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校里，被批鬥次數最多也是最殘酷的是田靜一老師，大約快50歲了，以前她從未教過我，但我卻在學校禮堂參加過多次批鬥她的大會。每次在台上，她都被高年級同學強迫做「噴氣式」。她的罪名是歷史反革命加房東。我還被班級選為代表，上台批判田老師。那次批判會，我腳穿翻毛皮鞋，說到激憤處，猛一跺腳，嚇得田老師向後一閃，以為我會踹她一腳。
文革發動沒多久，紅衛兵還將「勒令」貼到了我家門口、我的祖母當年被劃定為地主成分，所以此時也在劫難逃。她每天被迫站在北京鐵一號大門口，與幾十個老弱病殘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加資本家一起受批鬥，渾身沾滿路人的吐沫，還有人不停地向他們身上扔石頭，常常被砸得頭破血流，最後又被一起遣送原籍勞動改造。臨行那天，祖母被剃成陰陽頭，不得不在頭上裹着條頭巾，正好我放學回家，在路上遇見她背着包袱往外走，她一見我就大聲喊我的小名，而我卻不敢上前。沒想到這一喊，竟成永訣，回到上海嘉定婁塘老家後不久，她的屍體就漂浮在池塘里。當時公安局來電稱「畏罪自殺」，可上世紀80年代我去嘉定，當地檢察院卻告訴我也有可能是他殺，真相一直難辨。那個年代，北京火車站的每一天都是一幕幕悽慘的景象，一群群年邁的所謂地富反壞右和資本家、反革命，有的被剃成陰陽頭，有的衣衫襤褸，有的蓬頭垢面，個個猶如被打上了印記，一看就是被遣返回鄉的「黑七類」。他們拎着包袱，低頭匆匆往車站裏走，路人可以肆意向他們吐痰、扔石塊，甚至踹一腳，打一拳。返鄉的一路上，他們在車廂里也是乘客羞辱的對象，在長途汽車同樣是眾人欺負的弱者。
我的母親曾是中共上海地下黨員，文革期間先被關押，後又送水泥廠勞動。1969年下放江西的前夕，軍代表和我母親的一個學生忽然來到我家，召集我們全家開會。那個女學生個頭很高，其父是軍級幹部，所以披件軍大衣，趾高氣昂。她高聲要求我們幫助母親找出問題，認清歷史，端正態度。幸虧我那時沒有犯傻，最終也沒有站出來揭發批判自己的母親。而我家鄰居的孩子，只比我大一歲，他的父親在一所大學任黨委副書記。一天，紅衛兵將他的父親揪來大院游鬥，說是讓鄰居認清反革命黑幫分子真面目。他的父親低着頭，戴着紙糊的高帽，邊走邊敲鑼，喊「我是黑幫」;而他，則牽着一根繩子，繩子的另一端就套在他父親的脖子上，嘴裏不斷高呼：我要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劃清界限!在我居住的那個大院裏還有一家，父母分為兩派，姐妹二人各隨一派，天天家裏爭吵不休，互相揭發批判，都自稱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
高喊打倒圍觀抄家領教武鬥下放勞動
那個年代，我們這些孩子除了學語錄、唱頌歌、向領袖像鞠躬、批鬥老師、打群架、砸玻璃外，就是每天等待喜報和捷報，學校要求我們晚上只要有重要廣播，都必須在廣播後到校集合，然後遊行、學習。最新指示發表、全國山河一片紅(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九大閉幕，我們無不上街慶祝，高呼口號，一直折騰到深夜。我們還參加浩浩蕩蕩的遊行大軍，相繼到緬甸駐華大使館、印尼駐華大使館、蘇聯駐華大使館門外示威，嘴裏高呼過「打倒吳奈溫」「打倒蘇哈托」「打倒勃列日涅夫」「打倒柯西金」，尤其是蘇聯駐華大使館前面那條路不知去過多少次，珍寶島事件發生後，我們的遊行更加起勁，嗓子都喊破了，那條路也早被改為「反修路」。但我也很奇怪，自那以後40來年，除了戰鬥英雄孫玉國的事跡外，珍寶島就好像消失了一般，一直離開了社會輿論的視野，難道領土問題也分時段?
打倒劉少奇、打倒劉鄧陶、打倒彭羅陸楊、打倒楊余傅、打倒王關戚，是文革前期我們這些小學生都掛在嘴邊的口號，而抄家，在那時最為常見，我經常跟着四周的小夥伴一起去看院子裏的抄家，其情其景至今歷歷在目，只見屋主人低着頭站在門外，屋裏的東西被翻得亂七八糟，一箱箱的東西被裝上卡車運走，書籍、手稿、筆記本、相冊、繪畫、書法、首飾、存摺等，都在被抄之列。那時的抄家由誰來定，似乎沒有一個準確的說法，據我所見，有專政機關，有群眾組織，甚至也有幾個紅衛兵自己就能敲定。那個年月，夜半查戶口也是一景，家裏的大門半夜裏突然就會被擂響，有人在外高喊查戶口，每次開門後進來幾個人，有時只有一兩個人，既無證件，也無制服，手持手電筒，四下察看一番，然後揚長而去。
我從紅衛兵小報和父母的口中得知全國武鬥很盛行，最厲害的是保定、鄭州、柳州、重慶、武漢，遠比人民大學的兩派對壘兇殘得多。有一位遠方堂兄住在廣西柳州，一天忽然間投奔到我家。據他說是躲在貨車裏逃出來的，他所在的那一派受到另一派和解放軍的進攻，除了飛機，什麼武器都用上了。有人用一根鐵棍向他砸來，幸虧他用左臂一擋，才保住性命，可手臂卻斷了，我們因而稱他為「斷手哥哥」。我和父親陪着「斷手哥哥」去動物園，在那裏看見一個比我還小的男孩正乞討，「斷手哥哥」告訴我們，這個男孩與他同在一列火車上逃出了廣西，男孩的父母在武鬥中雙雙喪生。
在小學，學習的榜樣是劉文學，還有龍梅和玉榮，所以，我們腦海里被深深植入這樣的意識：見到階級敵人破壞一定要奮不顧身去鬥爭，見到集體和國家財產受損一定要捨生忘死去搶救，改革開放以後才知道，這與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未成年人教育截然相反。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文化教育是雕塑《收租院》，學校專門組織我們去電影院看紀錄片，說是接受階級鬥爭教育，結果留下了兩個難忘的形象，一是水牢，二是大人也喝人奶。經過多少年之後，水牢大概人們早已忘卻，可喝人奶竟然成為一種集體記憶延續下來，化作許多老闆和領導的偏好。那時小孩子之間流行一首兒歌《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聽起來似乎個個崇尚拾金不昧，實際上歌詞早被改成：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把它交到賣冰棍的手裏邊，賣冰棍的把頭點，我高興地說了聲，孫子，找錢!
講用會也是我們的課堂內容，講用就是講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因為我們是小孩子，所以講的都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語錄的經驗。有時請外面的模範人物，也有時就是自己講。大家講的最多的就是如何鬥私批修、狠鬥私心一閃，因為講得過於頻繁，所以就拼命想法編故事，不然，無話可講。我們最喜歡編的是在路上如何撿到一毛錢、五分錢，原本想自己揣兜里，拿着買冰棍買糖果，後來想起了毛主席教導「要鬥私批修」，所以就交給警察叔叔，或者老師。交警察叔叔可以瞎編，但交老師不能不確有其事，因此，有的同學就自己交出零用錢，以便獲得表揚。勞動時想偷懶，後來腦海里響起了毛主席的教導，也是同學最愛講的故事，這種故事的好處就是真假難辨，永遠無法證明。
在這樣的環境和教育中，到了1969年，中共九大以後不久，我的一家被下放江西餘江。我的父親先去了那裏的五七幹校，過了大約半年，我們和母親才從北京坐了2天2夜的火車到達鷹潭，當時鷹潭稱鎮，半夜又轉乘輪船沿着信江，由水路抵達錦江鎮。我的父母下放的五七幹校在劉家站，一個小火車站，而我們兄弟三個則獨自住在錦江鎮，那年哥哥13歲、我12歲、弟弟9歲，自己照顧自己，一個季度才能與在幹校勞動的父母團聚一次。我們吃飯可以去五七幹校駐錦江聯絡處的食堂買，最困難的是去井台打水、挑水、洗衣服，稍一不慎就可能掉進井裏，
錦江鎮位於信江中游，是座千年古鎮，也是過去的縣邑所在地，街道兩旁店鋪鱗次櫛比，還有座很有名氣的天主教堂。可惜，自從私營商業被取消後，店鋪大都關閉，成了住房。我家開始住在一家原先的裁縫鋪里，面積不小，後面有灶間，前面有鋪面，上面有閣樓，本來住在這裏的裁縫一家早已經被下放到偏遠村子裏去了。因為這裏潮濕，半年後我家又遷到不遠處的一家樓上，樓下住的是房主，出身地主，他每天早晨都在兩個民兵的押解下去勞動，可算一算年紀，1949年他也不過就是個少兒。
錦江鎮的中小學合在一處，已經改名為五七學校，其中小學只有5年級。課本就是大字本的毛主席語錄，再加點算術和唱歌，一周還有3天是勞動，往6公里之外的農場送糞。我們這些孩子都是一根扁擔挑着兩個籮筐，前後裝着滿滿的大糞趕往農場，學校規定一天必須挑4個來回。唱歌除了唱毛主席的頌歌外就是歌頌解放軍，有一首歌我至今記得，用的是當地民歌的調式：「我們地解放軍好、解放軍好、解放軍好啊啊啊，毛澤東思想舉得高，舉得高，舉得高奧奧奧……」學唱樣板戲這時也已經進了課堂，一次，全班同學整整唱了一節課的郭建光「要學那泰山頂上一青松」。在江西，解放軍在任何場合都可以不排隊。1970年的過年前夕，我哥哥一早就出去買憑票供應的節日肉，可排到傍晚才買到一個豬頭，他說，肉都被前面的解放軍家屬買走了。從那時起，我和哥哥都想當解放軍，當解放軍起碼有買東西不排隊的特權。
在五七幹校，有幾件事情讓我產生了與通行的教育不大一致的模糊想法。我騎着自行車走了50多里路去劉家站看我父母，幹校的男女一律分開居住，父母相距很遠，我住在了我父親那裏。當我看見有些叔叔不但農活幹得不錯、蓋房子的手藝挺高，而且餵豬也餵得好時，難免疑惑，因為幾年來的教育都告訴我們，知識分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五穀不分。當時馮其庸與我父親住在一個屋裏，一下工就在那裏埋頭讀書。他告訴我，他出身中農，從小就下地幹活，都是白天務農，夜裏躲在蚊帳里捧讀，耕讀是中國的傳統。我父親種的南瓜還讓當地的老表很驚訝，聽見一位老表問他：陳老師，您的南瓜為什麼種得這麼好啊，我父親回答，多動腦子多看農業書就行了。後來五七幹校被撤消後，他們在劉家站蓋的一批房子竟成了當地的搶手貨，因為質量特別好。
該學的不會沒用的都知道扭曲的知識塞滿一腦瓜
1971年，我們全家終於相繼回到北京，又沒多久，發生了九一三事件。
那年，我踏進了人民中學讀初一，進了學校才發現，我居然連小數點、漢語拼音都不會，錯別字連篇，好在我不算笨，也知道讀書的好處，很快就趕上了，數學課拿到了90分以上，還學會了用漢語拼音查字典，歷史、地理、語文老師都很喜歡我。這時，雖說還有考試，但考試不影響升學、無關畢業，再加上人人都知道未來不是當工人、入伍，就是下鄉插隊，所以沒多少人聽課。我們全班30多人，只有7位同學專心聽講，其他人都是在課堂上睡覺、聊天、瞎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