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7日，北京，一名防疫人員身穿防COVID的防護服，在政府隔離設施門口執勤。(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Stu Cvrk撰文／信宇編譯）
總部位於瑞士日內瓦的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簡稱世衛組織）是國際衛生工作的指導和協調機構。根據其組織原則，世衛組織連接194個成員國、合作夥伴和民眾，致力於促進健康、維護世界安全，並為弱勢群體提供服務。美國向世衛組織提供的自願捐款遠超中共的捐款，但是中共對世衛組織的影響力卻遠超其它國家。
2025年1月20日，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簽署了第14155號行政命令，正式宣佈美國打算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HO）。美國於2026年1月22日正式完成退出。退出原因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對新冠病毒（COVID-19，中共病毒）全球疫情處理不當、持續拒絕實施亟需的問責制和透明度改革，以及無法證明其獨立性不受成員國（特別是共產主義中國）的「不當政治影響」（inappropriate political influence）。
讓我們來探討一下，中共勢力是如何分四個階段對世衛組織施加不當影響，進而證明美國退出世衛組織的舉措具有正當性的。
第一階段：進入和早期操縱期（1949–2003年）
中共與世衛組織的接觸甚至早於其正式加入。在世衛組織與中共關係的歷史中，政治化始終是一個關鍵因素和爭論焦點。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台灣）成為世衛組織成員國。從一開始，中共政權就將世衛組織視為一個地緣政治舞台，而不僅僅是一個衛生機構。中共衛生部希望利用世衛組織這個政治平台來影響發展中國家。
即使在冷戰時期，該組織內部也存在親中共人士。朱章賡（C.K. Chu，1900—1978年）曾在日內瓦的世衛組織工作了14年，與中共駐瑞士大使館保持着密切聯繫。1963年退休後，他回到北京，隨即加入中共。
第二階段：非典轉折點與中共恥辱期（2003年）
2003年的非典（SARS）疫情是一個關鍵轉折點，也是世衛組織罕見的真正反擊時刻。時任世衛組織總幹事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Gro Harlem Brundtland）創造了歷史，發佈了世衛組織55年來的首個旅行警告，建議民眾不要前往或離開位於中國南方的疫情中心。布倫特蘭還批評中共政權試圖掩蓋疫情，並沿用其慣用的手段，包括逮捕吹哨人和審查媒體，從而危害全球健康。
這是世衛組織總幹事最後一次公開與北京對抗。據當時的報導，中共對這次「羞辱」感到非常憤慨，因此推動「改革」以限制世衛組織的權力。
第三階段：安插忠誠總幹事期（2006年）
中共對外界關於非典疫情的譴責反應迅速且策略性強。2006年，中共扶持其屬意的候選人、具有中國背景的陳馮富珍（Margaret Chan）博士出任世衛組織最高職位。北京在選舉前展開了一場「異常積極的競選活動」，包括給非洲投票國家減免債務、並將對這些國家的捐款加倍，以協助她取得領導權。
2023年4月6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日內瓦出席世界衛生組織成立75周年新聞發佈會。(Fabrice Coffrini/AFP via Getty Images)
2006年陳馮富珍被任命為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標誌着中共首次成功選舉候選人擔任聯合國專門機構的最高領導職位。
在陳馮富珍的領導下，世界衛生組織始終順從北京的政治利益。陳馮富珍的兩屆任期內，曾因伊波拉（Ebola）疫情期間的一些爭議性言論、對朝鮮醫療體系的奇怪讚揚，以及多次因台灣未能「完全尊重」中共的「一個中國」（One China）原則而對其採取反對立場而受到指責。
陳馮富珍還重組了世衛組織的選舉機制：她引入了新的「國際足聯式」（FIFA-style）秘密投票規則，讓易受外交壓力的國家擁有與富裕國家相同的投票權。中共向世衛組織繳納的會費遠低於其它主要國家。反倒是，中共將資金投入到與擁有投票權的小國達成私下交易。
第四階段：鎖定控制權——譚德塞選舉期（2017年）
陳馮富珍任期結束後，中共再次故技重施，這次推舉了一位非中國籍候選人，這位候選人同樣能夠忠實地維護北京的利益。在2017年世衛組織總幹事選舉中，中共是候選人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非洲埃塞俄比亞籍）的重要盟友。選舉前幾個月，譚德塞應邀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講，呼籲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Global South）在衛生問題上加強合作。
譚德塞當選世衛組織總幹事，背後有中共的幕後支持，這反映了中共與埃塞俄比亞的密切關係。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Addis Ababa）已經成為中共在非洲的橋頭堡。許多非洲國家因中共的「一帶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簡稱BRI）貸款而背負沉重的債務，這些國家幾乎一致投票支持譚德塞。北京一直利用「一帶一路」倡議來鞏固其發展政策，該倡議依靠高利貸來影響其它國家。
在贏得選舉的第二天，譚德塞向中共官方媒體證實，他和世界衛生組織將繼續支持「一個中國」原則，該原則只承認中國大陸的合法性，並承認台灣是中國主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共影響力運作機制
中共對世衛組織的影響力建立在幾個相互關聯的機制之上：
機制1：財政依賴和不斷增長的捐款。自2014年以來，各國分攤會費僅增長了3%，而預算外自願捐款增長了18%，在2018—2019年達到近47億美元。這種對自願捐款的依賴使得世衛組織極易受到個別國家的影響。
機制2：中共通過「全球南方」國家施加外交壓力。中共成功地利用其影響力，對世界衛生組織和其它類似組織中發揮的作用，遠遠超出了其財政貢獻的水平，這正印證了中共在處理多邊事務時，採取了更為協調一致且有針對性的運作方式。
2017年5月13日，在北京「一帶一路」（BRI）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會場，保安人員走過論壇宣傳牌。(Wang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機制3：結構性操縱選舉。北京通過推行秘密投票，並通過債務減免和投資拉攏較小的成員國，以相對較少的財政投入就能左右選舉結果。
機制4：「一帶一路」衛生外交。2017年1月，中共與世界衛生組織簽署了關於「一帶一路」倡議合作的諒解備忘錄。
相比之下，自2003年以來，美國已向總統愛滋病緊急救援計劃（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簡稱PEPFAR）投入超過1,000億至1,300億美元（按10至15年的時間估算，總計約1,100億美元），為非洲及其它地區提供有針對性的愛滋病毒（HIV）／愛滋病（AIDS）（以及相關的伊波拉／結核病/Ebola/TB）援助。這種雙邊合作模式往往能取得顯著成效，因為它無需像世界衛生組織那樣受到龐大的多邊機構的干預，而是直接承擔責任。
世衛組織親中共的重大決定及其後果
北京通過對世界衛生組織的政治控制獲得了巨大利益：
利益1：壓制台灣參與。自1971年中國加入聯合國以來，中共曾多次阻止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2009年—2016年，中共允許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世界衛生大會。2016年蔡英文當選台灣總統後，兩岸關係驟然降溫，中共隨即阻止台灣繼續參與世衛組織。這種排斥造成了災難性的公共衛生後果——疫情初期，台灣衛生官員就曾警告世衛組織存在新冠病毒人傳人的可能性。
儘管台灣擁有世界上最有效的疫情應對措施之一，卻被排除在緊急會議和簡報之外。鑑於此，川普政府於2020年8月派遣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部長亞歷克斯‧阿扎爾（Alex Azar）訪問台灣，以更好地了解北京應對疫情不力的情況，並改進國內的應對措施。
利益2：延遲宣佈新冠疫情緊急狀態。隨着新冠病毒蔓延至境外，中共領導人成功遊說世界衛生組織不要宣佈其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在此災難性決定做出後不久，中共違反《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阻止世衛組織調查疫情源頭和中共的應對措施。
利益3：對中共早期虛假敘事的認可。世界衛生組織未能承認已證實的新冠病毒人傳人——與中共拒絕承認人傳人傳播的做法一致——儘管有強烈的、持續的相反跡象，以及台灣衛生官員的警告，直接導致了全球應對措施的延誤。
利益4：對中共的「透明度」大加讚揚。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感謝中共黨魁習近平「對疫情的詳細了解」，並表示中共「為疫情控制樹立了新標準」——儘管中共在應對疫情方面延遲了一個月，並且掩蓋疫情，包括懲罰吹哨醫生。
利益5：延遲宣佈疫情大流行。世衛組織直到3月11日才宣佈新冠疫情為全球大流行，而此時已有114個國家報告了11.8萬例病例。這些決定產生了全球性影響，因為各國和私營機構都會遵循世衛組織的指導方針，並以此為依據採取行動，事後也會以此為由進行辯解。
利益6：對傳統中藥的認可。世衛組織認可了未經科學證明的傳統中藥，並在其官方療法清單中予以收錄，此前北京方面進行了廣泛的遊說。
利益7：新冠病毒起源調查受阻。世界衛生組織發佈了一份評估新冠病毒可能起源的報告，但是隨後人們發現，整份報告不過是中共的宣傳。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簡稱NIAID）前所長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本人也表示，由於「前往（中國）調查的人員受到諸多限制，無法真正展開調查」，因此存在「相當大的擔憂」。
結語
中共控制世界衛生組織的策略是經過精心策劃和周密安排的：通過聯合國取代台灣進入世衛組織，數十年來安插親中共人員，利用世衛組織的財政脆弱性，通過債務外交控制發展中國家的選票，並扶植順從的領導層。
結果就是，在人們記憶中最關鍵的時刻，世衛組織通過重複中共當局的信息來延遲全球對新冠病毒疫情的應對，無視台灣醫生的警告，並且不願宣佈這是「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
世衛組織的機構信譽至今仍未恢復。川普總統決定退出世衛組織並停止美國對這個政治腐敗組織的資助，完全是合理合規的。
作者簡介：
斯圖‧克沃爾克（Stu Cvrk），曾在美國海軍服役30年，擔任過各種現役和預備役職務，在中東和西太平洋等地區擁有豐富的作戰經驗，退役前是一名上尉。他畢業於位於馬利蘭州的美國海軍學院（U.S. Naval Academy），接受了古典的自由主義教育，具有海洋學家和系統分析員的教育和經驗，這些為他此後的政治評論奠定了重要基礎。
原文：Beijing Has Gained Political Control over the WHO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