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白戈（1906—1986），四川南充人，1925年參加共青團，1926年轉為中共黨員。曾任「左聯」執行委員、秘書長。1935年夏因國內政治形勢惡劣而避居日本，團結在東京的中國左翼文化人，建立了左翼文化總同盟。1937年回國，七七事變後到延安。先後擔任過抗大總校政治主任教員、抗大附屬陸軍中學校長、晉冀魯豫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十八兵團政治部宣傳部長等。建國後先後任重慶軍事接管委員會委員兼文教接管委員會主任、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副部長、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長、西南文聯和重慶市文聯主席等，「文革」爆發時，他正擔任着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兼重慶市市長，是重慶這個當時西南最大工業城市的「行政總裁」。
被一條注釋打倒
「文革」開始以後，中共重慶市委和重慶市人民委員會（即市人民政府）的領導們，雖然與全國絕大多數領導幹部一樣，對這場「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卻並非「很不認真」，而是像領導以往歷次政治運動一樣積極認真行動起來。任白戈親自「掛帥」擔任了重慶市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
一開始，重慶市也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仿效北京的作法，掀起了揪「三家村」、打「黑幫」的高潮，由市委部署，首先批判了原《重慶日報》副刊《巴山漫話》雜文專欄，「揪出」了《重慶日報》以副刊部成員為主的「三家村」，並將1963年已受到批判處理的所謂「蕭、李、廖（市委前組織部長蕭澤寬、前副秘書長李止舟、前辦公廳副主任兼團市委書記廖伯康）反黨集團」定為《重慶日報》「三家村」的「黑後台」，重新拋出來加以公開批判。同時，在《人民日報》6月2日公開點名批判北京大學「陸平黑幫」、6月16日公開點名批判南京大學「匡亞明黑幫」之後，重慶市委也報經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批准，於6月21日將重慶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鄭思群定性為「黑幫」，責令其「停職檢查」，並在22日《重慶日報》公開點名批判，市委還派出200多人的強大工作組進駐重慶大學領導「抓鄭思群黑幫」，將校、系兩級領導幹部90%以上「靠邊站」，發動師生員工進行全面開花的揭發批判。
不料，當重慶市正在按照以往政治運動的經驗開展這場運動時，市委、市政府領導班子卻挨了意外的一悶棍：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誌，不徵求有關組織意見，也不向有關組織打招呼，突然襲擊地採用在文章的注釋里點名這種「史無前例」的手法，批判了重慶市的黨政最高領導人任白戈。在這期《紅旗》雜誌上，以當時中央文革成員穆欣（不久穆欣本人也受到打擊迫害）署名的文章《國防文學是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口號》中，批判「周揚的一些追隨者」「圍剿魯迅」，在說到「周揚的另一個追隨者竟然攻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是『罪惡』」時，在注釋中點明，這個「周揚的追隨者」是任白戈。
在此前的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遭到嚴厲批判的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中，為首的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隨後，彭真遭到不點名的公開批判。任白戈是繼彭真之後第二個被批判的大城市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不同的是，任白戈是在尚未被撤銷職務並且其所在地區黨組織及上級領導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遭到「代表毛主席、黨中央聲音」的中央權威刊物公開點名的，而這時彭真雖已遭到批判但尚未在報刊上公開點名，同一期《紅旗》雜誌發表的社論《徹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負責人的修正主義路線》就沒有點彭真的名。
雖然這次任白戈被點名不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而且只是在一篇文章的注釋里出現，但是當時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有嚴格的政策規定，決非可以任意而為。而且，當時作為中央輿論喉舌的傳媒，都被視為傳達的是「毛主席、黨中央的聲音」。因此，《紅旗》雜誌此舉必然被視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部署，其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當那篇文章在各地黨報轉載（《重慶日報》於7月6日轉載）、廣播電台反覆廣播後，重慶立即引起震動，許多幹部紛紛打電話詢問市委：被中央點名的任白戈是不是重慶的領導人任白戈。市委無法回答。
時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泉，後來在一次向群眾所作的公開檢查中回憶了當時西南局和四川省領導人處理任白戈問題的一些情況：「在穆欣同志的文章點了任白戈名的第二天，我和大章（註：李大章，時任四川省省長）、志高（註：廖志高，時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商量如何處理的問題，先用電話問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同志，他當時答覆是罷官。同時又用電話請示中央辦公廳，中央辦公廳答覆，下午中央書記處要開會，等中央書記處會議後再復。我們當時商量下決心一步走，（即罷官），由志高到重慶了解情況，等中央書記處會議答覆後再宣佈處理。晚上接陶鑄電話說，鄧小平意見，任白戈過去是周揚的追隨者，這十幾年在重慶市工作還不錯，要不要罷官還要看一看，你們寫個報告來，中央再正式批（大意是這樣）。我當晚即按原電話轉告了廖志高照辦，不久就寫了報告到中央，以後中央正式批覆也是這樣批的。」李井泉當時自我批判說：「這件事是我們直接執行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而沒有執行伯達同志指示的一個證明。」（李井泉《關於我在重慶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的檢查》，1967年2月8日，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宣傳組1967年2月10日印）
7月8日，廖志高專程趕到重慶，召開市委會議，傳達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後的意見：任白戈的錯誤是30年代的問題，60年代的工作還是好的。隨即，任白戈被迫以「請假檢查」名義停止工作。
在重慶這樣一個當時西南地區最大的工業城市，黨政一把手突然之間被以如此不正常的方式「打入另冊」，威信掃地，在市民中帶來的震動可想而知。這是重慶局勢陷入大動亂的一個重要起因。
經過多次政治運動「鍛煉」的不少幹部、群眾，已經學會緊跟風向行事，「黨指向哪裏就打向哪裏」。就在任白戈被公開點名之後，馬上就有人寫了批判任白戈的文章、大字報或揭發批判材料寄給重慶市委及有關部門。比如，重慶大學電機系六個二年級學生就於七月九日寫了批判任白戈1959年1月7日發表在《重慶日報》上的《創造出更新更美的作品》（給重慶市文藝幹部和文藝活動積極分子的報告）寄給《重慶日報》。
「一個奇怪的華僑」
被安排「請假檢查」的任白戈，對要求他承認的「鼓吹『國防文學』」、「執行王明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攻擊魯迅」等罪名都不願承認，怎麼也想不通，無法寫出讓上級滿意的檢查。跟他一樣想不通的省、市委領導只好從市委辦公廳、宣傳部和報社抽調了幾位幹部和「筆桿子」，同任白戈一起住進重慶潘家坪高幹招待所，幫助他查閱資料，上綱上線「提高認識」，以便寫出像樣的檢查「過關」。但用了近一個月時間，他的認識仍然未能「提高」，他始終認為，自己當年在日本得知國內文藝界發生「兩個口號」之爭後，寫文章宣傳「國防文學」，是因為那是黨提出的口號，他那時年輕，在日本看不到毛主席的書，不知道黨內有毛主席這條路線。那時周揚是代表黨的，是領導人，而魯迅是黨外的，聽周揚的，在組織上沒有錯。他還堅決否認自己有「攻擊魯迅」的錯誤，認為自己對魯迅從來就很尊重、崇敬，魯迅逝世時，自己在東京組織了追悼會，還寫了詩進行悼念……他的認識無法「提高」，最後只好由「筆桿子」們按照當時報紙批判的調子幫他拼湊了一個檢查上報中央。
8月初，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全面深入開展「文化大革命」成為全黨共識和中共中央正式決定。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顯然已意識到形勢的嚴峻，明白任白戈的下台命運已無可挽回，大約是為了下一步處理方便，遂通知將任白戈轉移到成都，安排住進了錦江賓館。實際上這時任白戈已等於是被軟禁起來聽候發落。
然而形勢驟變，8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東方紅禮堂（即錦江禮堂）召開駐四川大學工作組的檢討大會，一些首都赴蓉紅衛兵及川大學生認為這是「假檢討」，衝擊大會造反，進而與省委形成對立，千餘人在省委大門口靜坐絕食……省委不願讓任白戈被造反派學生發現抓走，便又將他於8月28日深夜轉移，給他改換姓名，以「某省廳長」身份住到成都近郊一處招待所。
8月31日深夜，省委又派專車，將任白戈化名「省農業廳視察室主任張新」，轉移到簡陽縣偏僻山溝－－三合垻。並對負責保護（也可說是監視）的公安人員交待，如有農民問起，就說「張主任」是歸國華僑。
後來，有造反派文章寫到任白戈的這一段經歷，用了「一個奇怪的華僑」這樣的標題。許多人都還記得，「文革」前的50年代，曾有一個隱藏於鄉間的國民黨特務楊進興被抓到了，報上報道這件事的文章就以「一個奇怪的貧農」為標題，一時間很吸引了不少讀者。深受革命教育的青少年們對「一個奇怪的……」這樣的標題自然是耳熟能詳，運用自如。可嘆的是，昔日的革命領導人任白戈，如今竟也落到了與革命的敵人國民黨特務一樣以「奇怪的……」為偽裝東躲西藏的地步。
就在這期間，8月27日，中共重慶市委為爭取主動，召開大專院校革命師生代表會議，號召革命左派「集中火力炮轟市委」。李井泉到會講話，不得不宣佈將任白戈罷官。任白戈成了在職的領導人們力圖用來吸引群眾批判火力的靶子。
住宅成了「展覽館」
按照毛澤東的要求，「文化大革命」的首要目標是「鬥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毛澤東在提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個概念的時候，並未對什麼是「資本主義」，怎樣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作出明確的界定，因此，無論中央領導人還是普通百姓，誰都說不清楚怎樣才算是「走資派」，在長期受到的左傾思想教育影響下，一般人就把那些經濟上或生活作風上有點毛病的幹部，或政治高調唱得少一點，生產抓得多一點，對群眾的生活福利關心多一點，對城鄉集市貿易搞得活一點，對知識分子和文藝工作表現得開明一點……的領導幹部，統統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任白戈既已被西南局和省委宣佈正式罷官，那就等於成了可以千人批萬人鬥的對象。群眾對領導幹部的不滿情緒有了一個合法宣洩口。但群眾很難了解任白戈有些什麼政治上或工作上的問題，更容易引起興趣的是其生活上與市民有什麼不同。這時，位於重慶市委大門對面的第六中學的學生（該校學生中幹部子弟較多），在首都南下紅衛兵的鼓動下，率先翻牆闖入市委大院，到任白戈住宅「造反」，並將其作為任白戈「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證對外展出。
以往在市民心目中十分神秘的市長住宅變成了公開的「展覽館」，自然轟動一時，當時傳單、大字報上對任白戈住宅的稱呼是「六十年代的地主莊園」。紅衛兵給任白戈住宅取這樣一個名字，是因為在「文革」前大搞階級教育期間，四川搞了個有名的劉文彩「地主莊園」展覽，一時間報刊發表文章，舞台演出節目，紀錄電影全國組織觀看，「罪惡的地主莊園」家喻戶曉，青少年們記憶猶新，就如法炮製，套用了這個提法。其實任白戈住宅並不是什麼「莊園」，只是市委院內一幢舊式小樓及其附屬建築。只因為他是重慶市的「一把手」，按照當時已經形成的體制等級和「工作需要」，住得比一般幹部寬一些，顯得特殊一些。
因為在「文革」之前已經深入進行了階級和階級鬥爭教育，深入進行了「反修防修」教育（特別是批判了蘇聯有一個「修正主義特權階層」），「四清」運動中又反覆強調了領導幹部的「懶、饞、占、貪、變」的蛻化變質「規律」，「文革」前夕還大量宣傳了「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廉潔簡樸的生活作風，所以，人們對幹部生活上的任何一點特殊化都十分敏感。這時去「參觀」了任白戈住宅的群眾，看到他一家人能擁有樓上樓下那麼多房間，大多會感到震驚，產生憤慨之情。必然將此住宅看作是「修了」（「墮落為修正主義了」的簡略說法）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典型標誌。一些當年去「參觀」過的人士至今記憶猶新的，除去房間多以外，還有這樣幾點，一是房間裏的燈多（當年城市居民通常一家人只有一盞燈）；一是那些房間中有專門的「鋼琴室」－－而這是當時許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幾代人同住一間房）的平民不敢想像的；還有就是住宅中有好幾個廁所——而在當年，城市居民往往一個大雜院甚至一條街才有一個公共廁所；以及書櫃中擺放着不少屬於「封、資、修」禁書的文學名著……於是，有參觀者出來一傳，加上傳單、大字報一炒作，自然就引起觀者如潮了。
不過，這個「展覽」並沒有熱多長時間，群眾的注意力很快就轉移到在任白戈之後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現任領導幹部身上去了。任白戈畢竟下台早，缺少這方面的「現行」。
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鄧小平都作了檢查，各級領導幹部被迫「轉彎子」，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成為大勢所趨。李井泉開完會回到成都，立即與省委和重慶市委研究，決定把任白戈送回重慶（大約是準備隨時交給群眾批判了），隨後，主持重慶工作的重慶市委代理第一書記魯大東把任白戈接回重慶。回來後，任白戈被安排住在市人委旁邊的農場管理局招待所。直到群眾造反運動興起後，市委領導癱瘓，任白戈才落到了造反派組織手中。
揪來鬥去的「死老虎」
1967年1月，全國到處掀起了「一月奪權」風暴，《人民日報》1月22日社論歡呼：「一場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展開奪權鬥爭的偉大革命風暴，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席捲全中國，震動全世界。」重慶造反派和奉命「支左」的駐軍部隊也在這「偉大號召下」行動起來，於1月下旬奪了市委、市人委的權。
1月29日上午，陰雲密佈，寒氣襲人，重慶造反派群眾和解放軍駐渝部隊指戰員30多萬人在市體育場舉行「大聯合大奪權抓革命促生產誓師大會」，宣佈造反派已在解放軍支持下奪取了重慶市黨政機關一切權力，並將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書記處書記魯大東、辛易之、孫先余、廖蘇華及中共中央西南局宣傳部部長劉文珍等揪到會場批鬥示眾。次日重慶《新聞報道》（《重慶日報》因被造反派奪權，從1967年元旦起停刊，改出《新聞報道》）發表了題為《山城革命造反派掌權黑市委完蛋》的報道及大會照片，其中一張照片是任白戈被戴上一米多長的紙糊高帽子，由紅衛兵反扭雙手作「噴氣式」狀示眾，照片的說明文字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任白戈的一副狼狽像」。不過，天公不作美，會議進行中下起了小雨，批鬥者與被批鬥者都被雨淋成了「一副狼狽像」。
「一月奪權」引起了造反派的大分裂，重慶市的造反派組織分成了兩大派，以重慶大學八一五為首的一派，在駐軍支持下建立了「臨時權力機構」革聯會，另一派則稱革聯會是「假奪權」，重大八一五是被「黑市委」收買了的「叛徒」。他們在互相攻擊的時候，都競相比賽誰對以任白戈為首的「黑市委」更仇恨，都認定對方與任白戈為首的「黑市委」有勾結。
在1月29日的誓師大會之後，任白戈作為一個「活靶子」被一些群眾組織揪來揪去批鬥，不知什麼時候被弄到了工人造反軍總部。而工人造反軍很快成為反革聯會一派的主力，與八一五派矛盾衝突加劇。2月23日晚上，八一五派組織人馬抄砸了設於市總工會的工人造反軍總部，當他們查抄到一個沒開燈的小房間時，找到了被關在那裏的任白戈，當時任白戈頭上戴了個大草帽，臉上被一個大口罩遮住。於是，又有謠言傳出，說任白戈被工人造反軍總部「化裝隱藏」，造反軍總部頭頭與任白戈有見不得人的交易……
任白戈落到革聯會一派群眾組織手中後，1967年3月31日，這一派的重慶市委、市人委機關革命造反總部在人民大禮堂召開了批鬥任白戈的大會。除去造反派組織的代表發言批判外，原市委書記處的一個書記，原市監委的一個副書記，原任白戈的一個秘書，都被迫上台按照當時的「主旋律」口徑作了「揭發批判」發言，以表明自己願意「緊跟毛主席幹革命」。
任白戈被關押在革聯會期間，行動還比較自由，每天自己到市委機關食堂吃飯。雲南作家周孜仁當年作為重大學生曾被調到革聯會編輯《山城戰報》，他的長篇回憶錄《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對在市委機關食堂吃飯的任白戈有一段記敘：
「他和我們在同一個機關食堂搭夥，憑票吃飯。食堂大，至少有二三十張桌子，條凳多已損毀，後來者打好飯菜往往只能站着吃。任白戈任何時候都是站着吃飯的，而且聽炊事員說，領導早有交代，任是走資派，只能賣給他低價位的菜。我曾有意識靠近他的飯桌吃飯，有時乾脆就把菜端過去和他放同一張桌子站着吃。他的碗裏果然每次都是些清水菜餚。不過他吃得極認真，滿嘴咂咂有聲。我猜想他的心態絕對正常，因此雖陷逆境而身體依舊十分碩壯，只是鬍鬚常不剃刮，如秋草之零亂，便顯出了許多落魄來，很像造反派漫畫上的形象。」
當時造反派的漫畫上，通常把任白戈畫作一隻人面虎身的趴着的老虎，既寓示其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也表明其已是一隻被打倒的「死老虎」。
「紅五條」作出政治定性
因為掌權的一派要「捍衛一月革命偉大成果」，而對攻擊革聯會的另一派進行了鎮壓，另一派則上北京告狀，控訴革聯會在搞「資本主義復辟」。中共中央不得不由周恩來主持召開了解決重慶問題的會議。5月16日，毛澤東批准發出《中共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時稱「紅五條」），在五條意見的第一條中即提出：「重慶市各革命組織應當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夥，指向重慶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夥。在軍隊內，在群眾中，對劉，鄧，李，任等人的罪惡，進行充分的揭露和徹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開宣佈撤銷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和重慶市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撤銷任白戈兼任的重慶軍分區第一政委的職務。」
這樣，任白戈被中共中央正式定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公開宣佈撤銷了職務。從此，以任白戈為首的前重慶市委領導班子，有了一個欽定的新名字：「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夥」。
任白戈在聽到傳達這個「紅五條」之後有什麼想法？沒有見到他事後的回憶。不過，另一位領導幹部的回憶可資參照。時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書記處書記、自治區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武光，在《不是夢－－對「文革」年代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一書中寫下了他在聽到中央通過「兩報一刊」社論將他點名定性為「中國赫魯曉夫在新疆的代理人」時的絕望心情，「第一次聽到廣播那天，我正在廁所洗衣服……我怎能經受得住這樣晴天霹靂式的致命的打擊呢？當時，我只覺得一陣昏眩，差一點跌倒在地，我掙扎着扶住牆，才慢慢地走回囚室，然後一頭栽倒在床上。」他稱這一天是「一個足以讓人絕望的日子」。武光的這段回憶，也許可以幫助我們體會任白戈在那時的心情吧？
在武鬥中歷險
「紅五條」的公佈並未使重慶的局勢得到穩定，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混亂。
1967年6月，重慶造反派的兩大派已經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開始以棍棒、石頭進行武鬥。6月5日至8日，在北碚的西南師範學院發生了武鬥，兩大派紛紛前往增援，形成大規模武鬥。就在這期間的6月7日，八一五派江北區「捍衛紅色政權指揮部」為顯示自己「掌握鬥爭大方向」，在江北城街道辦事處門前召開了批鬥任白戈的大會。
任白戈是從重慶大學押來的，批鬥完後，下午3點多鐘，八一五派將任白戈用一輛解放牌大卡車裝上，準備送回重大。開車後不久，看到路邊有一個自來水站（當時自來水還沒有接入每戶人家，居民都得從水站買水後挑回家中使用），任白戈提出想喝點水，押送的造反派也想喝水，便停下車到水站取水，不料，正在此時，江北十六中學的反到底派紅衛兵突然衝來，將任白戈搶奪到自己手中，呼嘯而去。
十六中的反到底派將任白戈搶到手後，迅速將其轉移到三鋼廠。三鋼廠的反到底派又將其轉移出去，輾轉經江北縣、北碚區、巴縣青木關等地，繞了一個大圈子，然後秘密送到市中區觀音岩下方的中國科技情報所重慶分所。以後，又轉移到了重慶醫學院。當時重慶醫學院是反到底派勢力較強的據點，不僅在該校佔大多數的反到底派重醫兵團控制了學校局勢，而且重慶大專院校紅衛兵反到底司令部和國防工業系統的反到底派組織軍工井岡山總部成立以後，也都設在那裏。
然而，重慶醫學院很快便成為兩大派武鬥的一個焦點。
6月23日，八一五派武鬥指揮部決定拔除反到底派設於重慶醫學院附屬小學內的武鬥據點，兩派上午在重醫附小展開武鬥，小學被縱火燒毀，武鬥中死4人，傷百餘人，財產損失3萬餘元。
7月1日，兩派在重慶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武鬥，使用鋼釺、刺刀、自製燃燒瓶等，死2人，傷數十人，附一院門診部全天停診。重慶醫學院66級畢業生、反到底派《東方欲曉》報主編於可被鋼釺刺死……
在這樣的形勢下，反到底派不得不考慮任白戈在這裏的安全問題。一天，反到底派重醫兵團的一個負責人去查看任白戈住處情況，看到他房間的窗台上放了幾個干饅頭，有些奇怪，問他怎麼剩些饅頭不吃？任白戈回答，因為擔心他們一旦武鬥起來顧不上給他送飯，自己早作準備，省下來作備用糧。
重醫兵團發現繼續關押任白戈已經是個大麻煩，便找了附近的駐軍部隊，提出要把任白戈交給他們管理。部隊指揮員一聽，馬上回絕。為什麼？因為「文革」初期中央就有指示，部隊不能作「走資派」的「防空洞」，有的部隊就是因為在「文革」初期收留了去躲避群眾批鬥的領導幹部，而遭到了群眾組織的衝擊，有的還受到了中央的批評。加上反到底派與重慶的支左部隊素有矛盾，部隊指揮員不得不防反到底派的這一提議是否「別有用心」。
重醫兵團負責人無計可施。一天，反到底派軍工井岡山總部一位負責人來到重醫，重醫兵團負責人向他說起任白戈不好安置一事，那位軍工井岡山負責人開玩笑說：「那有啥子難的？隨便找兩個人把他拉出去槍斃了算了。」
好在任白戈沒有聽到這幾句對話，否則他一定會好幾天睡不安穩覺。
玩笑歸玩笑，問題還得想法解決。最後還是由軍工井岡山總部派出江陵機器廠的一個職工，在重慶城裏找了間僻靜處的房子，把任白戈轉移到那裏去住下，並由那個職工專門對他進行「監護」。
從7月底到8月底，整個山城炮火連天，兩大派深陷於真槍實彈的全面內戰狂潮之中，沒有誰再顧得上去鬥「走資派」。任白戈也就樂得當了幾天被「監護」的「逍遙派」。
沒有抓到「走資派」時，覺得缺少了批判的「靶子」。「走資派」在手裏交不出去，又成了燙手的炭圓。反到底派從搶到任白戈並將他「隱藏」起來，到急於想把他交出去而不得，是一個戲劇性的變化。
終於，不知是哪個高人想出了辦法，反到底派組織了一次批鬥會，請了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簡稱市革籌）派人參加。市革籌派來的是重慶軍分區的幹部。任白戈被押到會上批鬥一番之後，反到底派就一本正經地當眾把他交給了軍分區來的代表。
從此，任白戈就由官方「監護」起來，1968年6月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七千萬四川人民在前進－－熱烈歡呼四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其中將任白戈與其他幾位被打倒的領導幹部一起並稱「中國赫魯曉夫……在西南及四川地區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黃新廷之流」，進一步明確了對任白戈的政治定性。
這時，這位「中國赫魯曉夫的代理人」已經被送到北京關押，交到了冷酷無情的中央專案組手裏……直到以後得到「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