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進口中國最賺錢的貨可就是鴉片，既然不能隨便查扣，洋人這些貨里有沒有夾帶這些鴉片就不好說了。如此一來，鴉片就更大規模地蔓延開來。此時的林則徐對鴉片的態度和過去可以說是判若兩人了，道光二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847年，林則徐跟友人的書信往來中談到鴉片問題，說「鄙意亦以內地栽種罌粟於事無妨」。而他的理由也很直白，既然橫豎都禁不掉，不如鼓勵百姓擴大種植罌粟規模，把洋人的鴉片擠兌走，這樣白銀就不外流，百姓也能有收入提高，可謂是一舉多得。只不過，這時候的民間種植生產的鴉片比過去已經多了不少，但還沒辦法跟洋人的進口鴉片抗衡。
◇圖為太平天國主要活動範圍
等到了咸豐年間，太平天國佔據南京截斷漕運，朝廷收入銳減。為了鎮壓太平軍朝廷還得開大量軍餉，這一來一回弄的是財政捉襟見肘，趨於崩潰。這時候任何能收上稅的東西都是好的。當時朝廷的八旗綠營已經全廢了，戰鬥力還不如土匪。眼瞅着江山要被洪秀全掀翻，無奈之下，朝廷只能讓地方上的官員自己想辦法搞團練武裝。而這當中花的錢，就得靠地方自籌。
如此一來，想不從鴉片上徵稅都難。比如辦湘軍的曾國藩就在奏摺里說了，「煙雖害民，而禁無濟，若征厘以濟師用，可權宜行之。」我也知道鴉片不好，但朝廷禁了這麼多年也沒啥效果，那還不如對鴉片徵稅，以此作為當下的權宜之計。曾國藩也很清楚這麼做不是長久之計，奏摺最後還特地加了個補充，說「此法萬不可久行」。但眼下火燒眉毛，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而大清朝廷只能依仗曾國藩和他的軍隊，也就默許了這個建議。
◇圖為曾國藩
於是，曾國藩立刻行動起來，湖南江西地方每斤鴉片收一到二錢白銀，另設「煙館牌照費」：那意思就是誰要開大煙館，誰就交錢領營業執照。當時的湖南巡撫駱秉章在奏摺里說，湖南的鴉片稅金，也就是煙厘，每年至少有二十萬兩白銀，都拿來給湘軍做軍餉了。後世一些歷史學者們通過整理文獻和數據，得出結論當年湘軍軍餉有三分之一都是靠鴉片稅。也就是說，要沒有這鴉片稅，說不定這太平天國還能多挺幾年。
當然，有了曾國藩為榜樣，其他的地方大員也是有樣學樣。比如李鴻章就青出於藍，李大人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鴉片財政制度。根據《李鴻章全集·奏稿》《江南通志》、以及海關檔案記載，當時的進口鴉片要經過江南、上海這些地方，這可都是李大人淮軍的地盤。進口貨都是按「箱」計稅；每箱鴉片六十公斤左右，稅就佔了三十到五十兩；地方上的分銷商在賣的時候，還要繳每斤一至二錢的「煙捐」。這麼幾種措施搞下去，鴉片在李鴻章這裏就成了搖錢樹。有人算過江南鴉片貿易的帳，光上海的「煙厘」收入就超白銀三百萬兩。這裏面相當一部分被李鴻章留下當淮軍軍餉。李大人還嫌不夠，在江南設立「煙票局」，發放帶印票據。每張煙票代表合法繳稅的鴉片若干斤。煙票可轉賣、流通，甚至被人當短期貨幣用。
◇圖為李鴻章
朝廷的封疆大吏這麼幹，就相當於把鴉片財政從臨時的灰色收入，變成了准正式財政金融體系。其他地方大員也紛紛效仿，比如左宗棠西征的時候，除了向洋人借款，還每年收數十萬兩的煙厘銀養活軍隊，再比如廣東的丁日昌把這煙厘銀用在了海防建設上。
同樣在咸同年間，大清的鴉片業也完成了從進口到自產的轉型。19世紀四五十年代，當時雲南這地方氣候土壤很適合種罌粟，一批罌粟種子就通過孟加拉和仰光進入滇西的騰衝大理，所以雲南也就有了一批罌粟種植戶。當時，還有英國商人在離雲南不遠的緬甸邊境開「洋煙作坊」，不僅教當地人種罌粟，還教他們怎麼製作鴉片。對雲貴這些地方的老百姓來說，能耕種的土地有限，糧食產量很低，普通老百姓平時就在死亡線上掙扎。往後大清為了鎮壓長毛不斷加稅，要是光種糧食老百姓就得活活餓死，而種一畝罌粟的收入相當於三畝糧食。要是你還會加工手藝，把做出來的鴉片賣出去，這比米糧賺的多多了。於是，在生存的壓力下，當地老百姓開始大規模種植罌粟。到了19世紀60年代後，這罌粟就種遍了全國，北到蒙古，山西，西到甘肅，南到福建廣東。大量土地被拿來種罌粟，像雲貴川地區，這種罌粟甚至成了一些農民的主業。
◇圖為1866-1894年，中國罌粟產量及耕種面積的估計
當然，相比於進口鴉片，雲貴的土煙價格便宜，有着無可比擬的競爭優勢。根據當時記載，印度煙，也就是進口鴉片，每斤大概五錢銀子，而雲貴地區的土煙每斤最多兩三錢銀子。前面講了，剛開始這土煙的質量不能和進口的比，雜質多，氣味沖，但架不住底層平民買不起印度進口煙。於是，土煙就有了剛需，產量也就源源不斷地增加。而且當地人很有上進心，想方設法學習從印度那裏先進的鴉片技術，這麼一來，雲貴的土煙質量穩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