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張愛玲與瓊瑤這兩位中文世界的女作家並將她們進行比較，很容易陷入無聊的胡扯，八卦，無厘頭的個人意見。但這樣的談論和比較也可以是貨真價實的文學解讀，至少是有益的思想能力操練。不妨現在就操練一下。
香港文學批評家馮晞乾的"張愛玲與宋淇談瓊瑤也談亦舒"一文非常很有趣。它有趣就有趣在提出/羅列出一系列有趣的事實。
那些事實包括：張愛玲的一些小說創作的某些構件是不動聲色地翻譯英文小說的結果；瓊瑤一度熱銷，但熱勁過去便是沒有多少讀者要看的過眼雲煙，而張愛玲則是常看常新，不斷有新的讀者——
例如我家附近的書店，不見什麼宣傳的張愛玲新版《傳奇》，居然悄悄穩坐暢銷書榜第七位，細心一想，真是驚人的成就。《傳奇》是1944年在上海出版的，今年剛好80周年，請問還有哪本80年前出版的書，今時今日依然打入暢銷書榜呢？
應當說，馮晞干所羅列的這種事實上也是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看似簡單，實際上則大都很不簡單，是剪不斷理還亂（即英文世界intractable）的問題。
追究和思考這樣的問題本身就很有趣，不但可以鍛煉思辨和知識能力，而且也可以鍛煉文學閱讀能力。
按照傳統的說法或思路，文學閱讀應當是以娛樂為主（即文學閱讀不應當是一種學術考試），但文學閱讀的娛樂畢竟應當有一定的思辨成分，不應當全是無腦的娛樂即所謂的奶頭樂，就跟吃奶的小娃兒一樣完全是追求直接的感官滿足。當然，在奶頭樂貌似已經蔚然成風且風力很大、勢不可擋的今天，傳統的說法或思路在當今世界是否還能立得住，在多大程度上能立得住也成了問題。
思考和討論這樣的問題大大超出本文的範圍，因此我們可以在這裏暫且存而不論，先把話題或討論的焦點集中於馮晞干文本身。
馮晞干在其文中提到他先前發表的一篇文章（並附帶連結），該文以確鑿的例證顯示，張愛玲在其長篇小說《半生緣》的寫作中不動聲色地即不加聲明/說明地、拿來便據為己有地"大量"翻譯抄襲（馮帶有委婉和明顯諷刺的用詞是"抄考"）美國小說家、普立茲獎得主John P. Marquand（1893-1960）的小說HM Pulham, Esq。
馮這種說法可以引發一個問題或一系列問題，如，張愛玲如此"抄襲"或"抄考"是否有損於或大大有損於張愛玲寫作的文學性/文學價值？
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有一個簡單而明確的答案：無損，或曰，絲毫無損。
既然古往今來、古今中外最牛的文學大師莎士比亞在其寫作中有大量不動聲色的（即沒有說明交代的）"抄襲"或"抄考"且完全無損於其創作的文學性/文學價值，張愛玲創作的文學性/文學價值也不應因此而有絲毫的減損。（莎翁的"抄襲"或"抄考"有眾多莎翁研究專家紮實的學術研究結果為證。）
然而，以上的簡單而明確的答案再進一步細想一下，就會帶出一連串相關的麻煩問題，使簡單而明確變得拖泥帶水，說不清道不明了。這樣的麻煩問題包括（不局限於）：
張愛玲如此"抄襲"或"抄考"現在會不會有法律的麻煩？如此"抄襲"或"抄考"跟眼下中文世界，尤其是眼下中國盛行的以"洗稿"的方式（即以改動詞句以及詞句排列的方式）盜用他人寫作成果的大規模剽竊作業有何區別？可以如何區別？這樣的區別是否會得到普遍的認可（即不會被大多數人或不會被很多人認為是無賴無恥的狡辯）？
這以上類的問題就屬於剪不斷理還亂的問題了。這類問題即使是精明的律師（無論是辯方的還是控方的）都不容易說清——辯方不容易說清確實沒抄襲，控方也不容易說清確實抄襲了。正是因為這種事一般的人很難很難說清，律師才有用武之地，才有錢可賺。
從另一角度來看，雖然這樣的問題說不清道不白，但現在人們可以以相當堅實的自信斷定，以張愛玲愛惜羽毛的潔癖，她要是在今天寫作，一定會盡力避免涉嫌這樣的"抄襲"或"抄考"以維護自己的清白。的確，從其發表出來流傳至今的所有文字來看，張愛玲終其一生是個寧可不寫也不肯亂寫的寫手。
此處所謂的"不肯亂寫"一方面指她無論是寫正式發表的小說，還是她給朋友寫信，她總是字斟句酌，句句用心，從各種角度都很難找出破綻；另一方面也是指她非常愛惜自己的名聲，不願意看到自己的文字被認為是缺乏風度/氣度。例如，對她的前夫、力圖利用她的名聲刷存在感的無恥之徒胡蘭成，她就寫信跟說朋友說，她不想搭理胡，不要再跟胡有任何的文字往來，以避免"勢必出惡聲"（即以免弄得自己不由自主地丟人現眼）。
在羅列很多事實之餘，馮晞干也引用了香港作家宋淇和亦舒的話。那些話常常是非常有趣，也非常成問題。
更有趣的是，馮顯然是以贊同/認同的口吻予以引用，沒有指出、甚至沒有暗示那些話可能成問題或大成問題。如此一來，讀者假如不小心或經驗不足，就很容易在無意中被誤導中招。鑑於馮晞干顯然沒有耍弄讀者使他們中招的意圖，我就只能猜想他自己也沒有想到或想清楚相關的若干重要問題。
例如，馮晞干如此引用張愛玲的後輩、香港女作家亦舒的話說：
我始終不明白張愛玲何以會再動筆，心中極不是滋味，也是上了年紀的人了，究竟是為什麼？我只覺得這麼一來，仿佛她以前那些美麗的故事也都給對了白開水，已經失去味道，十分悲愴失措。世界原屬於早上七八點鐘的太陽，這是不變的定律。
亦舒的這些話是針對她眼中的晚年張愛玲勉強再發表文章慘不忍睹之事而發。應當說，亦舒的這種話非常尖酸刻薄，甚至可以說非常惡毒，可惡，至少是惡趣味令人髮指或嘔吐。
順便說一句，聽上去惡毒的話以貌似同情的口吻說出，其惡毒可以加倍，並由此加倍地可惡甚至可恥。這就如同某人對一個不幸喪失一隻手的人說，"只有一隻手做針線活真是不方便呀，紉針都不好紉，想到她當年一對巧手、縫紉功夫聞名遐邇，再看她如今只剩下一隻手，另一隻連一根手指也不剩，還要撮線頭紉針，看上去讓人不禁對她當年的那雙巧手也懷疑了。這又是何苦呢。"
除了一種有意無意的尖酸刻薄/惡毒之外，亦舒的話還有許多問題。
例如，亦舒居然有意無意地、而且顯然也是以贊同的口吻鸚鵡學舌重複中共獨裁者毛澤東的詐騙性說法，顯示了她的無知或天真得令人難以置信，儘管她作為一個作家自從出道以來擺出的人設一直是聰明伶俐，深明事理，知識豐富，不但通曉人情，也通曉中國基本國情。
她好像完全不知道，毛澤東雖然看似萬分誠懇地聲言，"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但毛對年輕人說這種看似高度讚美的漂亮話並不妨礙他心狠手辣地剝奪整整一代中國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把千百萬城市青年人打發到農村去，接受文化教育極度欠缺的貧窮農民的"再教育"，也就是把年青人當作他的工具或玩具，由他隨意、肆意、任意驅遣或玩弄。
另外，亦舒所謂的定律（即年輕寫手天然就比年長寫手有優勢）也是子虛烏有，幾近胡說八道。人們知道，在歷史上或文學史上，一事無成的年輕寫手多得是，成就斐然可觀的年長寫手也多得是。當然，相對而言，年輕人身體好且人多勢眾。但文學創作根本就不是舉重比賽或群眾大會，不能以體力或人數算數。
作為一個寫手，亦舒在其寫作生涯中一直明顯地喜好賣聰明抖機靈。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她的聰明和機靈顯得越來越廉價淺薄，越來越無趣乏味。與此同時，張愛玲的文字（無論是小說還是跟朋友的書翰往來）則持續保鮮，持續有味。
中文世界讀者大眾都不傻。儘管亦舒是張愛玲的後輩，試問現在有多少人還讀亦舒，有多少人還讀張愛玲呢？在可見的將來，亦舒的讀者會超過張愛玲的嗎？這些問題的答案應當是不難發現，而且也不會有多少爭議。
又，我個人還覺得非常有趣的是，在英國統治時期的香港成長起來的亦舒在其寫作中有意無意地而且是顯然帶着贊同的口吻借用中共的話術，毛澤東的話語；與此同時，作為在香港的評論家，馮晞干在其行文中也看似自然而然地採用中共的話術，"張愛玲短篇小說〈相見歡〉初刊於1978年《皇冠》，以情節論的確沒什麼看頭，主要寫上海解放後兩個中年表姐妹荀太太和伍太太閒聊，..."
時間都到了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了，馮筆下還會如此流暢地流瀉出"解放後"這種中共的標準洗腦宣傳說法，這讓我大感意外。這意外就像是看到亦舒毫無羞澀、毫無諷刺地借用毛澤東的話術和說法令我大感意外一樣。由這種意外，我想到兩點：
1.先前一直以為認真的寫手會對自己選用什麼措辭有足夠的敏感和謹慎，這種看法現在看來大概需要修正；2.先前顯然是低估了中共赤裸裸的指鹿為馬的洗腦宣傳話術對香港寫手的影響力。
據馮晞干報告，在亦舒發表對張愛玲的尖酸刻薄/惡毒的評論之後，在瓊瑤的書在1970、80年代一度大賣、張愛玲的書相形之下顯得乏人問津或大不如瓊瑤的暢銷之際，張愛鈴在香港的老朋友和著作版權代理人、其本人也是作家的宋淇寫信給張愛玲，試圖以貶低瓊瑤的方式給安慰她：
可見中國讀者的口味始終停留在melodrama〔通俗劇〕階段，不是生癌就是自殺就是出走，所以瓊瑤可以一冊冊的寫下去了。
宋淇回護老朋友的拳拳之心可嘆可贊。但他畢竟是個作家，顯然對文學理論或評論懵懵懂懂，所以說出的話經不起起碼的推敲。他對所謂的melodrama〔通俗劇〕的貶低毫無道理。在文學史上，靠通俗劇（追求以情節曲折多變而吸引人、而受大眾喜愛）成為大師並且青史留名的寫手多了去了。
從古希臘的那些戲劇大師（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尤里比底斯）到莎士比亞都可以說是以melodrama〔通俗劇〕取勝。這些大師也不忌諱甚至反而樂用前人同行或自己用過的題材進行自己的創意寫作，而受眾也喜聞樂見。
總而言之，就竭力給受眾提供他們喜聞樂見的內容而言，瓊瑤與莎士比亞之類的超級寫作好手別無二致。因此，宋淇在這一點上對瓊瑤的貶低毫無毫無力道，不能給張愛玲帶來多少安慰。
換句話說，就創意寫作而言，情節狗血不是問題。想想看，《俄狄浦斯王》的情節有多麼狗血（一個生於王家的嬰兒生下來因一則他將來要弒父娶母的狗血預言而被拋進山里餵野獸，但卻鬼使神差地倖存下來，最終長大了真是作出弒父娶母之事，而且還跟母親生了一堆孩子）。再者，題材重複/題材不新也不是問題（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在索福克勒斯寫出讓西方文藝批評鼻祖亞理斯多德十分欣賞的《俄狄浦斯王》時已經是流傳已久的故事）。
就創意寫作而言，情節狗血不是問題，題材重複不是問題，寫作的質量高低才是問題，才能決定一個作家、一部作品的優劣。
鑑於文藝創作不像是科學研究一樣可以展示截然分明的正確與錯誤，創意寫作質量的高低究竟能怎樣以眾人可以認為是公允合理的方式進行比較和評判呢？
具體地說，比較張愛玲和瓊瑤的寫作質量，能怎樣以眾人可以認為是公允合理的方式進行比較和評判呢？
這又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應當如何看這個問題，可以以什麼具體的例子、採用什麼一目了然的（不會引起多少爭議的）方式展示張愛玲的高超和瓊瑤的不那麼高超，且聽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