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秋天，我中了「陽謀」，被劃為右派。1959年下半年，我在北京市公安局第五處（勞改工作處，後改名勞改管理局）所屬的「北京市地方國營北苑農場」勞動教養。這裏解放初是個馬蹄形磚窯，屬於華北軍區軍事法庭的軍人監獄，對外稱「新都第一磚廠」，1957年以後移交給北京市公安局勞改工作處，對外稱「北苑農場」。
我所在的組，組長是商業部的部長助理顧紹雄。他的黨齡比我的年齡還長，因為他夫人同情「農民太苦，建議每斤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一分錢」，他支持他夫人的建議，結果夫妻雙雙被扣上「破壞工農聯盟」的大帽子而劃為「極右分子」。
他當然一肚子不滿情緒，僅僅因為參加革命多年，經過多次運動，懂得「革命的樂觀主義」，沒把不滿寫在臉上，表面上還是樂呵呵的。由於他的原級別高，進了公安局，賞他一個「組長」噹噹（另兩個組的組長也不簡單，一個是北師大哲學教研室主任石盤，一個是國家體委群眾體育司司長，也都是右派）。他這個組長不怎麼愛管事兒，只要能推，就推給別人去干，不像石盤那樣拿這個「勞改組長」當官當，天天親自掌握會場，滿口流氓黑話地和流氓小偷兒針鋒相對，破口大罵。
自從我到了顧紹雄的組裏，他漸漸地把組內的一切工作，包括組織學習、向上級寫匯報材料、編造進出人員名冊（根據表現把人分配到某個工廠或農場，權力很大的）、採購日常生活用品、特別是後期的管理「嚴管分子」這些工作都交給我，他自己什麼也不干，好在他有一間「單間」，只要我一組織學習，他就「躲進小屋成一統」，打呼嚕睡大覺去了。
當時北苑農場醫務所的兩個勞改醫生，都是從我組裏出去的。一個叫張玉閣，是協和醫院放射性鈷治療室的主治大夫。一個姓陳，名字忘記了，是陳毅元帥的隨行醫生，和我的關係都比較好。
我呢，當時肺里有一個乒乓球大小的結核瘤，天天下午發低燒，所以實際上是「帶病工作」。恰恰這時候勞改工作處下達幾個「休養人員」名額，條件除了「確實有病」之外，還有一條，是必須「表現良好」。所以這種機遇十分難得。兩位醫生和顧紹雄一商量，就把我的名字給報上去了。經過勞改處一個姓蔡的副處長親自下來和我個別談話，一番鼓勵之後，就把我送到了遠在天津市北面寧河縣境內的清河農場585分場「休養隊」休養。
清河農場原本是一片縱橫幾十里茫茫無際的大葦塘，外面的人在沒有太陽的日子闖進去，就會迷失方向，所以明清時代是土匪窩藏出沒的地方。
如果單單計算經濟效益，蘆葦的出息巨大，而且不用投資即可收穫。日佔期間，為了增加糧食生產，抓勞工把潮白河以東地區開發為農場，試種水稻。
解放後這裏是關押戰犯的「清河四大隊」，後來成了北京市公安局所屬的勞改農場。
1958年大躍進，正趕上《勞動教養條例》公佈，公安局也來一個「抓人大躍進」，給每一個民警規定一個月要抓多少人，抓人的理由千奇百怪：打架的、曠工的、堅持宗教迷信活動的、對糧食定量不滿的、抗拒公私合營的、甚至連穿破衣服也被認定是「醜化社會主義制度」而被抓了進來，成為新中國第一批勞動教養分子。
公安局就利用這些勞動力，把潮白河以西地區開發出來。當時的大戰西荒地熱火朝天，早出晚歸，一天開五頓飯，終於只用半年時間就建立了五個分場，從東到西，分別命名為581、582、583、584、585。
兩個醫生和顧紹雄都沒到過勞改單位的「休養隊」，當然不知道所謂的「休養」是怎麼一回事兒；根據蔡副處長和我談話的那種恩賜加鼓勵的語氣，恐怕連他也不知道「休養隊」的真實情況。簡單地說，這裏就是一個「等死隊」。
「病房區」是隔離的：三排房子，用「葦子把」圍起來，裏面看不見外面，外面也看不見裏面。籬笆圈外面的四周是隔離的深水溝，相當於「護城河」，深水溝的外面，是電網。幾百名病號，分肝炎組、肺病組、瘋子組、關節炎組等等好幾個組，名義上也有一個醫生，原本是在王府井私人開業的「小小診所」的醫生，因為「抗拒公私合營」被勞動教養的，但是他那個所謂的「醫務所」，除了有紅汞、碘酒、阿司匹林之類的常用藥之外，任何真正治病的藥都沒有，連當時治結核病最普通的雷米封和P.A.S.都沒有。
在北苑農場，雖然天天吃麩子面窩窩頭，吃下去的是麩子，拉出來的還是麩子，根本不消化，但至少不定量，還能吃飽肚子。
到了休養隊，病號飯是定量的：一天兩頓飯，每頓飯一個菜糰子或一個菜窩頭，大約二兩重。根本就沒菜。不過像水一樣的「棒子麵菜粥」，倒是不定量。許多人一次打一小臉盆，留着餓了喝。兩者加起來，一天大約能吃到半斤糧食，好歹還沒有到「餓死人」的程度。
無法叫人接受的是那種「休養生活」：既不勞動，也不學習，所有的病人都被關在一個「籬笆圈」內不許外出，於是除了睡大覺、聊閒天兒之外，就無所事事了。所以我稱其為「等死隊」，一點兒也不過分。事實上，也的確經常有人死了被牛車拉出去埋葬。
我看出來了：長此以往，結果只能是死在這裏。所以三天之後，我就主動申請離開休養隊，到生產隊去勞動。這可是休養隊建隊以來，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於是我立刻被批准，分配到老弱隊去。
當時正值冬天，生產任務是打葦子，定額每人每天一千斤。1949年10月，我在湖北雨中行軍，幾乎天天泡在水裏，膝蓋以下的褲腳管，從來就沒幹過。一到重慶，就得了嚴重的關節炎，天一冷，我連走路都困難。但是為了活下去，我咬牙堅持。我用一雙舊膠鞋綁在膝部，跪着在大葦塘里爬行揮鐮，一天打五百斤葦子，完不成定額，卻居然得到了隊長的表揚，說我的五百斤，比人家的五千斤來得更不容易。
沒想到勞動創造了奇蹟：我的嚴重關節炎，在冰天雪地中，沒吃任何藥，居然慢慢兒好了起來。後來，竟連肺里的結核瘤也自然消失了。醫生都說這是「少見的奇蹟」。
開春以後，開始做土方。我這個從來沒耍過鐵鍬的文弱書生，居然以日產33.3方的高產奪得了中隊流動紅旗，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許多經過勞動教養的作家，哪怕是當過「小隊長」的勞改積極分子，「出來」以後，都諱言自己「積極」；我卻從來不諱言自己當時「很積極」。
但是我的「積極」，只限於勞動。當時我真的很相信勞動能夠改造世界觀。「積二十多年勞改之經驗」證明，一個人的世界觀，是不可能通過勞動得到改變的，倒是能改造一個人的體魄。我這個青年時代的老病號，如今年過八十，依舊能夠健步如飛，就是得益於當年的勞動改造。
我的「積極」有一條「底線」，那就是：絕不「打小報告」，絕不用出賣難友來換取自己的「進步」。許多經過勞改的人，檔案袋裏塞滿了「檢舉揭發」材料，在我的檔案袋裏，只有痛罵自己的「檢討書」，沒有一份檢舉揭發難友的材料。甚至在人人過關的文革年代，我也從來沒有上台批判過任何一個人。
到了1960年的4月，勞改農場也開始糧食定量了。從數量上看並不少：每人每月45斤，平均一天有一斤半定量，但是實際上連一半的「真」糧食也沒有。第一，早飯吃的是白薯干，而且是「一斤頂一斤」的，三兩蒸白薯干，只有四五片，吃下去不到半小時就餓了；中午和晚飯是每人三個菜糰子，名義上是二兩棒子麵一個，看起來個兒很大，裏面都是野菜，外面薄薄的一層棒子麵，只怕一兩面也不到。
這樣過了幾個月，幾乎人人都浮腫了。小腿腫得比大腿還粗，用手指頭一按一個坑。渾身無力，腳抬不起來，不到三尺高的土炕居然爬不上去，要先踩着小板凳坐到炕上，然後用雙手把腿一條條「搬」到炕上，最後身子躺倒一滾，方才能夠完成「進被窩」的「高難度動作」。
可是人餓到了這個程度，依舊要「正常出工」，還不許說「餓」，不許說「定量不夠吃」。場長几次召開大會，當場把幾個喊餓的人送進禁閉室去。那裏面，可是一天只給兩碗棒子麵稀粥，每碗「一兩四錢三」啊！
糧食不夠吃，大家都在想辦法「打野食」。首選的當然是屬於「動物」的青蛙和長蟲。清河農場青蛙和蛇都很多，但是禁不住吃的人太多，不久就幾乎絕跡了。
其次才是屬於植物的野菜。清河農場馬齒菜和灰灰菜（也叫回回菜）滿地都是，倒是不缺，還有一種鹼蒿子，也能充飢。
但是這些東西只能把肚子撐起來，卻沒什麼營養，怎麼吃下去還怎麼拉出來，腸胃並不吸收。
最最「高級」的是「大麻籽」。這東西，葉子像梧桐葉，很大，是我們擦屁股的「衛生紙」，結的果實樣子像罌粟，裏面的籽卻像芝麻，粒小而油性足，腸胃也能吸收。但是吃多了，容易拉稀。
漸漸地開始死人了。誰也沒想到，最早死的，居然是身體最棒的。有一個姓陳的大個子蘇北人，膀大腰圓，糧食不定量的時候，數他能吃，半斤一個的大窩窩頭，我一般吃一個，最多吃一個半，他一頓能吃仨。定量以後，他總覺得餓，還只能悄悄兒說，不敢公開喊，一喊餓，當天的「批鬥會主席」就是他了。
有一天出工，他扛着鐵鍬走在我前面。那時候早起只吃幾片發霉變黑了的蒸白薯干，人人餓得腿發軟，走路都是一點兒一點兒往前蹭。我看他走着走着，忽然上身一晃，「啪」一下就趴倒在路邊，鐵鍬還差點兒砸在我的腦袋上。
我還以為他絆着石頭了，趕緊去拉他，只見他翻了白眼，嘴角吐白沫，已經失去知覺，不會說話了。
大家叫喊起來，驚動了走在最後面押隊的隊長，跑過來一看，就下令叫人把他背到醫務室去。這時候，誰還能背得動他？別說是那麼大個子了，就是小個子，也沒人背得動。
隊長見誰也沒這樣大的力氣，只好叫兩個班長回去，一個去叫醫務室的勞改大夫，一個到工具房去推一輛雙輪車來。
等大夫趕到，老陳已經斷了氣，褲襠那裏一片濕，翻開他眼皮看看，瞳孔已經散開，打強心針也沒用了。
老陳是我那個中隊第一個餓死的。當然死亡報告上不會寫上餓死，而且不許任何人說他是餓死的。他原來是中科院的汽車司機，是因為「公車私用」而且「屢教不改」被勞動教養的。要是擱今天，肯定什麼事兒也沒有。
在老陳之後，接着死的，都是原先身強力壯的人。這一路人飯量原本就大，一旦定量，進食幾乎少了三分之二，收支不平衡，所以先死的是他們。
接着死亡的是老弱。我班裏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姓張，原本是個開小鋪焊洋鐵壺的白鐵匠，因為年紀大了，不想參加大躍進年代街道辦的服務社，打算自己再幹上幾年就「收攤」，結果被積極分子扣上一個「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以「思想反動」的罪名勞動教養了。
按年齡，他幾年前就應該退休了。可是在勞改隊，即便你超過了七十歲，也要照常出工，而且勞動定額和年輕人是一樣的。
那天我們的任務是挖排水溝。大家餓着肚子，勉為其難地、用極為緩慢的速度在一鐵鍬一鐵鍬地挖土。清河農場的土質特別粘，很難挖，而且地下水位很高，挖不到一米就出水，所以天氣不是太冷，多數人都是脫了鞋襪光腳丫幹活兒。看看到了中午收工時間，雖然誰也沒有完成規定的定額，可大家都坐在水溝旁邊洗腳，等待收工的哨子吹響。
我穿上了鞋襪，看見張老頭子兩腳泡在水溝里，上身卻趴在溝岸上，似乎睡着了。我走過去一看，居然還在打呼嚕！忙喊他：「快起來，穿上鞋子，快收工了！」
見他沒動靜，伸手拉了拉他，呼嚕依舊，嘴角卻在吐白沫。我知道不好，忙喊了一聲：「大家快過來，老張要不好！」
班裏幾個機靈鬼一聽，知道又要背死人了，扛起鐵鍬來一鬨而散。我抓住兩個比較老實的，讓他們一個去報告隊長，一個去請大夫，我自己看着老張。
不久隊長和醫生都來了，老張的呼嚕也停止了，死因據說是「心臟病突發」。
像這樣無聲無息地死去的人很多，這裏只是舉兩個「先行者」的例子，其餘的就不一一詳細敘述了。
勞改農場有一個最大的忌諱，就是不許說「吃不飽」。誰說誰「思想反動」，是「給社會主義抹黑」，立刻就會成為批鬥對象。不但不許說，更不許給家裏寫信要吃的。
其實當時全中國的老百姓都在餓肚子，誰都知道勞改隊裏更加吃不飽。因此，即便不給家裏寫信，也有家屬寧願自己少吃一口，省下口糧來給勞改犯們寄郵包。
但是勞改隊還有一個規矩：郵包中如果有食物，只許收一公斤。到底能收多少，這可就看隊長的恩典了。
一般還有人性的隊長，也不過用手掂一掂，差不多的，只說一聲：「超過規定了，以後叫家裏少寄！」也就算了。實在超過太多，那可是要勒令「退回去」的。
有一個賴隊長，長得瘦小枯乾，尖嘴猴腮的，心眼兒特別歹毒，還總覺得自己有「立法權」，一會兒宣佈不許這個，一會兒宣佈不許那個。家屬寄來的郵包，食品不許超過一公斤，這可能是全場統一的規定，但是超過一公斤的怎麼處理，似乎並沒有明確的條文。每逢他值班分發郵包，第一是所有郵包裏面的食品都要用秤實打實地稱過，超過的部分，要求或者退回去，或者勒令扔進廁所里。
據我所知，「退回去」的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因為郵包已經打開，「原包退回」已經不可能，只能重新打包交郵局寄，而全農場只有一個郵局設在總場部，潮白河以西的所有分場，是沒郵局的，所以他雖然「立法」了，卻無法執行。一般情況是暫時扣押在隊部，過了一個月，如果沒有第二個郵包寄到，只要到隊部去說好話「哀求」，被「暫時扣留」的食品還是有可能發還的。
只是隊部的「耗子」太多，一斤食品拿回來，也許連半斤都不到了。
「扔進廁所」的事情倒是真的發生過一次，那是碰到一個「犟雀（音qiǎo巧）子」，愣是不肯交給隊部「暫存」，不但不同意，還「口出不遜」，說什麼「與其存在隊部餵『耗子』，我寧可扔進廁所里！」
按他估計，賴隊長也不過是這樣說說而已，總不至於在這食物比金子還貴的年月，真把食品扔進廁所里。沒想到賴隊長被他激怒了，當時就虎着個臉押着收件人自己扔。
後來發現有人從廁所里撈這些被迫扔掉的食物。大概是別的隊長有了「煩言」，也可能是賴隊長自己覺得「良心」上過不去，總之是「立法」之後又進行「變法」，當眾宣佈改為「凡超過一公斤的公開拍賣」，價格當然由他定。
例如當時最便宜的「桃酥」，官價是一角錢一塊，但是市場上根本就沒貨，有的都是高價點心，一塊桃酥要賣一塊錢。被拍賣的桃酥，定價就是一角。
可是勞改隊裏還有一個規矩：任何人不得攜帶現金。當時勞動教養的人，全都沒工資，除了管飯，其他一切生活用品都不供應，都要靠家屬接濟。於是「公開拍賣」的結果，這些廉價食品，都被隊長的老婆孩子「買」走了。
這些消息，有來農場探親的家屬帶回了北京。當時常來農場探親的家屬，因為同住一個招待所，又同時上火車回北京，所以互相之間大都有聯繫。於是一個傳十個，十個傳百個，凡是知道這一內情的家屬，就改寄郵包為親自送來了。
清河農場在天津市北邊的寧河縣境內（當時屬於河北省，現在已經成為天津市的一個區），有鐵路可通，從北京南站（當時還是一個小站，只走慢車）乘京山線火車到茶淀車站下車，不過幾個小時。
下車以後，還有農場的交通車可以到達各主要分場，各分場也都有簡陋的「招待所」可供家屬住宿、吃飯，還允許被接見的勞改犯從「大院子」里出來和家屬一起過夜，所以還算方便，也算人道。
既然是家屬來接見，所帶食物，那就不是「一公斤」所能限制的了。明面兒上，規定也還是一公斤，可是隊長不可能對家屬「搜身」，於是這裏面的戲法，可就「人人會變」，而且「各顯神通」、「各有千秋」了。
給勞改犯寄東西，一般只限於生活用品，如衣服、毛巾、牙膏牙刷之類。因為在1961年之前，勞教人員不發工資，一切生活用品，全部「自理」，也就是靠家屬支撐。
沒家屬的光棍兒漢，可就慘了。寄郵包，除了食物只許收一公斤之外，還有一樣東西，是絕對不許寄的，那就是鹽。
不但鹽不許收，一切帶鹽的東西，如鹹菜、醬油膏等等，都不許收，寄來了就要被沒收。
那可是真的沒收，絕不「留情」，更不「手軟」。這是因為飢餓的人吃什麼東西嘴裏都覺得甜，總想吃點兒鹹的東西，何況煮野菜、煮青蛙、長蟲，也需要鹽。
可是在飢餓的年月，鹽在勞改農場卻是「明令管制」的物品。因為鹽吃多了，更容易得浮腫。
不但郵包裏面的鹽要沒收，連大夥房裏的鹽，也受到嚴格控制，每頓飯一人一碗的菜湯，也大都淡而無味。於是鹽在勞改隊成了可居的奇貨，也成了炊事員用來交換鋼筆、手錶、呢大衣的資本。
2012年8月，紅旗出版社出了我的第101本書：《愛在疼痛時》，那是一本勞改農場回憶錄，裏面寫到了一些有關飢餓的片段，不過比較「敏感」的事情，大都被刪除了。
封套上有一句話，叫做「比飢餓更飢餓的是感情的飢餓」，並不是我的話，而是編輯給加上去的。他們年輕，沒經過飢餓的年代，對於什麼叫飢餓，只有理性知識，沒有親身體會。
感情這東西，是建立在不餓肚子的基礎上的。父子之間，感情深不深？但是在古書上，就有「易子而食」的記載……可見在「飢餓」面前，什麼親情、友情，什麼生死與共，全去他媽的，還是自己活命要緊！
不要說他們「喪失人性」，在求生的前提下，獸性可比人性要強大得多！感情的飢餓，放在肚子的飢餓面前，兩者簡直就沒法兒對比！
世界上，有許多硬漢子，什麼刑罰都能忍受，卻忍受不了長期的飢餓折磨。我在清河農場遇見過一條「好漢」，他原來是志願軍的營長，被收容教養的時候，胸前掛滿了獎章和軍功章。
他是1953年朝鮮停戰以後的復員軍人，僅僅因為家在農村，按照「一律回本籍」的政策，不得不在農村落戶。他不滿意，老是手持立功獎狀、胸佩軍功章到北京來找國務院「討個說法」（可能是最早的一批上訪人員吧）。
來的次數多了，最後以「無理取鬧」加「妨礙公務」被勞動教養。他當然不服，繼續大吵大鬧，終於被關進了不見天日的禁閉室。
勞改農場的禁閉室，可不同於部隊的禁閉室。這是一排三間或五間的「單身牢房」，深兩米，寬一米，高不足兩米。除了門上有個小窗戶，其餘三面都是磚牆，沒有窗戶。地上鋪着稻草，進門有一個尿桶。夏天奇熱，冬天極冷。因為裏面沒電燈，所以農場俗稱「小黑屋」。關進禁閉室的人，按「規定」每天喝兩碗「一兩四錢三」一碗的棒子麵稀粥。
我到585生產隊的時候，他已經在大夥房後面的禁閉室裏面關了二十多天，每天都能聽見他在大喊大叫：「共產黨，你對不起我！」
就這樣，一直關了他四十多天，創造了關小黑屋時間最長的最高紀錄。怎麼出來的？也沒打他，也沒罵他，就是用這「一兩四錢三」的「飢餓療法」治他。開始是大叫大喊，到後來聽不見了，他已經沒有叫喊的力氣了。
到了他氣息奄奄的時候，在「看守」的良言相勸之下，他終於投降了，條件就是「讓我吃飽肚子，別的問題不再提起」。
這個良言相勸讓他回心轉意的看管他的人姓王，原是東北義勇軍的小鬼，後來去了西伯利亞便編進蘇聯紅軍里，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回國，抗美援朝期間當上了志願軍的一名團長，還是個偵察英雄。他也是因為復員以後不想待在農村，打算到蘇聯去，在滿洲里偷渡國境的時候被捕的。考慮到他的光榮歷史，只是開除黨籍，被送來勞動教養了事。他和我關係不錯，關於他如何勸說那個前志願軍營長的經過，就是他親口告訴我的。
這個幾乎餓死在禁閉室的「好漢」出來以後，先喝了幾天棒子麵稠粥，慢慢兒再給他吃窩窩頭。等到他勉強能走路了，才跟着我們的出工隊伍到工地「活動活動」。這時候我才看見他，一個據說原來體魄強健的軍人，已經脫了人形，活活的一個會走路的骷髏，不但臉上沒肉，兩腿兩臂沒肉，連屁股上都沒肉了。瞪着兩隻大眼睛，看上去很可怕。——所以人人都說：世界上最最厲害的刑罰，就是「活活餓着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