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官方刻意營造「英雄城市」的敘事，以及旅遊業出乎意料地發展，讓城市多了一些熱鬧。但真正生活在這裏的武漢人，在「封城」過去五年之後，創痛依然存在。他們很少主動提起疫情，也刻意迴避創傷記憶，「好像有了PTSD，對生活有極度的不安全感」，在無能為力中也喪失了參與對公共事務的熱情，「更討厭和柴米油鹽離得很遠的宏大敘事了。」一位受訪者告訴我。
「疫情」也是官方要淡化的詞。在廣東準備公務員考試的宗陽，在參加公務員面試培訓時被告知，一定不要在回答中用「疫情」這個詞。培訓班老師說，提了會扣分，只能用「那幾年」來替代。2024年過年聯歡晚會，武漢市成為分會場之一，不過主持人並未提到這座中部最大的城市曾和疫情有任何關聯。
也有人選擇不忘記。五年前，武漢解封前兩天，生活在這裏的胡琪琛告訴我，她感到人們太健忘。隨着解封而來的是，「沒有追責，好像什麼都好了一樣」。她認為，一切肯定都會過去，但疫情這兩個月期間的種種悲劇在她心裏過不去。她說，「我會一直記得這種感受。」
五年後我再次聯繫到她。她說，疫情期間那些記憶仍很深刻：倉促的封城、擠兌的醫療資源、停擺的交通、看不上病的病人、發「犧牲一座城拯救一個國」從而有分歧的朋友……她依然為作為一個公民竟可以被關在家裏兩個月感到憤怒，也不認同要為集體犧牲個人，「因為你沒有被拋棄，你還有得活，但是很多人真的沒得活。」
事實上，武漢解封第二天，她就去了香港。她說，疫情直接影響了她對未來生活的選擇。她本考慮去北京工作，但作為媒體從業者，疫情時她採訪人也被採訪，又經歷爺爺逝世。親歷種種，她感到受傷以及在內地做記者的極度不自由，「沒法改變，只能逃。」
過去這些年，她一共就回了武漢四次，主要是探望家人，每次待的時間也就幾天。她發現，武漢有一些改變，比如新建了東湖綠道，武漢光谷也有越來越多科技公司。但她覺得自己對這個城市並無太多留戀。「武漢是在進步，但是再進步，也沒法留住我。」
而疫情之後，對很多生活在武漢，也從未想過逃離的人來說，生活還是該幹嘛幹嘛，只不過許多武漢人習慣了常常戴口罩。小楊說：「武漢人對這個可能更注重一些，被傷過。」
2025年2月，武漢一家餐廳，服務員都被要求帶上口罩。（祖唯納攝）
25歲的小楊一直在武漢生活。現在想起疫情那段時間，小楊仍覺魔幻，先是沒料到封城，後來也是生平第一次看着不甘被封的人們聚集、鬧着上街。她不愛宅着，最初封城時，她不知道在家做什麼好。家對面是武漢第六醫院，每天她就在陽台看外面車來車往，聽着「嗚哇嗚哇」的急促救護車聲，心情焦躁無比，只能藉由整日整夜看《甄嬛傳》來舒緩。
一張被丟棄的口罩。小楊拍攝於醫院附近的中山公園。（小楊攝）
持續三年的疫情中，她印象最深的場景是深夜看着女朋友被社區的車拉走。那是2022年，她和小她一歲的女朋友小傅出去遊玩了一天後，在黃陂區的家裏住，深夜近十二點，突然接到社區電話。電話鈴響，她們猶豫很久要不要接、要不要開門。後來開了門，穿着防護服的工作人員把行程跟她一致，卻不知何故就變成「密接」的小傅送上大巴，拉到郊區隔離。
車上全都是戴着口罩的人，小傅上車後，車子繼續去不同的地方拉人，凌晨一兩點才到達郊區某便捷賓館。大概做了很多次隔離點，賓館電梯和走廊全部都罩上塑料薄膜，裝潢設施都很老舊，「廁所也都黃黃的」。那天晚上，小傅很害怕，跟本來已經睡着的小楊打了整夜的視頻。
好在就隔離了一天，第二天小區群里越來越多人說自己「陽」了。很快，所有人都感染了新冠病毒，大家對「陽」這件事再不忌憚了。
如今，小傅回憶說，自己有段時間甚至有了創傷應激反應，不敢接別人電話，怕電話一結束就又被拉走，甚至學校輔導員打來，都覺得可怕，擔心是督促她在早上八點前做健康監測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