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宣統元年的土藥執照
而真正從國民性的角度對鴉片全盤否定的，還是甲午戰爭以後興起的一群新式知識分子，比如康有為，梁啓超，嚴復等人。1899年，梁啓超就在《論中國積弱由何而來》中說，「煙毒者，亡國之根，壞種之源。」嚴復則是從政治體制和國民性的角度說起，所謂「民智不啟，煙瘴滿國，談自由者猶夢中耳。」這也是中國人第一次將鴉片與國民性、民族存亡、現代化障礙聯繫起來，當然這些人在當時本身就是所謂的「亂臣賊子」，所以他們的話在當時遠遠稱不上是「振聾發聵」。
◇圖為英國前首相格萊斯頓，在他擔任首相時期，英國成立「皇家鴉片委員會」
真讓大清對鴉片態度轉變的，反而是英國政府和美國傳教士。按理說鴉片最早就是洋人給弄過來的，他們憑啥對大清的鴉片指手畫腳？說起來，原因也很好理解。洋人也不是鐵板一塊。19世紀下半葉，英國社會上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鴉片運動，維多利亞時代的繁榮之下，英國社會進入了一個道德覺醒期，主張社會改革的活動家和宗教人士主張「清潔的帝國」，「人道的統治」。議會內部也出現了「自由主義良心派」。當時，就有不少人在報紙上和議會裏大聲疾呼，「咱們一方面宣稱文明與基督之國，另一方面靠毒品維持殖民財政。」這些人按照現在很多人的標準應該是妥妥的英奸，但是這群「英奸」確實推動議會立法。
到了1893年，英國議會成立了「皇家鴉片委員會」專門調查鴉片問題，這意味着英國的道德立場第一次在外交上讓步。當然了，這並不是說他們同情中國，更不意味着沒有算經濟賬。但英國人這麼幹，最主要的動機還是完成大英帝國的自我淨化。
跟英國這些人比，美國傳教士對禁止鴉片是更加堅決，這些人本來就是清教徒出身，根兒上就反對過度縱慾享樂，像鴉片這樣掏空身體的東西當然應該堅決廢止。而當時的美國又是世界各強國中的後起之秀，這些高舉的道德大旗的傳教士們，就成了美國發出聲音佔領國際輿論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說，傳教士的聲音也在很大程度代表了美國政府的態度。
◇圖為晚清在罌粟田中忙碌的農民
當時英美兩國有很多傳教士在中國建醫院，收治病人，能獲得第一手鴉片泛濫的情況資料。這些人認為，如果再任憑鴉片這麼禍禍下去，那這片土地就跟自己倡導的道德觀格格不入。而且，大清出口的鴉片遲早有一天要把世界都給禍禍了。可以說，大清的鴉片已經成了世界醜聞。所以，在英國改良派和美國傳教士的呼籲下，英美兩國政府對清政府施壓，希望禁絕鴉片。甚至許諾說，如果大清照做，那《辛丑條約》的賠款可以酌情減免。
這對清廷來說誘惑是相當大，1906年，慈禧老佛爺頒佈了《十年禁煙詔》，並設「各省禁煙總局」，要求分階段禁止鴉片，在十年內徹底禁絕。當然，大清自有國情在此，想要十年禁絕鴉片還是太樂觀。但在世界上，朝廷可是公開拍胸脯保證了，況且還有洋人監督，大清對過去束手無策的鴉片忽然就有了辦法。
◇圖為1909年，在上海匯中飯店舉行的「萬國禁煙會」代表合影
1908年，大清海關司長，英國人赫德就說，兩年間罌粟種植面積減少了三分之一。不過，英美兩國覺得進度還是太慢，打算和清政府聯手剷除鴉片。1909年2月，英美法德日等國和清政府在上海開會，討論國際禁絕鴉片的問題，這也是世界各國合作禁毒的國際會議，這次會議的各種章程和結論，也被視為國際禁毒合作的開端。
只不過，到了這時候，大清已經積重難返，禁鴉片的大業還沒弄完，就完蛋了。之後，中國軍閥混戰，各個大帥都要錢養軍隊，怎麼辦？鴉片這個來錢快的東西就又死灰復燃了。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了幾十年。很多人提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人，總會想到一個詞叫「東亞病夫」，這樣的「病」，有相當大一部分是鴉片之病。
◇圖為閻錫山《為禁毒禁煙事告諭人民文，告民眾書》
說起來，鴉片的病最早的確是洋人帶進來的，但卻是大清自己給弄到了無可收拾的地步。大清滅亡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鴉片遺毒還在影響國人的心理，進而潛移默化地影響着歷史。今天看大清和鴉片的孽緣，會覺得特別諷刺。大清自己被洋人的鴉片害得不輕，後來主動擁抱鴉片之後在短短几十年做到了遙遙領先，最後得讓洋人出來收拾殘局。這一切的歷史站在當局者的角度，有太多的不得已，往根上說，在他們的算盤裏，有江山、有銀子，就是沒有百姓的命。這樣的朝廷面對鴉片能做什麼決策，也就不難想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