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過年遇羅克全家福，左起：遇羅錦、母親、遇羅文、父親、遇羅克、遇羅勉
人生是為正義而戰
從「文化大革命」中死裏逃生的人們常常談論，目前還沒有一部文藝作品如實地全面地描繪了一九六六年「紅八月」遍及全大陸的大規模暴行。
正是紅衛兵的令人髮指的暴行，促使我走上了一條反叛的道路，這充滿荊棘、坎坷、血淚而又艱辛的旅程。
我出生在一個世代書香門第、溫情脈脈的知識分子家庭，從小受着傳統的中國古典文化與道德的薰陶，只知人間有愛與誠實，不知恨與狡詐為何物。長到十八歲的我，一心想當個受人尊敬的科學家，做個像父親那樣終日著書立說、搞科學研究的人。
誰又能料到，就在我十八歲那年，爆發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學校里平時親如姊妹的同學關係一下子緊張起來，出身最壞的，即家庭有問題的都是鬥爭對象。我因為對運動表現出牴觸情緒，聲明自己「沉默得像一條魚」而遭到紅五類（即出身於革干、革軍、工人、貧下中農的人）及其追隨者的批判。
八月五日，我目睹了我所在的學校——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把校領導揪出來，用棍棒打她們（四女一男，故用她們二字），罰她們唱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那悽厲的叫聲至今不絕於耳。卞仲耘校長患有嚴重的心臟病，經不起折磨當晚死去。第二天，紅衛兵頭目（錄入者註：指高三黨員學生劉進）在大喇叭里喊「誰也不許往外說，誰說了一切後果就由誰負責！」
我的母親在女十三中當語文教員，在劫難逃，頭髮被剃，挨過鐵鏈子、槍托子，身上青一塊，紫一塊，逃也沒地方逃。剃了頭，公共汽車都不讓上，只好每天送她走着上班，怕路上有人看見她剃頭而欺負她，到了班上還得挨紅衛兵的皮鞭，我天天護送媽媽去學校挨打，晚上再去把遍體鱗傷的媽媽接回來。我總害怕，早上送走媽媽，晚上能不能見她活着回來。
母親唯一的過錯是她出身「地主」。
我那年老體衰善良的外婆，被逼迫給自己縫個黑牌子掛在胸前，又被趕回安徽舒城老家，在烈日曝曬下死去。
我想起小學六年級時讀的「苛政猛子虎」，當時我不懂，問董老師，「這些人為什麼寧願讓老虎吃而不揭竿而起？」老師說，「那時的人們沒這樣的覺悟」。
我生活在二十世紀科學發達的今天，就有這樣的覺悟。
我糾集了幾個兒時的夥伴和同班的好友，都是女孩子，搞到一台自製油印機，辦了個油印小報與紅衛兵鬥爭，散發給各個中學與紅衛兵對立面的學生組織。就這樣，我在六十五中「北斗星」戰鬥組認識了遇羅文。
遇羅文個子很高，穿件藍色的短棉外套，戴着絨棉帽，第一次見面，他問我：「你看過《出身論》這篇文章嗎？」「沒有。」
我回答說。他隨手從衣兜掏出一份厚厚的文章遞給我，「你拿去看看吧，不過還得還給我，我就這一份了。」
我如饑似渴地讀着這《出身論》，感到痛快淋漓。文章筆鋒犀利，用大量無可辯駁的事實控訴血統論的罪惡，從理論上澄清了許多模糊的認識，主張人人平等，文章最後號召一切受壓抑的青年起來鬥爭。讀後真讓人佩服作者的膽識。
我還文章給遇羅文時，向他打聽作者是誰，他含含糊糊沒告訴我。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新疆石河子地區發生了第一起殺人事件，首都中學生派十名能幹的人組成了個調查團，其中有我一個。遇羅文聽說我要去新疆，給了我一些鉛印的《中學文革報》，上面赫然印着《出身論》這篇文章，署名是：北京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
遇羅文已與四中高二年級學生牟志京、王建復辦起了鉛印報紙，創刊號登的就是《出身論》，賣報時被群眾搶購一空，又印了三萬份。
我帶着《中學文革報》隨調查團去了新疆烏魯木齊市。
從新疆回到北京，回家後放下旅行包就去找遇羅文，送給他兩盒新疆特產葡萄乾。他精神煥發，朝氣勃勃，迫不及待地告訴我：「今晚在西城一所空房子裏有關於『出身論』的辯論會。」他問我：「你去不去？」我找他，本想對他談談在新疆的見聞，見他的注意力全在《出身論》上，我不好掃他的興，便說：「好吧，我去。」他馬上從皮夾子裏拿出一張黃色的入場券，上面印有地址，入場券是油印機印的。
辯論會在一所紅漆大門裏召開，被掃地出門的房主已經不知去向。我去時，大廳里早已擠滿了人。我只好站在走廊上隔着玻璃窗向里觀望，兩派辯士各佔一方，東面是身穿雜色衣服的平民老百姓子弟，雙方都神態嚴峻、緊張，不時為自己推選出的辯士鼓掌。一個身穿黑色制服棉襖，戴着花邊眼鏡的少年沉穩地翻着面前的一大堆馬列著作，引經據典地駁斥對手，我正好與他面對面，他的神情與周圍人有很大的差異。「他似乎不關心與真理無關的一切。」——我不由自主在想。忽聽旁邊有人讚嘆：「這發言的人是誰？真了不起。」我扭頭一看，竟是遇羅文。羅文在他哥羅克面前好像換了個人，矜持地沖我點點頭。我已知道遇羅克就是《出身論》的作者。他個子不高，瘦弱，背微微有點駝，長圓的臉上戴着副白框眼鏡，手插在風雪衣外套兜里，那件藍綠色的風雪衣羅文有時也穿，無論顏色與樣式都很美觀。遇羅文對他介紹說：「四中『紅旗』派的，作為『紅旗』派的代表進了報紙的編輯部。」遇羅克說：「才初三，真不簡單。」這個被遇羅克稱讚過的人後來成了我丈夫。
遇羅克在臨散會前走了，我一直聽到完。散會時，人群像潮水般往外涌，遇羅文不失時機地蹬上椅子，大聲宣佈，「今天，大家都看到，『血統論』被『出身論』駁得體無完膚。」一個穿黃軍裝的紅衛兵也不示弱，說：「這位編輯阿Q精神真強。」
我等着遇羅文，他頭上冒着騰騰的熱氣，我們倆並排走在胡同里，我對他談起石河子，被「八野」匪徒用槍殺死的無辜群眾也分三、六、九等，出身不好的屍體亂扔着，出身好的享有花圈。我還聽一個姓包的女孩子講述南疆建設兵團對出身不好的青年歧視的情況，她是上海一九六四年支邊青年，家庭出身小業主，受盡了氣，表現再好，也不讓她入黨。她一邊訴說一邊哭，我亦無言安慰她，只好抽出一份《出身論》送她看看。這一切，使我感到出身是個全國性的社會問題。
從新疆回來，我深感人為挑起的群眾鬥群眾是多麼不必要，而人人平等，不以人的出身蓋棺定論是多麼必要。
「我想加入《中學文革報》。」我向遇羅文提出。「好吧。」遇羅文深情地看着我，點點頭。「我再跟牟志京說說。」
第一次見到牟志京是在遇羅文家。他留着分頭，懷裏摟着個大書包，翻着眼睛專注地聽遇羅文講話。他們在商量去長城遊玩。遇伯母在一旁做飯，笑呵呵地說：「洛誦，你也去吧。」我沒有心思游山逛水，遇羅克見我執意不去，顯出一副不高興的樣子，扭過頭不理睬我。
羅文也很愛玩，認識沒多久就對我說：「有空時咱們去櫻桃溝花園，那兒可有意思了，到處都是櫻桃樹。」
我們終於去玩了一次。《中學文革報》全體成員騎自行車去香山公園，遇羅文也去了。遇伯母蒸了些果醬花卷讓我們帶着。我們一大群人擁簇在遇羅克的身邊，氣象專科學校的王亞琴、李金環恭敬地向他請教問題，遇羅克耐心地給她們做着解答，我覺得遇羅克像個青年領袖。牟志京喜歡照相，他為大家拍照。我和遇羅文一起到西便門印刷廠取報，又一起到王府井賣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