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陝北待過的知青插友們都知道，窮山溝里接觸常見的牲畜，是同屬哺乳動物「奇蹄目」馬的遠親表弟——驢。原始農業離不開驢，驢會推磨、馱水，套上耬能播種，駕上轅能拉車，上得高山，也下得深溝，粗草糙料咽得下腸肚，風雪雨露耐得住冰霜。馬就不同了，推磨轉不開道兒，馱水搭不上鞍，講究的是「無夜草不肥」、「寸草三刀」，頓頓離不開泡黃豆、拌麩子這樣的細料，麥秸、玉米稈難以下咽，唯獨認得穀草香甜。偶爾遇到上山下溝的差事，稍不留神就會趟崖（滾落懸崖之意），不死也殘。所以陝北的地土生產條件，基本可以不需要馬，可離不開毛驢。
驢這樣的吃苦耐勞，卻常不招人待見。農夫村婦凡口舌相爭言語不合之時，盡將無辜的毛驢拿來說事兒：「把你個驢球的……」，「瞧你那驢式子……」不勝枚舉。而對馬的不恭之語，除了「當牛作馬」之外，一時還真想不起什麼別的。連這也不過就是描述吃苦受罪的意思，算不得什麼太大的不敬。驢到了窮途末路，也還得為人耗盡最後一滴血下了湯鍋，落個「驢肉香」的美名。不到萬不得已地步，有見誰吃馬肉的嗎？這背後的一個經濟學道理，就是驢賤馬貴！這個事後看起來並不太複雜的哲理，我是當年從大隊書記老杜的嘴裏聽到的。
老杜是上頭（榆林米脂，延安地區將其位於北面的地域統稱「上頭」）人，和前國軍將領杜聿明先生本家。杜家的排序是「聿、致、成、芳、修」，論起班輩，老杜應是將軍的重侄孫。將軍出身自然是書香門第，同族的老杜卻是個睜眼瞎，斗大的字認不得一升。但這似乎並不影響他的思辨認知，更不影響自信和魄力。記得插隊後第一次開社員大會，照規矩當時發言者都要先執紅寶書、背誦一段語錄。老杜也不例外，開場白就是：「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理由。如果誰懷疑這條理由……，那他就球也不蛋！」（陝北方言，形容「沒本事」「幹不成事」的意思）知青全部雷倒，轟然，老鄉們卻面面相覷，漠然，不知所以。
久而久之我們發現，老杜是在用樸素的眼光和哲理，理解和詮釋着社會、生活，甚至超現實的上層建築——政治，典型的示例是在我們插隊的窮村里推行大隊核算。這在當時算得上關涉生產結構和利益分配模式調整的農村變革實踐，縣及公社的領導也摸不准上面政策取向，主張原則是根據具體情況自覺自愿，各隊由社員自行表決選擇決定。老杜自始至終是個堅定的大隊核算派。
到此還得先簡述一下我們這個山村大隊的背景情況。大隊下分三個生產組，其中一組和二組各為一個自然村，三組規模小，包含了兩個自然村。一組大都是當地的老戶，佔據着一些土壤肥沃、便於耕種的地塊。其餘二、三組基本是外來戶，但三組人口戶數最少，地相對也較好。這種在同一個生產大隊卻貧富不均的狀況，使得多數人家對大隊核算心存疑慮。即使我所在的最為貧窮的二組，出於怕被人瞧不起的自尊心理，也不願意與別的富裕村硬到一口大鍋里舀稠稀。於是，人們的觀點分成兩派：支持派和反對派。
我們這伙兒插隊知青在三個生產組都有。儘管核算這個問題和我們自己的切身利益並不大相關，加上剛到村里許多問題確實搞不懂，白天下地幹完活，晚上硬着頭皮還得跟着村里開會到半夜三更，忍受着昏暗油燈下的長短煙鍋冒出的烏煙瘴氣，滿耳充斥着聽不懂的陝北方言哇哇地吼着爭吵吶喊。我們幾個有強打着精神努力聆聽並認真做記錄的，也有毫不在意歪在炕頭打盹睡覺的。終於，各組的結果總算基本吵出來了，一組不同意；二組持不置可否，核算也好，不核算也罷，反正橫豎不求人；三組態度本也不大明朗，但只要開會，話語權就被老杜在高點佔領了，誰能說得過他呢！
到了匯總各隊意見開大隊幹部會的時候了，老杜擺開舌戰群儒的架勢，開始了滔滔不絕地演講：「……農業社搞了十幾年了，一直都是小隊核算，結果生產上不去，一畝地就打個三五斗。一組、三組仗着地好些兒，人少些兒，就能吃飽了？還不是照樣有人家兒將過了年，不出正月就和隊裏借着吃，年年壘着塌饑荒（欠債的意思）的。受苦人（指勞動者）就害哈（知道）『三十畝地一頭牛，婆姨娃娃熱炕頭』，到頭一輩子還是受苦的命，這都是小農經濟舊腦筋。毛主席老人家爾格（現在）把這伙兒城裏大學生打發到俄（我）們這稍溝里來，就是圖得個小農經濟，和受苦人一搭里（一起）睡熱炕？這都是些見過大世面，要做大事情的人。我們不搞大隊核算，不把農業社這個攤子做大了，對得起誰呢！這些學生娃娃怕也都跟着毀了。
……搞了大隊核算，三個生產組親兄弟、明算賬，地還種各家的地，各生產組長管各個村的事兒，副組長抓起落（生產作息時間）；各組展開生產競賽，年終大隊統一分配；大隊置台鋼磨和柴油機，兩三個人就把四個村的磨麵問題解決了，把婆姨女子家解放出來，打垻淤地修水利，把幾條溝治好，有上大幾百畝溝垻地和塬地盡夠吃了，一畝打上八九百，一半千的，一畝溝垻地頂山窪地十幾畝。像二組驢尾巴梁那號球事（不行的意思）的爛地，快快兒撂了（扔掉的意思），能種蘋果種蘋果，種不了蘋果種洋槐；樹枝括（削砍）下燒火，秋天落下一地的樹葉，踏上去綿敦敦的，幾泡兒（群）羊往裏一攔（當地將放羊稱作攔羊），吃得可美氣哩……」
老杜越說情緒越高，煙袋抽了一鍋又續上一鍋，在炕上坐的時間長了，改成疙糾（蹲）着，接着索性跳到地上繼續。看着老杜眉飛色舞地宣講，讓人不由想到卡斯特羅（Castro），1959年古巴革命推翻前政權巴蒂斯塔時，我們還上在小學。卡老那時還年輕，據說可以一次連續在廣場站着演講七小時，讓我很困惑，哪來的那麼多的話呢？見到老杜讓我服了，原來確實有這麼能說的。一會兒扯到天上，一會兒又拉回到地下。一會兒歷數着家族歷史，毫不掩飾地抖落自己幹過的兒事（一般指壞事，有時特指男女關係），一會兒又興奮地聯繫到設想的大隊未來規劃。到底是土生土長的農村幹部，他清楚地知道農民心裏盤算的什麼，顧慮的什麼，期盼的什麼。他知道如何打動他們，如何把空洞無物的政治口號變化成通俗語句，並用最質樸的陝北方言表述。
會議從後晌兒開到半夜，路近的回家吃了口趕緊回來，路遠的如老杜等就跟大隊部所在的一組幹部家裏打頓尖兒，會議結果如同預先大家所料——全體通過，大隊核算，一錘定音！
話說得這麼多，怎麼還沒扯到馬身上？其實並非跑題，窮稍溝養馬，就是老杜大隊核算施政綱領的一個重要部分。老杜自述文革前乾的幾樁兒事裏，有一宗就是販馬。他雖出身農戶，卻有着經商的精明腦袋瓜子。跑到上頭內蒙草地置幾匹馬，吆到下邊川道富裕的大村莊賣掉掙出差價，連資金都是賒的，空手套白狼。錢掙了點兒，架不住染上賭博又賠回去了，只留了頂「投機倒把」的帽子，無論春夏秋冬地捂在自家腦瓜頂兒。但養馬、販馬能掙大錢的理念，在他心裏可紮下根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