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中國計劃生育，我嘗言：鄧小平拍腦袋要"人均千元"而強壓人口出生率，活活消滅了四億嬰兒，人世間有何種惡魔可以與之比擬？該體制的具體執行者，便是惡魔之徒，雙手染血，而決策者的手是乾淨的嗎？
一、現代中國最嚴重的戰略失誤
魯迅在"五四"時代喊過一聲"救救孩子"。晚清有"棄嬰塔"，因為重男輕女的傳統，民間常常把剛出生的女嬰，扔進此塔，不管是健康、殘疾、是活是死，扔進去的都活不了。堆積的女嬰屍體，會有人來清理。直到西洋教會建育嬰堂，在大門上開個抽屜口，任棄嬰者將嬰孩放入，由教會養育，由此棄嬰塔才消失，上海至今還有一條馬路叫育嬰堂路。我舉此例，說西洋教會積德不是重點，而是說中國傳統雖鄙陋，至少還有"棄嬰塔"，進入現代之後毋寧更異常的殘酷。
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
誰不實行計劃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
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
喝藥不奪瓶，上吊就給繩；
寧肯斷子絕孫，也要讓黨放心……
塗寫在無數村莊泥牆上的這些標語，顯示了一個比文革還要暴虐的時代，從1979年到2015年，中國政府宣稱，"一胎化"政策減少了4億新生嬰兒——也就是說，這個政策殺掉了4億嬰兒。
中國人，尤其是十億以上的農民，血腥土改、高徵購搜糧捆綁、大饑荒人吃人、文革清隊血淋淋，他們都沒敢怎麼樣，只有"一胎化"，讓他們跟這個政權結了仇，他們說：計劃生育叫我們斷子絕孫啊！
中國政府早在1971年制定的"兩個正好"的生育政策，到1980年已經將總和生育率從5.81降到2.24，人口出生率高速降下來了；也就是說，一家生兩個孩子，到2000年也能把中國人口控制在12億以內。但是，"一胎化"的1981年到1990年，總和生育率是2.47，說明這個政策完全無效。而且，這個政策還導致了人口老齡化和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兩大問題：
二十年後中國將出現四億多老無所養的老人；
二十年後中國將出現四千多萬壯年光棍。
所以一胎化政策，是現代中國最嚴重的、動搖國本的戰略失誤。這個政策的產生機制更荒謬。撰寫《獨生》一書的美籍華裔作家方鳳美指出，中國厲行一胎化，是1980年鄧小平要實現"20年後（2000年）GDP躍升4倍達1千美元"目標，專家告訴他達不到，除非把分母縮小，即人為壓縮總人口，而出這個主意的，竟是軍方科學家。她寫道：
當時文化大革命才結束4年，中國社會學者、人口專家不敢講話，聲音無法進入討論，只有國防科學家最具話語聲量，國防工業又男性居多，以為"一胎化"執行後，若人口下降比率過多，調整數字、讓人民再把小孩生回來就好，他們沒想過社會不是說改就改，最後決定一胎化政策關鍵學者，竟是火箭工程師出身的宋健（時任國務委員，後主導三峽大壩興建）。
這個荒謬政策的反人道性，更令人髮指。1983年中國進行了5800萬例計劃生育手術；2000年達到8600多萬例絕育手術；這一年全國二點四億育齡婦女，有百分之四十八使用宮內節育器、百分之三十六左右進行了輸卵管手術結紮，永久絕育。這些數字的背後，是無數的計生暴行和民眾血淚，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有組織地侵犯女性的基本權利，全世界空前絕後。中共首腦將活人當作死的數字撥弄，不止一次了，上一次是毛澤東狂想"大躍進"、"人均畝產萬斤"，餓死了四千萬人；這次是鄧小平拍腦袋要"人均千元"而強壓人口出生率，活活消滅了四億嬰兒，人世間有何種惡魔可以與之比擬？
二、比株連九族還要野蠻
維權律師滕彪的《臨沂計劃生育調查手記》，為"一胎化"時代留下一份珍貴的檔案。滕彪寫道：
我覺得"野蠻"二字遠遠不能顯示其罪惡的程度。這種邪惡超出了違法行政、濫施暴力、瘋狂斂財、迫害人權、扼殺自由的範圍；它摧毀和企圖摧毀的東西是民間社會的倫理基礎和人之所以為人的精神基礎。一個老黨員受害者痛心地對我們說："古代皇帝株連九族都沒幹過的事，讓共產黨給幹了。"房仲霞的家屬有22口被株連。先後被抓、被關押、被打、被收學習費的有她的婆婆、三嫂子、姐夫、侄子、侄媳婦和他們的孩子（一歲）、婆婆家的嫂子家的妹妹、親妹妹（孕婦）、妹妹的婆婆和公公、婆家的孫子、三姨和三姨夫、三姨的孫女（不到四歲）、四姨、嬸嬸、舅母、五哥的小姨子、三哥的小姨子等等。只要和她有一點親戚關係的，被發現就跑不了……受政績驅使的計生運動在執行中被執行人發現了另一個好處：那就是以罰代法，借國策瘋狂斂財。
滕彪看到，臨沂人在野蠻下，人性不曾屈服，體現不屈服的，竟是一個盲人，"陳光誠從三歲起，就完全生活在黑暗之中；但他聽到的是什麼？是一個個讓人揪心的故事，是計生人員砸玻璃和打人的聲音，是孩子和老人的哭泣，是官僚們的官話、謊話和罵人話"——陳光誠仿佛一個使者，由被殺掉的那四億嬰兒派回到這個世界來，"他仍然用歡樂的聲音、用耐心和愛心來回報這個世界"，因為他們要他來搭救那些已經和將要落胎母親子宮的弟弟妹妹們；由此他便一個人跟一個政權抗爭，由此也引來全國網友一波又一波"探訪東師古村"，使沂蒙山區孟良崮附近、地處京滬高速與國道205之間的這個小村子，一夜聞名於世；由此，也引來了"中共的戴笠"——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親赴臨沂部署"905"專案，監控陳光誠、圍堵探訪人員；由於這麼高的位階，直接染指對一個小村莊的鎮壓，當局用於陳光誠一家的維穩費，從2008年的三千多萬攀升到2011年的六千萬，到2012年累計已達兩個億。
"中國由盛轉衰只需30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CDE），針對中國取消獨生子女政策，展開一項研究，得出這個結論，它預測中國經濟將在2030年達到頂峰，然後到2060年左右會再被美國趕超。中國生育率仍遠低於其更替水平，這導致中國勞動力市場也開始萎縮。中國15歲至60歲群體的人數在2012年開始下滑，預計還會進一步降低。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勞動力將下降約四分之一。到21世紀30年代左右，中國經濟必然趕超美國，但在此後，由於人口老齡化，中國經濟增長將開始減速。
三、人口控制在中國的人道和技術困境
在今日人類面臨生育的種種困境，如人口過剩、性別失調、老齡化、家庭破碎、女性生育衰竭等錯亂世態之下，中華民族先遭遇放任生育、人口過剩的困境，坊間有言「錯批馬寅初，多生三億人」，然而不出二十年，更棘手的困境是，中國人口將出現斷崖式萎縮。
以國家行政手段控制人口增長，是本世紀人類的一項重要嘗試。它的必要性從全球利益來看是無須爭論的，但它在某一國家的實施後果及其所引起的倫理困境，則是一個超越經濟利益的終極價值問題，人類不能置之不問。就中國的嘗試而言，它產生了兩個基本困境：
第一，生命倫理受到挑戰，但不是西方發達國家所發生的諸如遺傳操縱等倫理困境，而是人的自身再生產過程非自然化，同傳統價值和基本人權的衝突﹔
第二，以計劃經濟模式套用於人口控制的弊病，顯示了國家在人口控制中的角色是令人懷疑的。
這兩個問題的現實性還在於，國際社會（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和西方政府無奈地依賴或支持中國政府的人口政策，以為這樣就可以解決中國人口爆炸這個世界隱患，是否淪為一個幻覺。
先談第一點。中國沒有西方的人口理論，只有相沿成習上千年的傳統生育觀念，這種觀念將傳種接代置於人生責任的首要位置，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雖自近代以來傳統家庭的解體而受到劇烈挑戰，但在本世紀依然是廣大民間的基本價值。這種基本價值，又是受到中國農村自然經濟的支撐的﹐即落後的生產方式主要靠勞動力的增多而維持﹐小農經濟和宗法家族制度的觀念﹐都極為重視人丁興旺﹑重男輕女﹑養兒防老等傳統習俗。在未能改變生產方式之前﹐就徹底改變倫理觀念﹐勢必引起社會的強烈振盪。發生在中國的人類生育行為中前所未有的倫理困境是﹕
——人們在恐懼中選擇生育或不生育；
——生育第一次成為一種違法行為，孕婦為躲避強迫墮胎而大量逃亡﹐藏匿山澤﹔
——人為的性別淘汰，溺女嬰之風熾起，女嬰女童性別比例失調，從公開渠道能獲得的資料，即1987年人口抽樣調查顯示女嬰死亡率高於男嬰，農村一歲女嬰佔總人口比例為47.15％（低於女性佔總人口的48.33％〕，性別比為112.1比100，但熟知農村情形的人口學專家私下估計，被溺女嬰加上被強迫墮胎的「超生嬰兒」，全國每年當以百萬計；
以上都是盡人皆知的，外界很少知道的還有﹕
——醫生職業倫理的危機﹐這包括﹕被強迫給婦女墮胎﹐甚至將七個月以上的被墮而存活的嬰兒用藥物殺死﹔
——大量墮胎行為引起的一個醫學後果﹕廣泛使用死嬰於解剖﹑器官移植以及藥物﹑營養品的研製和使用﹔
——無計劃指標出生者﹐民間稱為「黑孩子」,失去包括口糧在內的基本生存權利﹔超計劃生育子女的家庭，常常離鄉背井，流落它方，因而在中國的許多城市郊區出現躲避計劃生育者聚居的「黑村」「黑屯」。
讓人民付出如次代價以後，人口控制的效果如何？這是第二點。
關於國家在人口控制中的角色，在中國經歷了一次荒唐的巨變。1949年後的政權最初曾實行放縱式的人口政策，即毛澤東的所謂「人多好辦事」，持續二十年人口增長率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38年間人口從五億翻到十億，從此形成一種舉世無雙的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長率的人口再生產類型。這個過程發展到1970年代，被一項突然出籠的嚴厲措施攔腰切斷，即中國政府強制推行的「一胎化」和人口自然增長率不得超過千分之十二的所謂「國策」。問題就在於，一個非理性的自然過程，是否可能被另一個極端激進的人為措施成功地扭轉？
中國以中央指令式計劃經濟模式套用於人口控制﹐遇到的一個基本困難﹐是「數目字上的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的功能不具備，這反映在﹕
——作為計劃依據的人口統計不準確；
——以人為想像的計劃數據代替人口增長的自然速度的不可能；
——用中央指令硬行規定地方各省的增長率以匯總全國增長率的虛假性。
中國政府每五年實施一個人口控制的「五年計劃」，1985年制定的「七五」人口計劃，要求五年後人口控制在十一億一千三百萬，但1990年的統計顯示突破計劃三千萬人，中國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彭珮雲分析失敗的原因時說，「七五」計劃制定時就少統計了約一千三百萬人。1991年制定的「八五」人口計劃和十年人口規劃﹐又要求到本世紀末控制在十三億人之內，但1995年8月中國政府發表《白皮書》宣佈人口已達十二億。
這裏包含兩個無法證實的因素﹕第一，十二億這個對外公開數字是否仍有少估之嫌？第二，「八五」計劃是失敗了的「七五」計劃思路的延續，後果的未知性極大，而一個可知的因素是﹐這個時期處於生育旺盛期的婦女人數高達一億兩千多萬，再嚴厲的控制也無法抑制計劃外出生人數，而強行控制便意謂著大陸婦女權益的更大災難和反彈，這也是彭佩雲檢討的「七五」人口計劃失敗的另一原因。
同時，這樣嚴厲的控制，又缺乏必需的教育水準和知識的前提。中國政府的宣傳和說教，面對的是兩億六千萬文盲半文盲（佔總人口的22‧27％，其中大多數是農村婦女），效果極其微弱。這個因素﹐既是民眾抗拒計劃生育政策（抗拒的基本動力不僅來自強大而無形的傳統習性，也來自一種更原始的生育衝動）的原因，同時也是政策實施粗暴化的主因，其表現形式是執行政策的基層幹部，和深入到鄉村的所謂「計劃生育工作隊」，對違反政策者（無生育指標而懷孕或生育）所施加的強迫墮胎、經濟懲罰以及對所有育齡婦女的預防性的輸卵管結紮，這當中所發生的政策偏差和過渡報復，是司空見慣的。
總之﹐把生育行為當作經濟行為﹐以國家計劃的方式來控制﹐不僅如同中國過去的計劃經濟一樣要失敗﹐而且暴露出嚴重的反人道性。它的有限控制效果﹐是以剝奪基本人權﹑傷害傳統價值﹑犧牲無數生命換來的﹐代價高昂。中國近幾年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100萬左右，淨增1400萬，這個增長勢頭將以每年1700萬左右（相對於一個中等國家）走向本世紀末。中國政府自己估計﹐一旦突破十三億，預計到下世紀中葉中國總人口約在15-16億之間，如果控制不住，將達18億。那時﹐中國的人口問題將真的變成世界難題。
四、生育權與幸福感
中國人民大學的社會學家周孝正，是一個能把人口問題講得清清楚楚的學者，他首先強調"生育權"，然後闡述關於"幸福感"的一個重要觀點：
『十七大的時候，政治報告裏頭講，要穩定低生育率水平。那十八大，也就是三年以前開的十八大，政治報告裏已經講了，要促進人口的長期均衡發展。因為我們已經把可持續發展可持久發展作為中國的基本國策。所以說，從經濟來講，是一個考慮。從可持續發展來講，又是另一個考慮。特別是從人的幸福，因為前一階段，我們也講要追求我們人呢要追求幸福。而幸福包括幸福度和幸福感，幸福度可以用經濟的收入來衡量；幸福感我們可以用三情：親情、愛情及友情。一個情沒有，遺憾；兩個情沒有，痛苦；三個情要都沒有，雖生猶死。而手足之情就是親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為什麼呢？孩子從小，在家庭中跟他自己的親兄弟姐妹一塊玩，兄弟姐妹欺負你了，你有挫折感；你把兄弟姐妹給欺負了，你有成就感；你跟他們玩，你有規則感，其中什麼叫贏什麼叫輸，你輸了不認輸，你耍賴，人家不跟你玩，用老百姓的話叫臊着你，這樣的話孩子就有羞恥感。這些感受對一個孩子是非常關鍵的，是他幸福的組成部分。用社會學的觀點來講，要生你就生兩個，要不然你就別生。生一個孩子是對社會的犯罪，所以人家說，一對夫妻給孩子最好的禮物就是給他生出至少一個兄弟姐妹，我們叫手足之情。』
人失去了生育權與幸福感，還是人嗎？
令中國人非人的，當然不止一項計劃生育惡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