其兵；
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
從勢、政、兵、財控制地方之後，「向之所患，今皆無憂矣」。尤其是在兵力配置上，宋朝實行尊京師、抑郡縣的政策，地方僅保有承擔勞役的廂軍，幾乎全無武備。一旦某地有發生民變的苗頭，騷動一起，憑地方兵力要控制住就很懸。正如南宋四川人魏了翁所說：「處處無兵，城壘不修，或數十夫持耰白梃，便可盡殺守令，開府庫，誰復御者？」
所以宋代會時常發生一些怪現象，比如有人振臂一呼，率領隊伍造反，歷數千里竟然沒人鎮壓；或者地方好不容易緊急召來州兵，一看，只有二三十人，直接就被起義者團團圍住。
宋代全國平均每年1.36起的小起義，根源就在地方權力尤其是兵力的弱小與空虛，給了起義者鬧起來的時間和空間。其實只要地方的兵力強一些，絕大多數小規模的起義在萌芽階段就會被壓下去了。
但這些小起義最終無一起發展成全國性的大起義，這才體現出宋朝地方治理的技術。
關於宋代始終未爆發全國規模農民起義的原因，歷史學界進行了多層次、多角度的分析。
其中，最主要的觀點認為，宋代的賦稅結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其龐大的財政開支主要已非取自農業。隨着租佃制的普遍推行，作為宋代農民主體的佃農，減輕了封建的人身依附關係，有了多種可供選擇的謀生之路。有些人儘管生活仍很勞苦，但還不至於走投無路、大批流亡。除了個別地區、部分極端年頭，比如北宋初的四川、北宋末的浙江，農民的日子難過而造反，兩宋300多年並未出現過全國性的農民沒有活路的情況。
還有學者認為，宋朝將中國古代的社會保障推進到最高水平，可以說漢唐不能企及，元明清也沒有超過。因此宋代儘管有數百次小規模群體性事件發生，卻是唯一沒有發生全國範圍的民變的朝代。
不應忽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宋朝統治技術的動態化和精細化。像上面講到的四川，宋初對該地區執行的是懲罰性的高壓和掠奪政策，在一系列的民變爆發之後，朝廷適時調整了政策，從高稅額地區變成低稅額地區。由於影響最大的王小波、李順起義最早是由失業茶農挑起的，朝廷此後也加強了對茶業從業者的重點監控，避免歷史重演。這一切均是宋朝地方統治藝術的體現，所以在宋初近半個世紀的動亂後，四川此後恢復了長久的安定。
河北地區也是如此。由於唐末的王仙芝、黃巢依靠活動於河北的私鹽販子為基礎發動農民戰爭，宋朝吸取了這一教訓，在推行榷鹽（食鹽專賣）政策時，唯獨給河北開了綠燈。因為朝廷怕河北一旦榷鹽，又會釀成宋朝版的黃巢起義。正是有了這些特殊的防範性政策，河北雖然在北宋屢遭災荒，稅額負擔也重，但該地區農民起義的次數和規模，相較其他地區並不突出。
宋人對朝廷的地方統治藝術，還是相對滿意的。北宋理學家邵雍就說過，本朝「內無大臣跋扈，外無藩鎮強橫，亦無大盜賊，獨夷狄為可慮」。
是的，如果沒有強大的邊疆對手，宋朝就完美了。
可惜這樣一個動態、精細的超穩定治理系統，先後被女真人、蒙古人給打破了，真應了那句經典名言——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宋朝已無王小波，卻有完顏晟和忽必烈。這就是一個朝代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