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的一些中學生，為什麼成了政治及人身迫害的一種工具？為什麼越過了人類文明的底線？作家王小波的一位曾任北京市工讀學校校長的世伯，「文革」前曾在學校大講「二十四孝」之「臥冰求魚」，聽的學生毛骨悚然。結果在「文革」中，學生們強迫這位校長赤身趴在冰面上，留下了終身病痛。王小波說，這是他「自己吃了自己的屎」。「幸運的是他還未講過『割股療親』、『郭巨埋子』，因而倖免於被刀片割肢和活埋」。
年僅14歲，原本沒有打人資格的陳凱歌，在從眾心態的驅使下，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為了向別人證明自己是「自己人」，為了擺脫孤獨的恐懼感，於是打了人。他打的第一個人正是自己在批鬥會上的父親，卻博得了眾人的喝彩！作家老鬼在其自傳體小說中也真誠坦率地描述了自己對家庭、對兩個姐姐特別是對其母親楊沫（《青春之歌》的作者）殘忍粗暴的造反行為。這些家庭親情悲劇對家庭本體價值的傷害，構成了我們民族當代創傷性記憶的一個主題。「文革」的極度政治化將對家庭本體價值的傷害推向極致，使被整對象的家庭受到深及心靈的政治株連。家庭出身被政治符號化，其對子女的影響作用被放大、固化。當一個家庭的政治標籤被無限放大之後，家庭的其它功能也就模糊、淡化了。只要你家裏有了政治運動的對象，無論家庭解體與否，你的家庭就會被污名化，其家庭成員，配偶和子女就要被迫與其劃清界限。這就意味着要割斷家庭成員心靈深處的情感聯繫，家庭關係完全異化。劃清界限的具體標準是：一是要揭發其罪行；二是視之為仇讎，上綱上線批判。在那個愚昧、荒唐、悲慘的年代裏，兄弟鬩牆、夫妻反目的親情悲劇比比皆是。
韋君宜先生說：那些已經成名的知青作家們，「他們都寫出了自己如何受苦，卻沒有一個寫出自己十六七歲時，是怎樣變成了反對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搶為光榮的？一代青年是怎樣自願變成無知的？所有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到的一切委屈，都歸之於『四人幫』，這夠了嗎？我看還是不夠」（見《黃河》1998年第5期）。一些紅衛兵不僅打校長、老師，打社會上的「牛鬼蛇神」，還打自己的同學，而且下手十分狠毒。有的紅衛兵還專門到各機關、學校、科研院所、企事業單位和居民住宅區去輪番打人，甚至跑到郊區農村去毆打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等「四類分子」。陳凱歌回憶：「這種對人的肉體的直接衝撞、拷打、侮辱、虐待乃至殺害，使我在20年後猶自震驚而且百思不得其解。」當打人和暴行成為一種時尚、一種標誌、一種光榮、一種儀式、一種特權的時候，這些打人施暴者從小所受的是一種什麼教育，難道還不應該徹底反思嗎？
這一代「老三屆」（1966年—1968年）中學生是從建國到「文革」這17年教育成敗得失的具體體現者。在他們身上，這種教育中積極進取的一面，與盲從、狂熱、偏執、狹隘的一面，都表現得非常鮮明，並在「文革」中以誇大、扭曲的形式充分表現出來。
「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是當時的教育方針。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治化革命化的教育。經過建國以後十幾年的實踐，這種教育已日漸系統和完備。它包括經常的大量的政治學習，多種多樣的諸如聽報告、上團課、參觀、憶苦思甜、下鄉勞動、參加軍訓等活動形式。還有許多歌唱黨和毛主席，讚頌革命和建設的文學、音樂、電影、戲劇、美術等文藝作品。青年學生從小就受到革命和建設者英雄事跡的感染和薰陶，像英雄那樣的生活，為偉大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而獻身是那個時代的最強音。在如此濃烈的政治氣氛下，青年學生們普遍具有神聖的使命感和政治參與意識。這種教育還特別注重培養青少年的集體主義精神。國家是大集體，青年學生所在的學校、班級，少先隊的中隊、小隊，團支部、團小組，都是小集體。在這種教育下，不僅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甚至個人的愛好興趣，也要服從於集體的紀律。於是，萬事依靠集體、服從集體，唯恐被集體所不容，甚至時時擔心被集體所拋棄，就成為這代人至今仍然具有的鮮明特徵。
「文革」前青年學生的頭腦中普遍存在的「革命崇拜」包含了極其豐富的內涵：①它確定了共同的理想和奮鬥目標。②強烈的政治參與意識。③鄙視人權、人性和個性自由，個人必須絕對服從整體利益。④頌揚暴力，鄙視溫和與妥協。⑤黨和毛主席就是革命的象徵。⑥毛澤東思想（包括毛澤東晚年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就是絕對真理。⑦普遍缺乏民主與法制的觀念。
「文革」前各類學校的首要任務都是強調政治思想教育的。1962年，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以後，對資產階級「人性論」的批判也就從文藝界延伸到教育領域。1963年10月，《人民教育》雜誌發起了對「母愛教育」的批判，強調要對學生進行階級鬥爭觀念的灌輸，指出階級的愛、革命的愛和對領袖的愛絕對要高於親情和師生、同學之間的愛，並且把人性愛的教育扭曲成了仇恨教育。一年之後，《人民教育》圍繞這次「母愛教育」的討論發表綜述：「同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愛比較起來，母愛只是渺小的，而絕不是什麼偉大的。」在這樣的一種教育氛圍中，十幾歲的中學生們開始形成日後紅衛兵缺乏人性的情感模式：無情被視為革命的堅定性，野蠻被看作革命者應有的勇敢。當這樣一種情感和道德觀念形成之後，他們便懷着對革命的渴望和「砸爛舊世界」的豪情壯志，順理成章地走向了「文革」造反的前列。義和團的農民是因為無知而被清朝皇室所利用，紅衛兵則恰恰是因為受了教育而造反。
為什麼「文革」初期「出窩黃蜂的第一群是青年學生」？羅點點寫的《紅色家族檔案》（見《當代》1998年第4—5期或南海出版社1999年版）描述「文革」前對中學生的思想訓練，革命理想高於生命價值和個人尊嚴、高於個人自由及個人權利的人生觀教育，使中學生們「像吃錯了藥一樣上癮」。這本回憶錄與《少年凱歌》（陳凱歌：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6）都特別描繪了一些女中學生的兇悍殘暴，還有「文革」中的種種扼殺人性、回歸獸性的暴行。「文革」使人性中最卑劣、最醜惡的一面惡性膨脹。無情地踐踏、摧殘人的自尊、良知、誠信、道義等處身立世的原則，甚至以折磨人為樂趣而獲得快感。這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行徑，似乎是從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移植而來，其實還包含了中國特色的「國粹」（流氓無產者習氣）。
顧准先生在20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指出：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已成了一種宗教現象。這種現象在「文革」中達到頂峰。一些紅衛兵的胡作非為，與這種個人迷信有着密切的關聯，這一代人的忠誠實際上是一種盲從，是在缺乏先進觀念和相關知識的前提下，喪失了正常的思考和判斷力的結果。羅點點覺得：「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到大，最陌生的情感就是懷疑。」如果當年有人告訴我們：知識分子的靈魂就是獨立思考，是懷疑和批判精神，這肯定會被當作大逆不道。推行盲從教育，使每個人忘掉個人的自由和權利，這首先是歌頌領袖的絕對正確，同時也是要求人們徹底忘掉和抹殺自我，絕對順從。這種對黨和毛澤東的忠誠和服從以及強烈的集體意識，是這一代青年人滿懷崇高的理想主義並滿腔熱情地投入「文革」，成為衝鋒陷陣急先鋒的思想政治基礎，也是他們而後被大批送往農村插隊時，仍然能夠聽從召喚並服從安排的原因。
總之，對於「文革」中紅衛兵由於狂熱、愚昧而對整個國家民族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所造成的嚴重的不可彌補的損害，「文革」前的17年教育是難辭其咎的。「文革」之初紅衛兵的出現並非突然，他們正是「文革」前17年教育的結果，也只有這樣的教育才能結出這樣的果子。這種教育使被教育者存在着嚴重的人格缺陷，對領袖的盲目崇拜，使他們將領袖的話作為判斷是非善惡的唯一標準。除此之外，還盲從群體，盲從「形勢」，由盲從發展而來的，就是「文革」時的狂熱。他們整天高喊着大批判，卻缺乏最基本的是非判斷能力，對流行的理論和口號缺乏批判精神（少數思想探索者除外），他們所使用的批判標準只是毛主席語錄而不是實踐。他們用簡單的、一元化的標準來衡量一切：「不是無產階級的，就是資產階級的，而二者之間沒有中間道路可走」；他們批判過「不好不壞、渾渾噩噩」的「中間人物」文學理論；在他們的心目中，不是同志，就是敵人；達不到同志這個標準的，即便是他的師長、同學、親友甚至親生父母，也是敵人，由此便發展出了他們的偏執。對待壞人壞事，對待一切「封資修」的東西，這種教育只教他們去仇恨、去打倒。於是他們認為：只要是對敵人，無論怎樣殘忍都不過分，甚至唯恐自己不夠殘忍。他們以為不殘忍就是對敵人恨得不夠，就是缺乏階級感情的表現，就是對革命和偉大領袖的不忠。
由於先天教育的缺陷，這一代青年人的國學基礎薄弱，批判封建主義使他們不懂傳統文化，不知道民族精神的家園在何方；他們對西學一知半解，批判西方資本主義割斷了他們與西方文化和現代文明的聯繫，使他們難以融入世界文明的海洋；批判「現代修正主義」又割斷了他們與世界工人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的聯繫，使他們只能教條地理解「老三篇」、「老五篇」、「毛主席語錄」，形成了斯大林主義的政治文化心理和民粹主義的道德倫理心態。不懂得人類優秀文化的紅衛兵們，怎麼可能會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和科學的批判懷疑精神？盲從產生的原因是知識和精神的匱乏，這不僅僅是一代人的缺陷。教育本身是具有連續性的，這一代人的缺陷，正是上一代人教育的結果。結果是作為教育者的老師們首先嘗到了這種教育的苦果。紅衛兵們肆無忌憚地打、砸、搶、燒，搗毀一切與「革命」不相容的文物、書籍，毫不留情地揪鬥自己的長輩和老師，批判自己過去親密的夥伴和同學，卻不在意對他人所造成的傷害。他們諱言「愛」字，只能熱愛黨和毛主席，還有同志之間的階級友愛，這是絕對高於親情和友情的。至於同情、憐憫、溫存、寬容大度以至有些人所說的「理解萬歲」，則一概視之為「小資產階級情調」而屬於被人唾棄之列。
從1964年毛澤東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條標準來看，「接班人」並不是指一般的「革命青年」，而是指從中央委員到支部書記的各級領導幹部。有權或有條件搞「一言堂」的也只能是領導幹部，普通老百姓恐怕只可能對自己的子女搞「家長制」，還不一定能奏效。雖然各行各業都有接班的問題，但在「文革」前後的這段時間裏，「接班」這兩個字卻是指政治上的接班，也就是被提拔當幹部，這幾乎成了一部分人的專利：先進典型可以出自於不同的家庭，而革命接班人卻幾乎只能從出身於「紅五類」（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家庭的青年中選拔。
對青年學生進行革命化思想的教育，強調青年要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成長」，在提出「接班人」教育後達到了高潮，培養接班人的活動與青年學生在「文革」中的思想行為關係極大。它的直接後果是將學生導向了政治目標，並加強了只看家庭出身的「血統論」傾向。它還引發和加劇了學生中的權力意識和激烈競爭，當「革命青年」是沒有名額限制的，而「接班人」卻只限於極少數出類拔萃之輩。革命青年是一種稱號，而「接班人」卻是一種政治地位（掌權者）。「老一輩革命家們自信自己已經建立了千年王國，其合理性和合法性都不容置疑」。而下一代人的使命，就是做一個「黨叫幹啥就幹啥，放在哪裏哪裏亮」的馴服工具，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做一個合格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忠於黨和毛主席，關心國家大事，富於獻身精神，渴望為革命建功立業，不怕流血犧牲，認真負責、積極進取、勤奮好學、吃苦耐勞，革命理想主義，革命英雄主義，集體主義……等等，漸漸在一代人（起碼是部分人）身上成為了現實，「被鑄進了劍身」——這就是許多親歷者所說的，為「文革」做好了準備，在「文革」中結下了豐碩的果實。
羅點點以其父羅瑞卿所遭受的迫害為例，譴責人世間所有的暴力和恐怖，擯棄鮮血培養的花朵。對毫無懺悔之心的惡人，難道不應該以牙還牙、以血還血嗎？中國人缺少懺悔的因子，當年那些有意無意作惡的人，沒有多少出來懺悔。前些年《南方周末》開展以懺悔為主題的徵文，只刊登了幾篇就終止了。當年的打手、兇手們，有幾個能「在審判台空着的時候自己走上去」呢？羅點點說：「文革中千千萬萬屈死的人，都只能使用一個沒有主語的奇怪字眼——迫害致死。這是人類逃避法律責任最偉大的文字創造。」對當年千百萬少不更事的男女紅衛兵們無法無天、喪失理智的行為，在今天已經不可能再追究其法律責任了，他們也是那個特殊歷史背景下的受害者。但是，作為一個在地球上生存過的人，參與殘害虐殺的人生經歷終歸是一段恥辱，是無法被後來的任何「光輝業績」所抹殺的，只要有點兒良知，總會感到良心不安。
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在獲得了諾貝爾獎以後，終於還是以某種形式披露了自己早年不光彩的歷史。對於他最後的坦白，公眾可以有不同的反應，或譴責其隱瞞太久，或歡迎其良心未泯，或原諒其年少無知，但恐怕沒有人會認為那是值得隆重地大肆宣揚的光輝業績。德國曾出現過禍害人類的法西斯，但德意志民族是有希望的優秀民族，因為其從上到下都具有深刻的自省和懺悔精神，所以才能從災難的廢墟中獲得新生。
前些年《南方周末》有篇回憶思想解放的先行者遇羅克被害的長篇通訊，提到過一個神秘的關鍵人物：片警（戶籍警察）。陳凱歌的家被查抄是和一個住在同院的同班同學的舉報有關，而當年的紅衛兵們四處抄家、打人，把人送進北京一中勞改隊和北京六中監獄，或遣送回原籍，是誰奉公安部長謝富治的指示，向不知情的紅衛兵們提供了具體而準確的住址和姓名？就是那些未露面的片警！不然紅衛兵們怎麼會知道這些素不相識的「壞人」？「文革」是億萬中國人的集體作品，其發生有着歷史的必然性。
再談談仇恨教育：我們從小心目中的地主，就是文學作品中的周扒皮、黃世仁、劉文彩、馮蘭池、何大拿、韓老六等（這當然是源於現實生活中的典型化形象）。我們從小唱的歌，就是《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等我們下鄉插隊到了農村，卻發現還有另一種地主：有文化、有見識，精明能幹、技術活幹得好，工分掙得多。南方魚米之鄉的貧下中農憶苦思甜，往往講的是1959—1962年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多少人，那時的人們把三年困難時期的大饑荒也歸罪於劉少奇了。
在舊社會什麼人才能成為地主？除了貴族，多數大概是由比較能幹的富裕中農和富農發展而來的；還有做官或經商後置了田產的；受到政府獎勵的軍功地主等等。北京人藝的話劇《狗兒爺涅盤》所演示的是：當地主是封建社會農民最正常的理想，這是由小農經濟基礎所決定的，馬克思對此早就有過精闢的論述。王亞南的《中國官僚政治研究》指出：對農民欺壓最甚的不是地主，而是官僚和官僚制度，所謂「官逼民反」。引起農民造反的主要原因，也不全是所謂田地都集中到地主手裏了。據杜潤生《中國的土地改革》（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中的統計：全國土地改革前，占農村人口4.75%的地主，佔有全部耕地的38.26%，地租率一般為50%左右。農村中的階級矛盾也不像文學作品中所描繪的那樣普遍地尖銳激化。
我在下鄉插隊時就曾奇怪：一些貧下中農整天與地主富農嘻嘻哈哈，怎麼沒有一點強烈的階級仇恨呢？當然，新中國的階級敵人並不限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資本家、叛徒、內奸、特務，還有國際上的帝、修、反，後來又加上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反動學術權威。正是這種缺乏科學內容的簡單的仇恨教育，與忠誠盲從和個人迷信摻合在一起，除了培養出疾惡如仇的品質，「對待敵人像嚴冬一樣地冷酷無情」，還驅使紅衛兵們滿懷深仇大恨，對眼前的「階級敵人」做出種種慘無人道的行徑，在越過了人類文明的底線之後，反而獲得了以折磨人為樂趣的快感。這些負有「解放全人類」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滿懷豪情壯志卻不懂得人類優秀文化的青年學生，在「文革」初期就這樣成了一批只會進行醜惡地盲目破壞而不會從事新建設的匆匆過客。事實上，到了「紅衛兵運動」的後期，許多人就已深陷於幫派鬥爭之中，嘴裏說的是保衛毛主席，行動上卻是在維護山頭的利益和個人得失。於是，投機鑽營者有之，趨炎附勢者有之，賣身投靠者亦有之。更有一些紅衛兵組織依舊鬧派性、搞武鬥、製造事端，還有的整日遊手好閒無所事事，甚至成群結夥打架鬥毆。
事實上，紅衛兵性格絕不僅僅只是屬於那一代青年，作為一種歷史的存在，它是整個民族精神缺陷的一種體現。當年不正是父輩兄長的生存方式及處世哲學，才薰陶出一代紅衛兵的性格嗎？同時，紅衛兵性格作為一個時代的特殊產物，作為歷史精神的折射，已經成為歷史的積澱，它甚至會或多或少地在每個人身上存留，並以不同的方式影響着後人。今天，我們仍然不能忽略這種精神的缺陷，不能讓歷史的陰影來遮掩我們審視現實的目光。
《炎黃春秋》200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