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鶴都：你說對了，我們後來幾個同學一商量，就自己單獨成立了一個紅衛兵。那已經到了1966年12月了。我們到校文革籌委會，一個高一的同學在那裏值班。我們說，開介紹信，我們要成立紅衛兵。他問，你哪一班的，我說初一1的，他說誰負責，我說誰誰負責。他說行，就給我們開了介紹信。這個介紹信幹什麼用呢，當然不是工商註冊、社團註冊，那時沒這個。介紹信的作用是到刻字社去刻一個紅衛兵的公章，其實他不給我們開，也能刻章，只不過費些周折而已。結果刻章的人說，現在到處都在成立紅衛兵，你得等一個月。我說，那黃花菜都涼了，我們還得"鬧革命"呢。他說，不行，現在刻紅衛兵章的太多了，得排隊，最少等二十多天。我們還想走走後門，也沒走成。
然後我們就給這個組織起名字，我們學校的紅衛兵組織這時不知有多少了，能想到的名字人家都叫了，"紅衛兵"有人叫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也有人叫了，"首都紅衛兵"還有人叫了，最後我們叫什麼呢？"北京XX中學首都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紅衛兵"，這麼長一個名字。在章上刻了一大圈，橫着還有三行字，這才是一個公章。
那時候開始有人賣紅衛兵證，拿來，一人填一個證，蓋個章，好了。拿着這個證幹嘛去呢？第二天串連去了，在路上領火車票、辦理住宿用過一次。其實，就是我們班上的七八個人，就成立了紅衛兵。我們從沒以這個紅衛兵的名義貼過大字報，沒用這個組織幹過什麼事情。這樣的紅衛兵我估計當時北京多如牛毛，所以不能用現在人的眼光來看這件事。
鳳凰歷史：在文革後您算是逍遙派吧？
米鶴都：整體來講算逍遙派。因為我不屬於紅衛兵三派中的任何一派，這樣我做些研究，可能相對超脫一點。
鳳凰歷史：您為什麼選擇做文化大革命相關的研究？
米鶴都：在全國來說，我可能是做紅衛兵研究最早的學者之一。因為1985年中央組織部結合整黨清理三種人，要做一個關於紅衛兵的研究調查，青年幹部局就委託社科院青少年所唐燦來做這個課題。唐燦是我的同學，她就拉我參加，那時候我正好有點空閒時間，就參加了。還有社科院青少年所的陸建華、北京大學的印紅標，我們四個開始做北京地區中學紅衛兵的調查。我們當時訪問了北京中學紅衛兵中的領袖人物，開了兩次座談會，個別採訪大概有30多人次。有了這些資料，我們就寫了一篇文章向青干局交差。所以我為什麼研究文革呢？實際上是從這裏開始的。
鳳凰歷史：80年代的時候，國家是允許或者想組織學者來研究紅衛兵？
米鶴都：是的。當時研究紅衛兵有個背景，就是當年的"整黨"。在"整黨"中因為政策不清，什麼樣的人算是"三種人"？"三種人"就是文革當中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紅衛兵哪一部分人屬於"三種人"，哪一部分人不屬於？它需要有調查做基礎。當時，我們出去找各方面人士訪談，出具的都是中央組織部的介紹信，基本上沒有什麼人拒絕訪談。我在調研中也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看法，逐漸形成了自己研究的框架。但當時我的本職工作是政策研究，而且很忙，這次調研也只是自己有點興趣，另外給同學幫幫忙而已。之後，唐燦執筆，以我們四人的名義，發表了一篇長文，刊登在《青年研究》上。對我而言，這件事基本就告一段落了。
誰知，人民出版社聽說這件事情後，很感興趣，就來約我們寫一本書。我起初是希望把這些資料整理成一個訪談錄式的東西，但是出版社一再動員我們在這些訪談資料基礎上重新撰寫。1988年，我們跟人民出版社下屬的東方出版社正式簽了協議。當年有本書叫《第四代人》，我們這本書則準備叫《紅衛兵一代人》或《第三代人》。我負責寫前一部分，從這代人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一直寫到文革後期的"四五運動"，別人寫後一部分，從改革開放到80年代末那段。但由於特殊原因，只有我的這部分完成了，交稿時編輯已經審查通過了，可結果出版社還是毀約了。……所以這本書當時就沒出成，拖了好幾年。之後，我就交給了香港的三聯出版社。1993年1月《紅衛兵這一代》在香港出版了，這是我在這個題材上的第一本書。
2000年以後，我想把《紅衛兵這一代》這本書改編一下在大陸出版，但還是遭遇了種種限制。直到2011年終於由中央文獻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心路——透視共和國同齡人》，這本書中，我大致描繪出了北京地區中學紅衛兵發生、發展的一個基本過程，並着重於其思想脈絡。同年，主編出版了《回憶與反思》口述史叢書之一、之二——《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那兩冊裏面有蒯大富、李冬民、譚力夫、秦曉、卜大華、陳小魯、伊林滌西等，還有老鬼、賀延光、李大同等的口述史。這兩本書做完了以後，動議此事的"北京傳奇"就退出了。我卻有點欲罷不能了，就自己投點資把它繼續做下去。現在這套《回憶與反思》口述史，已經出版了十冊了。
這代人在歷史上比較特殊，這段歷史更加特殊，我希望把更多代表性人物的經歷和思想留存下來，讓後人評說。當然，我的口述史的內容並不局限於文革時期，而是他們的一生，但是這代人奇特的共同經歷就是文革，就是紅衛兵和上山下鄉，這是這代人誰都躲不過去的經歷，也抹不掉的烙印。
反思文革和
民族真正崛起密不可分
鳳凰歷史：您在研究文革的過程中，感覺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米鶴都：第一，檔案不開放；第二，缺少研究成果可以佐證；第三，各種各樣的消息、傳說互相矛盾，難以入手。比如，北京當年有個打死小混蛋的事，《血色浪漫》等的影視作品已經用了好幾次，有的刊物也有專文描寫，網上更是大量的傳聞。在北京，像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基本上都聽說過這件事，但各有各的版本。但是多數的描寫和傳聞都是失實的。不久前，我們一幫同學吃飯，在飯桌上十來個人就能有六七個版本。
文革研究面臨的第二個困難是相關政策。我在前面講了，當年的不爭論方針是一種權宜之計，不得已而為之，但它成為了慣性而延續至今。如果把它繼續固化成為長久的政策，而約束和限制對文革的研究，那不僅會犯下割裂歷史的錯誤，而且，文革那麼昂貴的學費也就白交了。這實際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另一表現形式。說是不爭論，可是不爭論能把一個民族這一段歷史抹掉麼？這是不可能的。
另外，不爭論並不等同於不反思，只有反思才能前進。我們不能一談到文革，就把責任推到毛澤東個人身上，難道其他人，包括眾多老幹部、甚至未成年人沒有責任嗎？舉個例子，當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的整體或者它的大多數面對違法打死人的惡行，都採取旁觀、無動於衷甚至幸災樂禍的心態，那麼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有病了呢？對此要不要研究呢？大家需不需要反思？我認為，不搞清這一點，弄不好歷史的悲劇還會再來一次，因為其產生的土壤沒有改變。
我還有一個觀點，文革是中國近代社會各種弊病的一個總爆發，這當中即包含着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方面的問題，還包括中國文化和外來文化、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碰撞、排斥、融合、吸納等問題，甚至還有人們靈魂深處的人性和異化等，都在文革中得到一次充分的暴露和展示。因此，對文革的反思絕不僅僅是就事論事那樣簡單，它一定是和我們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崛起密不可分的。
我的另一個觀點是，對文革的反思並不絕對都是負面的，文革對中國模式的社會主義的一些探索，對今天而言也並非完全沒有借鑑作用。
因此，我一直在強調對文革的反思。我在自己的書中寫了兩句話。第一句是：一個不能正視自己過去的民族，是永遠無法真正崛起的。第二句是：對文革的反思有多深，未來的路走得就有多遠。
若非徹底否定文革
很多城市憤青
只能蝸居農村炕頭
鳳凰歷史：像這種不爭論的政策與現在社會的分裂有聯繫嗎？
米鶴都：當然有聯繫。精神上的病態不去治療，這樣下去，越往後的爭論和分歧就越大。我們過去是20年一代人，在信息化時代，10年就是一代人。現在一代人的變化太大了，90後可能跟00後就完全不一樣。一代代新人對這段歷史的認知會不斷抽象化、概念化，而在缺乏真實信息的基礎上只能導致誤讀歷史，加劇分歧。
今天的年輕人，不了解文革時期的真實情況。政治上的就不說了，就是對當時社會上的現實也不了解。很多今日生活在城市的憤青，甚至不明白什麼是嚴格的二元化戶籍管理制度，不懂得那時的票證意味着什麼。最簡單地說，如果不是對文革的徹底否定和改革開放，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無論你能力如何至今只能蝸居在農村自家的炕頭，甚至還吃不飽肚子。但是他們卻很虛妄地為文革叫好，很多人把艱辛的生活理解成為浪漫，把嚴酷的政治看作是小兒遊戲。歷史斷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