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國際時事是我們在文革中的一種生活，身在西下窪、放眼全世界，是我們的座右銘，國際時事主要靠讀報紙、聽廣播，再加老師上課得來的。那時我們對國際的了解雖說很偏狹，卻特別細緻，以至連世界上一些小國小黨都格外清楚。
美帝，被我們打倒了許多年，但後來的主要敵人又換成了蘇修，全國所有輿論10幾年中始終以蘇修為靶子，三年困難時期撤走專家、撕毀合同、逼中國還債，而今在邊境陳兵百萬、覬覦我國領土、隨時可能來犯，這些話語，我們大多能倒背如流。尼布楚條約、璦琿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伊犁條約等等，是我們必須背誦的歷史知識。
印度支那三國四方，如今恐怕已經被人遺忘了，可那個年代卻是我們最熟悉的知識，還一再被列入考試的內容，多次遊行都是為了這三國四方。越南是「同志加兄弟」，胡志明是我們尊敬的越南領袖，越南北方的領導人黎筍、長征、范文同、武元甲、黎德壽，我們耳熟能詳，甚至我們都知道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領導人黃晉發、阮友壽、阮氏萍的名字，因為這些名字天天出現在報紙上、廣播裏。
估計我們那代人對柬埔寨政治之熟悉，已經超過了柬埔寨的老百姓了。紅色高棉是我們多年堅持支援的對象，波爾布特、喬森潘是報紙和廣播裏天天歌頌的人物;當然還有西哈努克親王、莫尼克公主、賓努首相，他們的見報率和周總理一樣多，我們經常在電影院裏跟着和藹的「努克」、美麗的莫尼克、搖頭晃腦的賓努週遊全國各地，欣賞美景，吟詩作詞，陪同常常是文豪郭沫若，他們的行蹤幾乎都拍成了紀錄片;先是朗諾、施里瑪達集團，後是洪森、韓桑林，都成了我們打倒的對象，其實這些人長什麼樣當時我們根本不知道，只是隨着報紙一起喊而已。
老撾的蘇發努馮親王、富馬親王，當年念起這些名字，就和我們說鄰居街坊一樣熟悉;澳共(馬列)主席希爾，大概澳大利亞都沒幾人知道，而我們中國人卻最熟知，因為他每次來中國都受到毛主席接見，永遠登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朝鮮是「鮮血凝成的戰鬥友誼」，但那時好像中朝關係不如中越顯得那麼熱烈，只是每當中國來了政治運動，金日成都會表示支持，我在人民日報上就讀過他支持批孔、評法批儒、評《水滸》批投降派的來電。
阿爾巴尼亞是「歐洲社會主義的一盞明燈」，「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中阿兩黨、兩國人民……」這封毛主席致阿爾巴尼亞的賀電還被譜成曲，旋律上口，人人會唱。地拉那，阿爾巴尼亞的首都，改革開放以後我經常問外國人，回答都說不知道，而我們全國男女老少那時誰人不曉?霍查、謝胡，連國防部長巴盧庫，在我們這裏都如雷貫耳，後來，巴盧庫成了反黨集團頭子，我們都說他是阿爾巴尼亞的林彪。
中國當年拼命援助和支持的越南、朝鮮、阿爾巴尼亞，後來都曾與中國交惡，記得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後，一位伯伯來我家串門說，阿爾巴尼亞開始公開批判中國，對毛主席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也是全力攻擊。中國在阿爾巴尼亞的眼裏，已經成了中國眼裏的蘇聯。回想起來，當年的革命外交路線真是徹底失敗，口號白喊了、援助白給了、仗白打了、人白犧牲了、歌也白唱了，原來養了一群白眼狼，我們受騙上當不說，還打腫臉充胖子，反不如以後的中美、中蘇、中日關係，獲得的好處特別多。其實，蘇聯和東歐國家一直堅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作用不小，並不像有人說的那樣，完全是靠「非洲兄弟抬着進入聯合國」的。
我在中學時，正趕上毛主席號召多學點理論，於是我就經常參加課外學習小組，讀了一堆的馬列原著，讀過之後的感覺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越讀越對現實有懷疑，總覺得現在距離馬克思主義太遙遠。文革前期，書店裏除了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著作外，幾乎沒書，而圖書館長期被禁閉，文革後期，隨着批林批孔、評法批儒、評《水滸》的運動，書店裏開始出現一批所謂儒法鬥爭的書籍，儒家都是「供批判用」，法家則是為了學習，一律由工農兵大批判組注釋，這讓我讀了不少書，買了不少書，如果不看前言，不看套話注釋，還是開卷有益。我家有位鄰居曾文經是哲學系教師，忽然間門庭熱鬧起來，一個工廠的工人理論組每天一早就過來，說是和曾老師一起注釋法家著作，可爭吵聲常常從窗戶里傳出，最後不歡而散。好在那時不是文革前期，社會沒有那麼嚴酷，他沒有因此被批鬥。
文革時期，我們獲得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是靠報紙社論轉引，二是中央文件，連我們這些中學生都經常集中起來傾聽中央文件的傳達。每項指示一出來，都有特定所指，但常常語焉不詳，頗費揣測。文革後期，大家都明白上面有兩股勢力，明爭暗鬥，此消彼長，一遇毛主席指示出來，周圍的長輩都會在那裏紛紛猜測，這是指誰的，那是批評誰的。例如「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這幾句我記得非常清楚，不僅老師、父母、鄰居在議論，同學之間也在傳小道消息。「走後門」在那個時代非常盛行，似乎幹什麼都會想到「走後門」，招工、當兵、逃避上山下鄉，買緊俏商品，都有人「走後門「。售票員、駕駛員、郵遞員、保育員、理髮員、服務員、售貨員、炊事員，這「八大員」是當時最好的工作，更有人靠後門往裏鑽，還有人靠着頂替制度，讓父母提前退休，然後自己頂替當工人。我哥哥高中畢業那年一門心思想入伍，我父親想盡了各種辦法找後門，可我家在部隊實在沒什麼後門，只得作罷。
文革後期，除了8個樣板戲外，終於出版了一些小說，還上映了一批新電影，都是反映階級鬥爭的，也有舊作新拍，浩然是那時最著名的作家。不過，包括8個樣板戲在內的所有新舊作品裏，那時最鮮活最生動的形象幾乎都是反面人物，而且語言也有味道，不那麼乾癟生硬，讓我們過目過耳不忘，如刁德一、胡傳魁、鳩山、錢廣、馬小辮、松井、湯司令、胡漢三，還有葛優的父親葛存壯飾演的那個講授「馬尾巴的功能」的教授。我讀過的一部有史以來最差的小說叫《虹南作戰史》，也誕生在那時的上海，後面署名是集體創作。電影《閃閃的紅星》是那個時代家喻戶曉的影片，也是最著名的兒童片，可現在看來，一個孩子又殺人又放火，實在是「兒童不宜」，不知為什麼，這部影片時至今日竟然還在電視頻道不斷播出，說是愛國主義。對電影《決裂》，當時我已經心存疑惑。郭振清飾演的那個主角舉着一個長滿老繭的手說，有人講上大學要有資格，看，這就是資格!我想，既然如此，那何必叫大學?乾脆辦個農業小學豈不更省事!實際上，這也是我對當時工農兵上大學的想法。我的三姨夫在天津大學為工農兵學員上課，他告訴我，有的學生連小學水平都不夠，多數人必須從初中開始補起。於是我就發問：那這個大學又有什麼意義?我也常想，大學畢業生甚至中學畢業生都被說成是世界觀沒有改造好，是小資產階級，必須接受工農的再教育，那為什麼不取消大學和中學，讓大家直接當工農不就得了!何必費了那麼大勁，將人培養成資產階級，然後又費勁再來改造?
那時的外國電影就那麼幾部，觀眾都是來回欣賞，情節爛熟於心，如蘇聯的《列寧在十月》《列寧在一九一八》;朝鮮的《摘蘋果的時候》《賣花姑娘》《南江村的婦女》《鮮花盛開的村莊》《看不見的戰線》《永生的戰士》，其中的「600工分」(《摘蘋果的時候》)，特務老狐狸還有接頭暗號「你拿的什麼書」「歌曲集」「什麼歌曲集」「阿里啦」(《看不見的戰線》)，印象最深;越南電影的名字都忘了，只有一個跳大神的鏡頭，「天靈靈地靈靈」一直難忘。阿爾巴尼亞的電影水平最高，《海岸風雷》《地下游擊隊》《寧死不屈》《廣闊的地平線》《勇敢的人們》《第八個是銅像》，讓我們領略了歐洲電影的手法。這些電影今天看起來實在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但當時都比中國電影好看，朝鮮電影有愛情，蘇聯電影有生活，阿爾巴尼亞電影有情趣，所以，我們百看不厭。
看內部書、欣賞內部電影、去內部書店，是70年代前期北京一些人的生活。我讀過的內部書有《林肯傳》《拿破崙傳》等，鄰居王金陵是王崑崙的女兒，人民大學語文系教師，她翻譯的《這裏的黎明靜悄悄》特意送給我父親一本，前面標明供批判用，我反覆讀了多遍。日本電影《啊，海軍》《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戰》《聯合艦隊》等內部電影，誰如果有幸搞到一張票，就是榮耀，看過之後個個津津樂道，讚不絕口，沒人對日本軍國主義產生什麼仇恨，同學裏還有人非常崇拜山本五十六和神風突擊隊，其中有位團幹部將這種崇拜居然寫進了思想匯報，在學校轟動一時。人民大學當時已經被撤銷，我父親當時被調到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工作，不但常常可以給我帶回來各類禁書，還能開出內部購書介紹信，我時常手持介紹信去琉璃廠的中國書店內部營業部看書、買書，一看就是半天，裏面的幾位店員都認識我，誇獎我會買書，物美價廉。我買了《於湖居士文集》《蘇東坡文集》《經傳釋詞》《經籍纂詁》等，最高價2元5毛，最低價5毛，都是線裝書，可惜那時我沒多少錢，以瀏覽為主，不然可以擁有多少善本珍本啊。
我父親在北師大圖書館的同事中，有好幾位是因歷史問題而不准登上講台的，有的留日，有的留美，有的留德，都會三門、四門外語，所以被分配到圖書館做編目工作。一位姓賈的伯伯會英日俄德法西5門語言，被定為「特嫌」「有嚴重歷史問題」，他曾抽空教了我半年日語，我至今未忘。如今回憶起這幾位老先生，很替他們遺憾，一肚子學問卻長期不能教學生，算是白白耽誤了。
文革從頭到尾都是與教育過不去，與老師過不去，與考試過不去。開始是鬥老師、打老師，學校長期無法正常上課，後來又不斷地掀起事端，運動不停。從馬振福公社中學事件、批判《園丁之歌》，到學黃帥反潮流、學張鐵生交白卷、批師道尊嚴、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老師始終是靶子，而且總會拿考試開刀。後期的這些批判浪潮，我們這些中學生都被要求寫出批判文章，我在班裏算個寫手，又是團支部宣傳委員，所以，黑板報、廣播稿和大字報沒少寫。在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時，學校團委要求第二天必須貼出自己署名的大字報，我只得寫了一張「令人髮指的教育」，不點名地批判我們的物理老師唐潤和。唐老師沒有歷史問題，60年代清華大學畢業，所以在那個課堂紀律十分混亂的年代，敢於站出來維護秩序，愛搗亂的同學們都怕他，而他對我們這些愛學習的學生卻關懷有加，可我實在找不出什麼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問題，因此，他的形象就成為我的批判對象。這張大字報讓我後悔至今。
鄧小平主政以後，整頓工業、交通秩序，遏制了文革以來長期存在的派性鬥爭，改變了許多地方和行業的混亂局面，社會生活趨於好轉，這讓當時的人們都對他心存感激，佩服他的能力。在他再次被打倒的前夕，有幾件事對我的影響很大。一是對周榮鑫的批判，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二是劉冰等人向毛澤東告發遲群、謝靜宜，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說矛頭是對準他的，周圍的鄰居都說這兩個人何德何能，居然能掌管中國最高學府，還是教育界和北京市的領導，無非就是近侍嘛;三是連《創業》《海霞》這樣的影片都曾通不過，令我們感覺莫名其妙。
1975年11月下旬，因為劉冰等人的信而招致毛澤東的批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當時北京很多部門都在開「打招呼會議」，會上宣讀了《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其中的話，我記得非常清楚：「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從此，社會上謠言四起，不滿情緒日益明顯，連我內心的反感也在增加。
從那時起，我一步步走向醒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