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下旬，中共六大國有銀行集體下調存款利率，創下歷史新低。圖為中國銀行標識
2025年5月下旬，中共六大國有銀行集體下調存款利率，創下歷史新低。其中，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首次跌破1%，而活期利率僅為0.05%。城商行、農商行、村鎮銀行等中小銀行迅速跟進，掀起一波「降息潮」。據統計，自今年4月以來，已有多家民營銀行連續四輪下調存款利率，儲戶收益大幅縮水，民眾對「零利率」甚至「負利率」政策的擔憂日益加劇。
負利率政策是指名義利率低於零，存錢者需支付費用，借錢者可少還本金。這是為應對通縮壓力與流動性陷阱設計的非常規貨幣工具，2008年金融危機後，歐洲央行（ECB）、日本央行（BOJ）以及瑞士、瑞典、丹麥等國的央行曾先後實施負利率政策。例如，2014年，歐洲央行首次將存款利率降至-0.1%，刺激歐元區經濟、應對通縮壓力。日本央行2016年引入負利率，將超額準備金利率設為-0.1%，試圖擺脫通縮。
在討論中共會不會實行負利率政策之前，我們先看看中國為什麼會存款利率的持續下行。
中國利率下行的根源：銀行危機與經濟失衡
簡單地說，中國存款利率的持續下行，反映出的是經濟結構性失衡，諸如：
第一、明顯的通縮趨勢：5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下降0.1%，連續第四個月同比下滑，表面看「物價穩定」，實則反映出生產結構性過剩、需求極度疲軟以及消費信心喪失。尤其嚴重的是，中國居民財富結構畸形，70%-80%的家庭資產配置集中於住房。數據顯示，5月份，全國70座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宅價格同比分別下降4.1%和6.3%。一旦房價持續下跌，居民資產將系統性縮水，進而引發信用萎縮與「財富幻滅」，推動民眾縮減消費、防禦性儲蓄，從而造成通縮惡性循環。
至於PPI，截止五月，則已連續下行32個月了。
第二、政策意圖受阻：當局採取低利率政策旨在抑制儲蓄傾向，倒逼資金流向消費與投資，刺激實體經濟、緩解內需不足。然而，低利率卻未能激活消費，民眾更傾向於保守儲蓄而非擴大支出。2025年1-5月，人民幣存款增加14.73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8.1%。
企業層面同樣如此，寬鬆貨幣政策釋放的流動性多被用於償還舊債而非擴大投資。5月份，企業貸款同比減少2,100億元。其中，企業中長期貸款同比減少1,700億元，創近10年新低。企業風險偏好下降，優先選擇去槓桿而非擴張，導致貨幣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銀行生存危機：中國銀行盈利模式依賴存貸款利差，但高存款利率推高負債成本，而貸款需求不足導致優質資產稀缺。同時，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升至1.51%。其中，房地產相關不良貸款佔比尤為突出。因此，這輪「降息潮」並非出於主動擴張，而是自我維穩的財務性收縮。
中共金監局數據顯示，2025年一季度末，大型商業銀行、城商行與農商行淨息差分別降至1.33%、1.37%和1.58%，逼近盈利臨界點。銀行被迫壓低存款利率以擴大息差，卻引發儲戶將資金轉向理財產品或貨幣基金，導致存款搬家現象加劇，銀行體系的流動性進一步受限。
負利率政策的實施邏輯與障礙
中國曾在2015年和2020年出現過實際負利率（即存款利率低於CPI）。比如，2015年8月，CPI達到2%，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降至1.75%，實際利率為-0.25%。
理論上，中國當前經濟環境具備實施負利率的條件：CPI連續4個月同比下降，形成通縮壓力；數字人民幣與流動支付普及，現金持有成本降低；房地產泡沫破裂導致資產縮水，企業投資意願低迷，貨幣流通受阻。然而，中國金融與社會結構的特殊性卻給負利率政策落地帶來障礙。
首先，銀行體系脆弱、缺乏信任保障，容易形成「羊群效應」。一旦實行負利率將會引起儲戶恐慌性提現，觸發區域性甚至全國性大規模擠兌，導致信貸崩塌與信用鏈斷裂，造成不可逆轉的系統性金融危機。
更關鍵的是，中國存款保險基金規模有限，遠不足以應對系統性風險。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末，存款保險基金存款餘額僅698.4億元。以恆大2.4萬億元的債務為例，一家企業的債務規模已是基金的34倍。
其次，流動性傳導失效。2022年以來，央行連續8次下調基準利率，存款準備金率從12%降至7%。央行通過降息降准釋放流動性，但資金並未流入實體經濟，反而助長企業「借新還舊」與金融空轉。2024年，房地產企業融資主要是用於償還到期債務，而非新項目開發。
企業風險偏好下降，寧願持有現金或低風險資產，也不願投資於不確定性較高的實體項目。中國已陷入「貨幣寬鬆—信貸冷淡」的循環，即使推行負利率政策，也不會產生「擴大投資」的預期效果。
最後，貧富分化與社會焦慮加劇。存款利率低於通脹，儲蓄實際收益為負，普通家庭財富持續縮水。與此同時，股市低迷、房市下行、理財產品爆雷頻發，導致「資產荒」與「收益荒」並存，居民投資渠道受限，更傾向於壓縮支出而非消費。
負利率對低收入群體打擊尤為嚴重，他們依賴儲蓄保值，而高淨值人群可通過海外投資規避損失。貧富差距分化會進一步加劇社會焦慮，官方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基尼係數已升至0.47。這種「低利率—高儲蓄—低消費」的循環不僅不能刺激經濟，反而加劇了社會信任危機。
中共實行負利率政策的兩難局面
負利率在一定程度上能緩解中共政府的負債壓力，但實際推行時卻面臨兩難抉擇，這與中國金融體系、國際環境以及政治安全的複雜性密切相關。因此，當局只好依靠行政壓制（如現金嚴格管制）進行拖延和迴避。原因如下：
第一、貨幣貶值與資本外流。負利率將推動人民幣對外貶值，導致國際投資者拋售人民幣資產尋求海外避險資產，加速資本大規模外逃，威脅外匯儲備。此外，人民幣貶值還將引發連鎖反應：推高進口成本、加劇輸入型通脹，進出口企業利潤受壓、國際信用評級下調等。
第二、養老金體系危機。中國養老金主要依賴國債與低風險資產收益。若國債收益率轉為負值，養老金給付能力將遭受重創，衝擊全民基本保障體系。養老金不足，就需要延遲退休或增加個人儲蓄補足，這又會影響勞動力供給和消費傾向。
官方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養老金首次出現超1000億元的赤字，負利率將進一步惡化這一問題，令「年輕人養活老年人」的傳統模式難以為繼，造成社會契約的斷裂，威脅社會的穩定。
第三、國際環境影響。2024年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基準利率普遍處於歷史低位，美聯儲因經濟放緩和通脹回落啟動降息周期。這一趨勢在2025年未得到顯着改變，市場預計美聯儲將在年內多次降息，新興市場國家如越南、巴西也紛紛降息以穩定增長。
美聯儲降息縮小了中美利差，比如2024年，中美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差已降至1.5%。美聯儲降息為中國提供了降息空間，若中國不跟隨寬鬆，人民幣可能升值，損害出口競爭力；但若中國過度寬鬆，又可能引發資本外流，威脅外匯儲備。
第四、中共政治安全底線。中共體制內「穩定」高於一切，哪怕錯過時機，也不能犯錯。負利率作為高風險政策可能引發社會不滿、擠兌潮甚至金融危機，其政治後果無人敢承擔。
中共「做錯有罪、做對無功」的官僚文化使得無人願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實行負利率不僅是經濟上的嘗試，更是對當局政治體制與行政能力的極限挑戰，這是其根本「無法承受」的代價。
結語：兩難選擇的根源是制度性信任危機
目前，中國已經陷入「低利率—低通脹—低信心」的困境。從技術角度看，負利率或許可以起到刺激投資與消費，緩解債務壓力的作用。然而，在現實中，政治體制上的不適應才是中共在負利率政策上難以抉擇的決定性因素。
當局所面臨的不僅是經濟治理問題，更是一場制度性信任危機。貨幣政策已到極限，財政刺激邊際效應下降，唯有通過結構性改革——資本開放、制度透明、信息自由、風險容錯機制重建等，才能打破困局。但這些，恰恰是當前體制最不能觸碰的地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