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批評鄧拓的同時，也批評我們幾個副總編輯是「鐵板一塊」，不敢批評鄧拓，「不敢革鄧拓的命」，「為什麼一點風都不透，沒有一個人向中央寫信報告情況」。毛澤東還鼓勵我們敢於和鄧拓「爭吵」、「拍桌子」，「只要不到馬路上去鬧，什麼意見都可以提。」這些話，聽起來非常刺耳，不知毛老人家是何用心。鄧拓是中央任命到人民日報當總編輯，他謙虛謹慎，作風正派，勤勤懇懇，尊重同志，我們這些下級——同他合作的夥伴，自然是鐵板一塊般地和他團結在一起，共同辦好報紙，怎麼可以同他經常吵鬧不休，向上級打小報告、告黑狀呢？再者說，鄧拓當總編輯又不是民選的，是中央任命的，中央對他不滿意，黨中央主席完全有權撤他的職，一句話就行了，又何必號召我們起來革鄧拓的命？更何況在我們這些下級人員的心目中，鄧拓是正確的，他沒有錯，是你毛澤東批評錯了！由此想到在鄧拓調離報社後，他寫了一首《留別人民日報諸同志》詩中的一句：「風雨同舟戰友賢」，正說明人民日報領導班子和鄧拓同志是十分團結的。毛澤東想以我們之口為憑據來撤掉鄧拓，這個算盤是打錯了。
毛澤東罵鄧拓「辭職」是假的，說他：「你只知道汽車進，汽車出，養尊處優」，這點罵得最不得人心。鄧拓的生活簡樸，艱苦奮鬥一生，在報社同志中是有口皆碑的。在戰爭中，他的腰受了傷，未得到很好的治療，形成腰疼的痼疾，不能彎腰伏案寫作。他的背上穿了一副鋼背心，日日夜夜都是挺直地坐着。他寫稿、改稿、編稿都向後挺直的斜靠在床上，背後放一個帆布的馬架子當靠背。每次看到他在這種姿態下寫作，敬佩欽慕之情油然而生。他不知得了什麼病，一天到晚不停地出汗，不停地用毛巾擦汗。報社的同志都十分尊敬他，都為他的艱苦奮鬥的精神所感動。他的威信很高，報社從上到下都尊稱他為「老鄧」，根本不叫什麼「長」、什麼「總」，一律稱之「老鄧」。
當年，報社同志聽說毛主席批評鄧拓「養尊處優」，都難以接受，認為這點同鄧拓同志根本沾不上邊。至於說「汽車進汽車出」，像他這樣一位行政七級的部長級老幹部，哪一個不是配有專車呢？毛罵鄧拓「佔着毛坑不拉屎」，參加中央會議後不發消息，不寫社論，只能「增加板凳折舊費」，甚至說：「你很像漢元帝，優柔寡斷，你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說老實說，毛澤東本人一進北京就住進皇帝的御用禁苑中南海，這不是帝王思想的反映是什麼？
胡喬木的角色令人費解
毛澤東批評人民日報「為什麼出八個版」，實際上就是批評大改版，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因為出八個版，不只是在形式上從四個版改出八個版，報紙增加了一倍的篇幅，而是為了從內容上進行一番大改革，使報紙從內容到形式都煥然一新。事後我才知道，當報紙改版的試刊樣報送給他時，他並不滿意。現在如此批評出八個版，批評我們嘔心瀝血所進行的大改版，實在使我大失所望。可見，雖然大改版是黨中央正式批准了的，毛本人還是堅持不同意的立場。令人難以想像的是毛澤東那種蠻橫無理的態度，把自己以前對這件大事的同意，竟然說成「那是我說了昏話」，並說：「我的很多話你們都聽不進去，這件事就聽進去了！」這簡直是當面賴帳了。問題是：毛澤東對人民日報大改版是同意，還是不同意？是一九五六年六月同意過，到一九五七年四月又表示不同意了！胡喬木傳達說毛主席同意改版，傳的是真經，還是假傳聖旨？從人民日報的領導班子來說，大改版前有給中央的正式報告，有胡喬木的口頭傳達，又有中央的正式批文及轉發給各省的中央文件，怎麼前後不到一年，竟然成為鄧拓被毛老人家大罵一頓的罪狀了呢？
對毛澤東如此大罵鄧拓的鬧劇，我在很長時期內都存在很多難以理解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對他為什麼不罵胡喬木而罵鄧拓？直接負責這項罪過的首犯應當是胡喬木，不是鄧拓。再說，胡喬木在毛的身邊朝夕相處，毛要罵鄧拓，毛不可能不先向喬木透風，喬木事先不可能一點都不知道。如果喬木真是一個敢於承擔責任的好漢，他應當事先向毛承認，人民日報之所以「按兵不動」，是他壓下了報社的宣傳計劃和所寫的文章，是他自己「沒有把握」，而又沒有或者不敢向毛請示。如果是這樣，毛怎麼可能這樣沒頭沒腦、張冠李戴地把報社編委會成員叫來大罵鄧拓一頓呢？我甚至懷疑，胡喬木可能不僅沒有把「按兵不動」的原因和直接責任者事先告訴毛，而且，喬木在背後向毛說了鄧拓多少壞話，使毛逐漸裝滿了對鄧拓的一肚子火氣，按捺不住才公然宣瀉出來，以致到了這樣橫蠻無理的地步。
新聞專制主義乃傳家寶
還值得說一說，在這次「床前訓話」中，毛已經表示同意的兩件事，以後並沒有兌現：一是關於「政治局委員辦報」。我向毛提出這個問題時，得到了他的認可。他說「人民日報樹大招風嘛，是須要有一個政治局委員主持工作，內外都能頂得住。」而且，在談話結束前作結論時，還特別提出「將來可以考慮，中央調一個政治局委員到人民日報工作，從根本上解決領導問題。」這件事以後並沒有解決。因為如果真正派一位政治局委員來「坐鎮」，來「頂得住」，這就不只是頂住樹大招來的風，很可能連毛的瞎指揮風也給頂住了。這一點，他不能不有所顧忌。因而他繼續指派他的秘書胡喬木到人民日報來「指揮」，會更得心應手些。
另一件事，是毛承認的「人民日報應當自己寫新聞」。這不是寫什麼一般性的新聞，而是重大事件的新聞，也就是人民日報要對政治、經濟、文化的重大事件發表自己的獨家新聞，改變新華社一家壟斷重大新聞發佈權的現有體制。文革以後，我擔任人民日報的總編輯，曾經再一次向中央提出這個問題，要求中央批准人民日報派出一個「中南海採訪組」，爭取也有發佈中央重大新聞的權利。因為受到胡喬木的反對，沒有辦成。在文革中，人民日報派駐各省市的記者組和新華社各省市分社合併的事也吹了。文革後，兩家記者形成競爭，這本來是好事，可是新華社某些領導同志不同意，以致提出「新華社辦報」的問題，我舉雙手贊成。如果新華社也辦一張全國性的報紙，就打破了中央黨報只此一家的框框。這樣，人民日報也可以辦一家全國性的通訊社，也打破中央通訊社只此一家的框框，我認為這正是我國新聞事業的一個大改革。可惜，我這個意見被胡喬木認為是「離經叛道」。他不贊成，自然，就難於列入中央考慮之列了。黨中央只能有一張中央黨報，只能有一家中央通訊社的新聞專制主義傳統，還是被當作傳家寶，一直傳到了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