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經濟學家：中國經濟正從"頭部"腐爛；榨取性國家的終局：為什麼中國人越努力，未來卻越渺茫？中國"國運"的底層密碼...
各位好，今天講個比較嚴肅的話題："中國經濟正從頭部腐爛"。這個說法不是我發明的，而是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一篇文章的題（China's Economy Is Rotting from the Head）。這篇文章發表在2022年10月，當時，中共剛開完20大，極權達到登峰造極，但很多人盼着新冠疫情結束後，中國經濟再度起飛。那種期望很快落空。
兩年後，阿西莫格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中國經濟在泥潭中越陷越深。阿西莫格魯獲獎，迎來了廣泛讚譽。中國政府意識到不能再無視他的理論，便發起了一場有點滑稽的網上批判運動。一些貼着學者標籤的洋五毛，其中也有幾個"出口轉內銷"的"假洋鬼子五毛"，開始發言，寫文章，批判阿西莫格魯的理論，用陳詞濫調指責他"唱衰中國"、"抹黑中國"、"不懂中國"。
阿西莫格魯的分析，都把它的底褲扒下來了，它還花錢雇些真真假假的洋五毛，嚷嚷人家不懂它。所以說，那場批判有點滑稽。
時間是最公正的裁判，也是最殘酷的裁判。從2022年到今天，僅僅過去三年，中國經濟從頭部往下加速腐爛，每一年，每一個季度，都在無情地印證着阿西莫格魯當初的觀察。從房地產連環爆雷，到失控的地方債務；從青年失業率高到不敢公佈，到民營企業家信心集體崩塌；從消費持續降級，到整個社會信用日益枯竭，一直到殺雞取卵，逼微利企業和低收入群體交社保。三年中發生的這一切，都讓我們不得不回過頭來，重新審視阿西莫格魯對中國經濟的診斷，並追問一個根本問題：中國經濟，為什麼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在長達三十多年的時段，中國經濟以一種讓西方世界既羨慕又困惑的速度強勁增長。這促生了一種時髦理論，就是獨裁專制的、自上而下的國家資本主義，在效率和創新上，可以超越自由市場經濟。傳統上，現代世界有個共識，就是經濟長期繁榮，國家長期穩定，是憲政、法治、民主加自由市場的產物。但中國三十多年的強勁經濟增長，似乎創造了一個現代世界的例外，不要憲政，不要民主，不要法治，不要自由市場經濟，照樣可以經濟繁榮，國家穩定，而且比憲政、法治、民主加自由市場的國家，增長更快，更繁榮，更穩定。
阿西莫格魯根據他對中國經濟的觀察，指出這個"中國例外論"並不成立，中國經濟強勁增長一段時間後，因為制度原因，正從頭部開始腐爛。他說的"頭部"，指的是控制一切的頂層權力。在他看來，中國經濟的腐爛，正從權力的頂端開始。中國幾十年的經濟增長，不是得益於極權政治，而是得益於暫時放鬆極權，放鬆控制，暫時允許有限的自由市場。一旦打破過去幾十年建立的國家元首有限任期制，還有拋棄集體領導形成的事實上的權力制衡，恢復一人極權，整個國家的糾錯機制就會失靈。
在這種情況下，一系列災難性的政策錯誤就不可避免。無論是"動態清零"對經濟和社會的巨大傷害，還是對科技和教培行業的毀滅性打壓，都源於這種不受制約的權力。這類人禍發生在中國並非偶然，而是極權的必然結果。因為在這種極權制度中，權力不是來自國民，不必對國民負責，也不必對市場負責，它只對權力本身負責。
很多人把這些年中國恢復極權，歸罪於土皇帝一個人。但阿西莫格魯認為，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這並不只是某個領導人的個人選擇，而是中國政治制度，對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增長模式走到盡頭，做出的理性反應。如果經濟再進一步自由化，控制再進一步放鬆，權力再進一步制衡，金字塔的頂端就面臨失去權力的危險。這意味着整個政治制度的坍塌，整個社會重新洗牌。對於中國的蘇俄式極權制度，加上皇帝太監式的傳統人身依附系統來講，這是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的噩夢。從鄧、江、胡，到現在的土皇帝，都把這一點說得很清楚，一點都不掩飾。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的強勁經濟增長，依靠的是外國投資，依靠的是向歐美市場出口，依靠的是發達國家的技術轉讓，還有就是依靠極限壓榨巨大的社會底盤，把底層的收入壓榨到溫飽線上下，國家政權拿大頭，中間拿小頭，巨大的社會底盤提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勞動力資源，卻只能分到一點經濟增長的殘羹剩渣。
靠這種反人性的極限壓榨制度，中國實現了追趕式強勁增長。但當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先後發生變化，這種增長模式難以為繼，中國需要轉向依靠內需和自主創新，來促進增長的時候，政權面臨一個致命的兩難選擇：是放鬆管制，給社會和市場更多自由，讓老百姓得到更大的財富份額，從而釋放經濟活力？還是加強控制，以應對經濟放緩可能帶來的社會不穩定？
顯然，中國選擇了後者。為什麼中國選擇了後者？
阿西莫格魯提出了一個常識性解釋：即使中國從政治到經濟，都是榨取型制度，但經濟發展畢竟有水漲船高的效應，會讓更多國民收入增長，教育水平提高，眼界更開闊。這自然會形成一個城市中等收入階層。對於一個把維持權力壟斷作為最高目標的政權來說，一個經濟上更獨立、思想上更自由的中產階層不斷壯大，是讓它恐懼的噩夢。它的整個政權的最高目標，並不是讓國民更富足、更自由，而是保住權力。國民收入增長，只是它實現保住權力這個目標的副產品。所以，加強控制，加強打壓，加強極權，就成了符合這個系統設置的缺省路徑。
阿西莫格魯對中國的未來很不樂觀。當企業家的首要任務不再是創新，而是思考如何討好掌握着他們生殺大權的政府；當學術研究的方向不再是追求真理，而是迎合政治需要，拍馬獻媚；當整個社會都籠罩在一種無形的恐懼和焦慮中，創新的源泉肯定會一點一點枯竭。
這，就是他那篇文章標題說的"從頭部開始腐爛"，它正像癌細胞一樣沿着遍佈全國的權力脈絡，擴散到經濟的每一個部門，每一個領域，每一個企業。
今天回頭看三年前這篇文章，簡直像一份預言書。
這三年，中國經濟持續在下行螺旋上運轉，企業家對未來普遍悲觀，老百姓對未來普遍焦慮，整個國家像一台中了病毒的電腦，不是運轉失常，就是宕機。重溫這篇充滿智慧和觀察力的文章，我們知道，中國經濟的腐爛不是從基層開始的，而是從頂層蔓延開來的；目前中國經濟的困境，不是經濟周期的自然波動，而是"頭部腐爛"的結果。
阿西莫格魯在2022年寫這篇文章，並不是一時興起，而是基於他長達十多年的研究。要真正理解他的邏輯，我們必須回到他2012年出版的一本著作—《Why Nations Fail》（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這本書的共同作者，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James Robinson，跟阿西莫格魯分享了202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這本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理解國家命運的理論框架。這個理論框架不是在大學閉門造車硬炮製出來的，而是基於對現實的觀察，為一個令無數人困惑的問題尋找答案。這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世界上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窮？
這本書通過分析全球各地的歷史案例，提出了一個核心論點：一個國家成功與否，取決於它有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它把歷史上成功的國家和失敗的國家，分別作為樣本，分析它們的制度差異。
書中把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包容性（Inclusive）制度，另一類是榨取性（Extractive）制度。
先看政治制度。包容性政治制度，指的是權力分配廣泛，受到法律和體制的有效制衡。政府的權力來自民眾，要對民眾負責，社會多元開放。相反，榨取性政治制度，指的是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或少數人手中，缺少有效制衡，它的主要功能是維護手中的權力，維護政權的統治和統治階層的利益。
再着經濟制度。包容性經濟制度，指的是保護私有產權，鼓勵創新、私人投資和公平競爭，讓每個人都有機會通過個人努力改變命運。相反，榨取性經濟制度，指的是制度設計的目的，就是為了從民眾身上榨取財富，輸送給掌權的階層。
這兩種政治和經濟制度，在不同國家會形成四種不同的排列組合。第一種，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經濟制度；第二種，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壓榨性經濟制度；第三種，是壓榨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經濟制度；第四種，就是壓榨性政治制度+壓榨性經濟制度。正是這些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組合，決定了一個國家的長期走向，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國運"。
說到這裏，我們要強調一點，國運，是一個以幾代人、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為跨度的長期發展方向問題，它不等於短期的經濟增長或衰退。歷史上，幾乎所有主要國家，都經歷過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包括曾經的蘇聯，當然也包括改革開放時段的中國。
但為什麼有的國家能夠持續繁榮，而有的國家卻只是曇花一現，強勁增長之後，過把癮就死，最終陷入停滯甚至崩盤？《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答案。
現在，讓我們用這本書的分析框架來審視中國。中國的問題恰恰出在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上，它很不幸地落入了最劣質的那種榨取性制度組合，而且把榨取推向極端。說白了，中國就是極端榨取性政治制度+極端榨取性經濟制度。雙榨取+雙極端，這決定了中國的"國運"。
在特定條件下，在特定歷史時段，這種制度組合，可以通過高度集中的權力，強制性調動全國資源，在短期內實現高速增長。前蘇聯曾有過這種時段，中國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也有過這種時段。這種強刺激下的迅猛增長，打個比方說，就像給整個國家注射了大劑量類固醇興奮劑，讓它在短期內爆發出驚人的力量。修建高速公路、修建高鐵、改造城市、開發房地產，發展特定產業，都可以在這種模式下高速完成。
然而，這種增長的代價，就是犧牲長期穩定發展，也就是犧牲國運。榨取性制度的本質，決定了它必須自上而下扼殺民間的創造力，扼殺自發的創新。
真正的創造力，也就是那種能夠推動經濟持續發展，推動社會持續進步的自發創新，都是自下而上的，離不開充分競爭，離不開自由市場，包括觀念的自由市場—the free market of ideas。但是，在中國的極端榨取性政治制度中，任何可能威脅到現有權力結構和利益分配的新技術、新思想、新商業模式，都會被視為對政權的潛在威脅，而遭到壓制，遭到粗暴打壓，甚至暴力鎮壓。
當大劑量類固醇的興奮效果出現消退跡象，為了維持系統穩定，政權不得不加大類固醇的注射量。這就是中國經濟的現狀。過去這十來年，它幾乎是一字不差地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這本書的作業，可惜，它抄的是書中那個失敗的樣本。
這幾年，中國經濟模仿和追趕的空間正在耗盡，國際市場不確定性越來越高，不論是非法盜竊發達國家的技術，還是打法律擦邊球的強制性技術轉讓，都越來越難，這個極端壓榨性系統的內在矛盾開始集中爆發出來，整個經濟持續在下行螺旋上運轉，看不到新的增長點，看不到下行的盡頭。這預示着長期衰敗。這不是因為中國人不勤奮，更不是因為中國企業家不聰明、不努力，而是因為中國極端壓榨性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致命缺陷。
這，就是中國"國運"的底層密碼。在以前的節目中，我們分析過，中國是個人分高低貴賤遠近親疏的金字塔型社會，這幾代人經歷的蘇俄式極權制度加皇帝太監式人身依附體制，是個圍繞極限榨取而設計的系統。它的整個系統，從政治制度到經濟制度，都被設計成一個巨大的"金字塔壓榨模型"。
這個金字塔的壓榨結構異常穩固，頂端是掌握絕對權力的少數核心，或者乾脆就是一個土皇帝，往下是各級官僚和利益集團，再往下是依附於體制的各種群體，而構成金字塔巨大底盤的，是數以億計的普通民眾。這個系統的唯一目標，就是確保金字塔底盤創造的財富，能夠被層層向上抽走，最終匯集到頂端。
在過去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段，這個金字塔壓榨模型被一層繁榮的外衣掩蓋。因為整個蛋糕在迅速做大，上面可以大塊吃肉，下面也能分到湯喝。一個農民工的收入可能遠不如一個官員，但相比他過去的赤貧，生活確實改善了。一個中產階級的財富積累可能遠不如權貴階層，但相比父輩，也確實過上了更好的日子。大部分國民的生活，隨着總體經濟增長水漲船高，這普遍形成了一種生活不斷提高的預期。這種預期暫時麻痹了人們對系統不公的痛感，甚至讓許多人產生了一種幻覺：只要蛋糕一直做大，自己總有一天也能從喝湯變成吃肉。
但是，壓榨性政治制度中的壓榨性經濟，註定了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在中國，這種增長只經歷了一代人，就已經熄火。增量沒了，整個國家進入存量博弈的殘酷時代。這個系統的"缺省設置"或者說"默認設置"被自動激活。
金字塔頂層的需求是剛性的，是真正的剛需，他們不可能需求降級。但是，蛋糕不夠分了怎麼辦？這個系統的"缺省設置"自動切換到極限壓榨路徑，就是擴大壓榨的範圍和規模，提高壓榨的強度。
過去，被壓榨的主體是農民、工人和體制外的邊緣群體。現在，這個範圍不得不急劇擴大。曾經安穩喝湯的城市中產、白領、小企業主、甚至一部分科技新貴，發現自己也成了被極限壓榨的對象。不論企業大小，不論行業性質，全國強制繳納世界上可能是相對於收入來講最貴的社保；高收入人群面臨嚴厲的稅務倒查；民營企業家的資產隨時可能被"共同富裕"到不知道誰那裏去。極限壓榨的齒輪，正在無差別地碾壓每一個不屬於權力核心的階層。
不但壓榨的範圍在擴大，壓榨的力度也在加強，比如說，各種巧立名目的罰款、收費，不斷上漲的公共服務價格，還有上面講的那個例子—養老金。中國的社保制度本身，就是這個金字塔壓榨型國家"劫貧濟富"的一個典型樣本。億萬個金字塔底盤的勞動者，被迫從已經被壓榨得很低的工資中繳納社保金，已經被壓榨到利潤很低的企業，被迫為員工加倍交納社保金，為的是維持體制內人員高到荒唐的退休金。
在經濟下行，勞動力人口減少的時段，政權考慮的不是改革這個註定會破產的荒唐制度，而是殺雞取卵，竭澤而漁，把壓榨的網編織得更細、更密。這是一種代際和階層的雙重壓榨，用一代人的未來，用億萬金字塔底盤勞動者的未來，去填補一個特權階層永遠也填不滿的窟窿。
這個過程的終點是什麼？這其實不是個理論問題一我們這代人都曾經經歷過極限壓榨的終點狀態。當一切都壓榨達到極限，直到榨無可榨，系統最終會因為失去底層支撐而癱瘓，整個社會變成一潭死水。
毛澤東晚年的中國就是這樣，當意識形態的狂熱和無休止的政治運動把社會生產力摧毀殆盡，對農民壓榨達到極限，對工人壓榨到極限，知識分子階層苟延殘喘，企業家階層消失，整個國家就陷入了經濟停滯和普遍貧困的深淵。那是我們小時候的中國。誰能想到，下半生又看到，中國正加速滑向那個狀態。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經濟增長，也製造了一個認知副產品：有些頭腦簡單的學者，相信經濟發展必然會給中國帶來民主。阿西莫格魯當然不是這種頭腦簡單的理論家。他的理論有個很大的優點：它不是簡單粗暴地把世界劃分成"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現實世界遠比這複雜，獨裁跟獨裁不一樣，民主跟民主也不一樣。
獨裁國家，大致可以分成兩種類型。
一種是威權獨裁（Authoritarian Autocracy）：這種政權雖然也搞獨裁，但它獨裁控制的範圍主要局限干政治領域、它分許社會和經濟領域存在較大自由空間。在特定歷史時段，這種威權獨裁，可以和包容性的經濟制度兼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們都熟悉的幾十年前的韓國和台灣。朴正熙和兩蔣都是獨裁者，但他們允許充分競爭的自由市場經濟，保護私有產權，允許有限度的言論、出版和結社自由。這種"威權獨裁"模式，為經濟騰飛創造了條件，也為民主轉型創造了條件。
另一種就是極權獨裁（Totalitarian Autocracy）：這是一種更為極端的榨取性政治制度。它不僅完全壟斷政治權力，而是全面控制社會的每一個領域，每一個部門，包括經濟、文化、思想，甚至個人生活。它的系統設置只有一個終極目標：不惜一切代價保住政權，決不允許分享權力。我們對這種極權獨裁，肯定不會陌生，因為中國這幾代人都生活在這種國家。已經解體的蘇聯也曾經是這種國家。
從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對獨裁加以細分，我們會看清一些"民主空想家"的異想天開。過去幾十年，一種樂觀的"現代化理論"非常流行。這些空想理論家以為，經濟發展必然會催生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的壯大必然會帶來民主化。
這在韓國和台灣那種"威權獨裁＋包容性經濟"的國家，是可能的，而且已經發生了。但在極權獨裁國家，這條路是走不通的。因為極權制度從一開始就對任何獨立的經濟和社會力量抱有敵意。它不可能長期容忍一個充分競爭的自由市場存在，更不會容忍一個在經濟上不斷獨立的中產階級存在，因為那等於在為政權培養掘墓人。一旦民間經濟力量的壯大威脅到政治壟斷，它會毫不猶豫地動用專政機器，把它摧毀。
所以，中國、前蘇聯這樣的極權國家，壓榨性政治制度+壓榨性經濟制度，跟韓國、台灣那幾個已經實現民主轉型的威權國家，在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它們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國家。在壓榨性政治制度+壓榨性經濟制度中，尤其是中國這種極限壓榨性極權國家，指望經濟發展自動帶來政治民主化，完全是一廂情願。它的長期結局只有兩種：或者像前蘇聯那樣，整個系統在內外壓力下脆斷、崩塌，然後重啟；或者在不斷加碼的壓榨和控制中，變成一個半死不活的殭屍經濟體，苟延殘喘，一代一代地維持下去。
講到這裏，聽眾可能已經感覺到，中國的未來並不樂觀。人們都把眼光放在金字塔頂端的土皇帝身上。但極限壓榨並不只是來自頂端的土皇帝。
李光耀生前曾經說出他對中國政治的觀察：上面有個皇帝，下面還有無數個小皇帝。這無數個小皇帝就是手裏有點權力的體制內黨棍和官僚，還有他們的裙帶寄生人員。上面的土皇帝要極限壓榨，下面的小皇帝也要極限壓榨。經濟不增長了，但榨取仍然要繼續，就像上面分析的那樣，不但要擴大壓榨的範圍和規模，而且要加劇壓榨的強度。結果就是—社會底層和中間的"軟階層"日子越來越難，負擔越來越沉重、機會越來越稀少，未來也越來越不確定。
這意味着，整個中國社會將進入長期的"失溫"失速"狀態，經濟活力、社會活力逐漸喪失，國民精神逐漸僵死。有些覺醒的人果斷選擇跟這個壓榨性國家肉身脫鈎，潤到國外謀生。也有些覺醒的人，因為親情和事業的原因，不能肉身離開，只能選擇精神出走，跟那個國家的精神死亡進程脫鈎，保持自己精神世界的活力。也有些覺醒的人，像莊子說的那樣，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選擇躺平，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小的精神避難所。
生活在下沉年代，人們普遍有無力感。普通人應該怎麼辦呢？在以前的節目中，我們曾經提出過一些建議。每個人的經濟條件，家庭情況都不一樣，但有幾點，不管經濟條件怎麼樣，不管家庭情況怎麼樣，都可以從現在做起。比如說，要面對現實，排除幻覺，不要再期待"國家會變好"。在短期的中期內，那個國家不太可能變好。中國的"國運"已經被這個雙壓榨、雙極端的制度鎖死，個人改變不了，一盤散沙的十幾億國民，堆到一起，也改變不了。
在任何情況下，最重要的是保護好自己，保護自己的家人，在事業上和財務上未雨綢繆，分散風險。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主動建設一個可以依賴的互助社群，在生活中，在網上都能提供支持，讓自已獲得足夠保持清醒的精神力量，不放棄人生底線，不放棄個人尊嚴。
如果大歷史一時半會改變不了，小人物的小日子總要繼續過下去。在一個已經從頭部開始腐爛，但已經被系統鎖死的極限壓榨性國家，普通人還能做什麼呢？也歡迎聽眾說出自己的看法，講出自己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