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照片也許很多人都見過，但人們的解讀卻完全不一樣。
有人說，看，這就是巴列維時期伊朗開放的社會，與人們在歐美街頭見到的情景幾乎沒有差別。
我想，這是事實。
也有人說，這都是在德黑蘭上流社會的女性，而當時，伊朗的貧富差距非常大，特別是在廣袤的農村地區，人們過着非常貧苦的生活。正因為如此，巴列維政權才會被推翻。
我想，這說的也有道理。
但我們如果將歷史拉長一點，延伸到今天，讓人感受到的卻是一種荒誕的革命邏輯。
1963年，巴列維國王推行以土地改革為核心的現代化改革。其措施主要包括：將王室和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農民，約200萬農民獲得土地，由此農業生產率得到提升；藉助大量的石油收入推進工業化，工業產值占 GDP比重從1960年的16%升至1977年的28%，中產階級規模從1960年的5%提高到1979年的15%；推行女性選舉權、掃盲運動和醫療體系擴張，文盲率從1960年的80%降至1979年的50%。
得益於1973年石油危機後國際油價的飆升，這一段時間裏，伊朗經濟快速發展，GDP年增速曾達10%，人均收入大幅提升。1978年時，伊朗的人均GDP達到2200美元。
但與此同時，伊朗的貧富差距也在迅速拉大。王室及官僚集團掌控着國家的經濟命脈，僅巴列維家族就控制着200多家企業，王室財富估計達200億美元（1979年數據）。而農村的貧困持續則在惡化，1970年代農村貧困人口佔比達65%。1976年數據顯示：占人口5%的富人掌握全國50%的財富，王室成員年均消費達數千萬美元。
於是，霍梅尼革命一呼百應。
上個世紀70年代末的霍梅尼革命雖然是以宗教的名義進行的，但背後更深刻的背景則是貧富差距導致的社會的分裂。一位歷史學家說，「伊朗一九七七年的情景，就像一群餓鼠吞噬一塊肥肉一樣。」特別是被工業化拋離的農村貧困人口，成了霍梅尼忠實的擁躉。
霍梅尼革命的歷史，很多人都有大致的了解，這裏不再贅述。我們感興趣的問題是：通過這樣的一場革命，當初引發革命的貧富差距問題解決了嗎？換言之，現在伊朗的貧富差距，較之革命前的巴列維時代，改善了嗎？
歷史的弔詭之處就在這裏。
人們普遍認為，現在伊朗的貧富差距大，且與巴列維時期相比，貧富差距沒有明顯改善，甚至有觀點認為如今的貧富差距更大。在說到近些年伊朗經濟的惡化時，總有人強調，這是由西方制裁造成的。但問題是，不斷惡化的貧富差距與西方的制裁有什麼必然的關係？
事實是，在伊斯蘭革命後，教士集團迅速掌控了伊朗的主要國有企業和大型企業。他們沒收了巴列維時期政府高官、貴族以及巴列維本人的大量財產、房產和土地，收歸己有。同時，伊朗的石油收入直接由教士階層把控，導致財富進一步向教士階層集中。
有觀點認為，教士集團演變成了強化版的巴列維王朝貴族，而且，更為貪婪，手段也更為狠辣。
有資料表明，伊朗最有錢的300個教士家族，掌控了全國60%的財富。伊朗僅石油、天然氣、礦石三項，每年出口都能創收上千億美元外匯，但伊朗老百姓的平均月收入只有150-350美元。有人認為，伊朗的貧富差距問題在伊斯蘭革命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因為權力結構重組和資源壟斷加劇，形成了更隱蔽但更深層的社會分化。
這裏非常有意思的一點是，財富和資源的集中，有相當一些是以抵抗外國威脅的名義進行的。
為了這種需要，當然也是為了鞏固其政權，伊朗的核心經濟直接由革命衛隊和宗教基金會所掌控。有資料表明，伊朗的革命衛隊就控制了伊朗57%的進口、30%的出口。革命衛隊大約控制了伊朗經濟的三分之一。革命衛隊的經濟活動導致私營企業被排擠，市場競爭環境惡化。
可以說，在巴列維時期，當時的貧富差距主要是源於市場化改革下的資本集中，底層仍可通過經濟增長獲益，如就業機會的增加和工人工資的緩慢上漲；經濟還保持比較旺盛的活力。但在革命後，由於革命衛隊和宗教基金會對經濟的直接掌控，底層完全被排除在發展之外，階層流動陷入完全停滯狀態；經濟活動的活力也被窒息。
伊朗的這一段歷史，是很值得回味的。均貧富成為革命的堂而皇之的理由，但最終的結果是，卻是貧富差距的擴大和制度化。當初狂熱的參與者不但重新被固化在社會的底層，而且還要在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付出沉重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