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料我見到王丹，他說出別一番揣度：香港這次be water抗爭，就是以各種極端手段逼北京出手，派兵鎮壓，由此才能扭轉香港"九七回歸"並關進籠子最終"內地化"的宿命，港人思之極恐，百般設想，以為只能誘使中共犯錯，才可引起國際插手，招回中英談判，為香港另謀一個前途，青年們甚至決意為此獻身，已有一批"死士"，而這樣的"戰略圖謀"，最終必會令大部分港人贊同。他分析中共知道出兵後果不會輕易動手，這個界限給出很大空間令港人可玩。這倒是我完全沒有想到的，若此，南端彈丸之島可以玩出驚喜，而遼闊大陸可玩極限，實不可想像也！
"返送中"像一部港片，在網絡上無數次地播放，終於播到片尾，硝煙、催淚彈、頭盔、塵口罩、倩女靚仔，都漸漸消失，唯有那隻《願榮光歸香港》的歌聲一響起，我就默默淌淚：
何以這恐懼抹不走
何以為信念從沒退後
何解血在流但邁進聲響透
建自由光輝香港
在晚星墜落徬徨午夜
迷霧裏最遠處吹來號角聲
捍自由來齊集這裏來全力抗對
勇氣智慧也永不滅⋯⋯
五、少年革命家
習近平毀滅香港，不僅激出「勇武派」，更塑造了一個"黃之鋒世代"。
"少年革命家"黃之鋒，出生在一個基督教家庭，那才是他的「革命」血統，因為基督教是近代中國開化、文明的一個原動力；廣東人在近現代盛產革命家，二百年西風東漸，廣東是「文化北伐」的基地，今又有英國培育一百年的香港，更是一個「北伐基地」。近代引進「亡國滅種」危機意識並誘發革命百年的如椽大筆，也是廣東人梁啓超就寫過一篇《少年中國說》，「香港少年」豈能睥睨？
這次學潮湧現一個十七歲的高中生黃之鋒，上了《時代》周刊亞洲版封面，標題是"抗爭的臉孔"（The Face of Protest），封面上的黃之鋒穿着"學生運動無畏無懼"字樣的上衣。黃之鋒向BBC中文網說："這次學生運動我不是主角，如果上《時代》的封面不應該是我一個人，覺得誇張了一點！"雜誌刊文以"一個世代的呼聲"為題，稱黃之鋒和一批香港學生發起爭取民主的運動，已經在香港帶來震撼。
黃之鋒2011年只有14歲，便創辦"學民思潮"，反對當時香港政府正在中小學推行的國民教育政策，組織了約十萬人在香港政府總部外集會，成功迫使政府暫時擱置政策。所以劉曉波肯定"殖民地"是對的，它的教育具有天然的"反洗腦"功能，中共二十五年靠經濟起飛維持專制，卻在香港這個前殖民地催化了反叛的一代。不過，我對香港新一代的"攬抄"行動完全看不懂，王丹為香港學生"不撤退"辯護，反對"見好就收"，而我想黃之鋒他們就是"死磕派"，逼港府出手鎮壓付出代價，當然也會加劇黨內的分歧，甚至影響西方與北京的博弈，此格局已非"六四"天安門當年。
然而中共封殺香港未來，恰是從拒絕整個一代香港青年着手的，這個制度對"殖民地"教育過的年青一代完全沒有信心，2016年大選前一些香港本土派乃至較中間的自決派參選人被取消參選資格，理由是他們的"政見"不符合《基本法》；大選後得到選民授權的一些議員，也被剝奪議席，例如梁頌恆、游蕙禎、羅冠聰等等。2016到2017年北京雷厲風行打擊了一整個世代的政治權利，將他們進入體制改革香港的希望掐碎，就因為他們大多數都只認同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或"中國香港人"，這些身份認同的變化，令中國十分不安，因此不許一個進入體制。所以中國對香港進行的一次"世代清洗"，塑造了一個"黃之鋒世代"。
6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港版國安法"，黃之鋒隨即在在臉書宣佈辭任香港眾志秘書長，同時退出香港眾志，該組織同日下午約3時進一步宣佈即日起解散及停止一切會務。黃之鋒在聲明中表示，"個人禍福難料，更要拿起承擔的勇氣"，退出香港眾志後會以個人身份踐行信念。他說港區國安法壓境、解放軍演示狙擊"斬首"，在港從事民主反抗，憂心性命安危已不再是無稽之談，包括以十年起計的政治牢獄丶送到白屋嚴刑銬問、乃至直接"送中"，誰也沒有辦法確定明天。但是香港的意志"不會因國安法或任何一條惡法而冰封"，這一年的革命造就無數覺醒的人，相信此刻世界上仍有無數雙眼關切香港丶注目在國安法下他個人的情況，"我會繼續堅守我家——香港，直到他們把我從這片地上滅聲、抹殺"。
我想到的是，廣東人的一個近現代特徵：盛產革命家。二百年西風東漸，廣東得風氣之先，民風丕變，晚清造反之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廣東人也；戊戌維新領袖，也是廣東人康有為、梁啓超；再起來的辛亥革命，也是廣東人孫中山；國共兩黨里的廣東人，就數不勝數了。難怪香港會出一個"少年革命家"。今日中國的政治已走進死胡同，"改良與革命"激辯不已，"換人還是換制"掙扎不定，北京迫不及待要滅掉香港，已經徹底失去安全感了。前景無從預測，但是香港不會無聲無息！
六、黃雀告別
七月十日香港支聯會做出策略性人手調整以應對嚴峻政治環境，他們的有始有終，感人而悲壯；其實他們早已啟動這一步，我能親身感知的，便是「黃雀行動」的有始有終，其靈魂人物朱耀明牧師親自率隊走訪歐美，一家一家地告別「黃雀遇救者」，我的日記中有他們家訪我的一筆，至今我的感受，是傅莉得以親見朱牧師和師母，向救命恩人當面說出「謝謝你們救了曉康」這句話，乃是朱牧師給了她這個機會。
2017年夏，朱耀明牧師率一支攝影隊到我家中採訪，他說當年營救行動的經費，是由香港人自願捐贈的，時間過去三十年了，「黃雀行動」可以告終，然而按照我們香港人做事的原則，支聯會必須將被營救者的境況做最後的記錄，以存留一份資料向香港人民交代。
2012年初我曾有台灣行十日，是去觀選，恰逢朱牧師也來了，他約我到紫藤廬見面，乃是我們二十年來第一次再相逢，以至擁抱唏噓，朱牧師是個俊美長身的廣東男子，他第一次宣佈他要動手整理「黃雀行動」歷史，原來此前香港記協主席麥燕庭曾在電郵里透露要在台灣談一事的背景在此。
事後我自然看不到朱牧師的「史作」，而除了朱牧師和營救我的幾位黃雀成員，我對整個行動一派迷濛，也不相信外界的眾多傳說，但是最近讀到一篇報道，感覺文字間有某種我熟悉的味道，況且其中也提到我，即《眾新聞》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發表的《黃雀行動港英角色曝光，暗助地下通道運作救400人》，我不妨採用其中的說法：
『黃雀行動，是香港一段很珍貴的本土歷史，體現了危難時人性的光輝和道德勇氣，包括一批無名英雄。當中，港英政府的角色尤為關鍵。有人肯定地說：「如果沒有港英政府，沒可能有地下通道的出現，不可能救約400人。」
『六四屠城後，中共通緝民運人士，學生和民眾要逃亡，身上有的是民運期間搜集得的香港記者、學生、文化界人士卡片，他們決定要走，便打電話給這班香港人救命。1989年5月27日曾舉辦民主歌聲獻中華、向民運捐款的演藝界人士，在六四後首個星期，開始接到求助。演藝界於是想做點事，將民運人士送到香港中轉站，再將他們轉往西方國家定居，於是集合力量兵分兩路：由江湖人士開通內地赴港的地下通道、由政界及支聯會找港英政府及外國領事。』
六月初，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他的辦公室接見"六四"倖存者。我們四人在那裏，其實主要是聽李蘭菊對國務卿講了一個"中國故事"。
她說，六四那晚，她二十六歲，以香港學聯代表身份正身處天安門廣場。一個男孩，初中生，拿着一塊石頭要去拼命，被她竭力勸住，男孩後來跳上救護車消失了，但是30分鐘後另一輛救護車載回他的屍體。
再來的救護車，便喊着"香港學生上車"，她拒絕離開，這時一個女醫生拉住她說："你聽我說，你要安全離開這裏，回到香港，告訴全世界你在這裏看到的一切，今晚我們的政府對人民做了什麼。"
李蘭菊活下來，把這個故事講了三十年。
中國如今極其渴望向全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然而，他們卻一直不敢講這個故事。他們不懂，在沒有講好"六四故事"之前，全世界不會有興趣聽其他任何"中國故事"，不管它是關於金錢的，還是關於富裕，甚至關於崛起的。
五年後的秋天，黃之鋒來華盛頓美國國會作證，2019年9月17日"紐約香港關注組"創辦人楊錦霞教授讓我們去Union Station，會黃之鋒他們，我和王丹、李恆青趕去，原來香港民主委員會在這裏成立聚會，其執行主任乃是支聯會朱耀明牧師之子Samuel Zhu，即另一個黃之鋒、羅冠聰、周庭，真乃長江後浪推前浪，亦為香港情勢萬分危急，隔壁那個大陸將要噴發……。
七、黃雀「無家」
「六四」忌日之斜陽快要墜落，我還沒想好怎麼紀念這個日子。猛然想起，我有今日，難道不是因為救命恩人嗎？然而昨天還聽到港人程翔痛陳「香港已經沉淪」之苦言，而朱耀明牧師不是浪跡天涯，不知何處落腳嗎？這個日子我最該講的話，應該是「黃雀們」如何，那便是「六四」36年後，香港破滅、黃雀飛散歐美，落草為生⋯⋯。
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法廣主持人艾米就中美關係的劇烈轉折對我做了一個採訪，訪談中她問起我跟香港的關係，我說了一段刻骨銘心的話：
法廣：您當年六四後被通緝被迫逃到國外時受到香港"黃雀行動"的幫助，而看到香港目前的情況，一定也感觸頗深？
蘇曉康：是的。"佔中"一開始我就非常關注，"佔中"的一個主要人物朱耀明牧師，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他把我從國內救了出來，送到了法國。之後很多年，我不能去香港看他，而他去年開始到國外，也到我家來看我。朱牧師和參與"黃雀行動"的人，當時是用香港人募捐的錢來救我們的，因為這個行動中用了很多不同的力量，包括走私和黑社會，那都是要付錢的，我們這些人都是付了很多錢才救出來的。
所以，朱牧師他們還要向捐錢的香港老百姓有個交代，要知道這些當年被救的人生活如何、有沒有困難、將來怎麼辦……他就從歐洲到美國把救出來的人看了一遍，他還說："我們救了你們出來，希望可以送你們回去。雖然現在做不到，但希望發起一個'回家運動'"……但我告訴他我不願意回去，美國現在就是我的家。在他的要求下，我給他寫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題目就是『無家可歸』……。
前段時間，港警要抓朱牧師，他和別人還不一樣，他有這個「黃雀行動」的案子在共產黨手裏，所以我非常擔心他如果進去了會被搞死，因此告訴他不要去坐牢，但他不害怕，現在人還在香港，並不逃跑。
另一個最讓人感動的人就是黎智英，他也不走，等著員警來抓。
這些人就是香港人的骨氣。
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七百萬人跟這樣一個野蠻強大的政權抗爭，西方卻不支持也不救香港，香港人等於是在孤軍奮戰，最後就是那些孩子們站出來……有多少孩子被打死，西方都不管，這讓我非常憤怒，但我們也沒有辦法，世界現在就成了這樣……。
朱牧師以「黃雀行動」，從六四屠殺的肅殺大陸，據說救出一百多人，然後星散世界各地，二十幾年後他又領銜組織「回家運動」，要為這些流亡者爭取回國的權利，其間艱困種種，一言難盡，而世移時遷，我猜大多數流亡者已在海外渡卻困境，紮根落腳，不能說沒有思鄉之苦，卻不見得還想回到那個日益腐爛的「祖國」，而當年營救他們的香港人，此刻正在失去他們的家鄉。
江湖傳聞，華叔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命名營救行動系誤傳，實則出自曹植『田野黃雀行』詩句，乃黃雀遭殃而有少年救之。橫豎我們這些被通緝者和流亡者才是黃雀，而後黃雀飛散歐美，落草為生，從此只有《鏗鏘》在後。
《山海經》有云：「鏗鏘其鳴，聲如鐘磬。」
2021年10月18日我聞《鏗鏘集》四十三年、二千二百夜之後斬刀終於落到頭上，便貼《黃雀之後是鏗鏘》一文在臉書。
那天在我家，朱牧師、嚴家祺、朱太太和我，坐在一起聊天，我們沒聊「回家」，我發現流亡者群體中反而沒人問「流亡者能不能回家」這個問題，大概因為答案不言而喻，但是香港人就是這樣，他們沒有不言而喻的答案。
六四二十周年之際，二〇〇九年「六四」，全球可謂聲勢浩大，尤以香港為最，維園燭光聚會據稱十五萬人，青年居多，港人不服從北京，我寫了一篇〈無家可歸〉，其實就是寫給朱牧師和黃雀成員的，當時上了《蘋果》、《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