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投資人也同步對崔麗麗進行勸說和威脅。微信聊天記錄顯示，2023年11月，有股東曾勸她，要以大局為重。「還是要以公司利益為重。公司倒下，200多人受到影響。任何公司，最難的都是一把手，太難了。」
一個半小時後，上述股東再次發消息，「公司層面，要感謝你對公司的勤勉付出。股東層面，大都是資本圈的玩家，利益至上……拭目以待啦。」
公司股東勸說崔麗麗以公司利益為重
崔麗麗仍然是不妥協。「我一直吊着那股勁，我覺得我不能被他們這麼給打敗。」
幸運的是，她遇到了一位細心的檢察官，在2023年11月，一個大雨滂沱的夜晚，幫助她找到了關鍵證據。
2024年4月2日，錢軍被判犯強姦罪，處有期徒刑4年，賠償崔麗麗經濟損失3000元。
這一天，崔麗麗一個人在家裏，得知了判決結果，她激動地癱坐在地上，哭了一個下午。直到晚上丈夫回家，她平靜地告訴了吳東判決結果。
當時的吳東以為，生活終於要回歸平靜了。
03
代價
此前從未承認發生關係的錢軍沒有再上訴，判決生效了。
性侵事件的影響卻沒有隨之結束，崔麗麗開始陷入一個更大的漩渦中。這一次，沒有類似公檢法的強力部門能夠幫助她了，而她的丈夫吳東，也曾感到無法理解她。
庭審期間，崔麗麗已經顯得恍惚，2023年冬的一天，她在路上不小心摔倒，摔斷了左手，無法親自出庭作證。
辦案檢察官從一個側面解釋了崔麗麗的壓力，他告訴《方圓》，「此案發生在公司上下級之間，從案發到判決，被告人都拒不認罪，甚至往被害女性身上潑了很多髒水，讓她在已經受到心理創傷的時候背負罵名，陷入孤立無援的狀態，行為實在是惡劣。」
2024年4月，勝訴的判決書，不但沒讓崔麗麗感到高興，反而讓她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這個結果將錢軍釘在了恥辱柱上，也讓失去當晚記憶的崔麗麗像被判了刑一樣恥辱。
她很難向他人解釋，這樣的恥辱感如何成立、如何折磨。吳東記得她當時的狀態，整天悶在房間裏，像個偏執狂，「腦子裏只想着（如何復仇）這一件事」。自從被老闆性侵後，每當崔麗麗情緒激動、瀕臨崩潰時，吳東是那個默默陪伴，給她出主意的人。
但這次，他也有點無法理解她了。崔麗麗記得，兩人在此後爆發了一次最激烈的爭吵。那是在2024年6月。當時，一家美國企業向她拋出了橄欖枝，但考慮到了自己仍想繼續抗爭，以及還沒恢復的精神狀態，她拒絕了。
吳東對她的抉擇感到很不解。過往的相處讓他以為，妻子作為曾經的女強人，渴望早日回到職場。
「現在已經跟3月份的我完全不一樣了，只不過你不知道。」崔麗麗情緒激動地說道。吳東表達不理解後，她說：「對於我來說區別很大。我走到哪都是個被強姦的女人，我被打上了這樣的一個烙印。」
「他就說我愚昧，他說在他的心裏，（不管）被強姦還是沒被強姦，你還是你。」崔麗麗回憶。
但吳東也清楚，即使理性主義多麼佔優，一切再也回不到過去了。他回憶，自2023年9月至今，妻子的狀態起伏不定，「比較混亂」，時而憤怒，時而抑鬱，時而好轉。
崔麗麗在心理門診就診
性侵案件發生在熟人之間，妻子於是無法信任周圍環境。從前熱情開朗、愛組局的她不見了，她變得愛窩在家裏，每天研究各類性侵案子。
崔麗麗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反差。以前，她一個人走南闖北，從沒害怕過什麼。現在，她長期在家裏呆着，知道了吸塵器應該如何倒灰，連馬桶怎麼擰螺絲都知道。
職場、同事、朋友……曾經給予她滋養與力量的「外部世界」，突然變得不一樣，不可信任。她被放在了一個大的對立關係中，而她只孤身一人，處在孤獨的另一邊。
「一種很無奈的感覺。每天還是沒有希望。」一貫理性的吳東評價說，「這個事對她影響太大了，每天總要面對崩潰的時刻。」
04
唯一的路
在丈夫的勸說下，2024年4月23日，崔麗麗哭哭啼啼地走進了天津市安定醫院。醫生診斷認為，她不是得了抑鬱症，而是得了創傷應激障礙，俗稱PTSD。從此，崔麗麗每周二拿藥、周五找醫生問診，吳東都陪在她身邊，自己的工作也受到影響。
崔麗麗這才理解，為什麼她變得連地鐵、高鐵都不敢搭，看到街道上的「酒店」二字就害怕。採訪期間，她與記者一起搭電梯，看到有一位男性進入，後來她說，她不自主地想到「這個人會不會突然傷害我們？如果是你一個人搭電梯，他會不會傷害你？
這樣的狀態讓她無法出外工作，家裏近一年沒太多收入。
要負起責任的，不應該只是錢軍一個人。
早在性侵事件發生的一個月後，崔麗麗就認為，自己受到的侵害屬於工作範圍內的事，公司也有責任。她希望自己的事能被認定成工傷。
她有簡單的法律常識，知道工傷認定的首要條件是「三工」，即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和工作原因。她認為自己都符合。2023年12月，等待判決期間，她開始打各類熱線電話，諮詢有關部門——一個女性在職場遭遇性侵害後，該如何認定工傷？
最終得到的回答是，她需要等刑事案件出結果後，才能開啟工傷認定手續。
2024年4月，她情緒崩潰，加重病情的「導火索」也是這個。當時，她想要公司配合她認定工傷程序。沒想到，多次要求協商後，公司最終給出了個方案——補發她半年的工資，再加上一個2N違法解除的補償。這些條件滿足的前提是，她不再申報工傷。
對於公司的提議，崔麗麗不同意。她堅信的是，工傷認定是她應得的，在工作期間受侵害，公司當然要負責任。
她理應得到這筆錢，拿來給自己治病。
聽到她的反對意見後，公司方當場從包里掏出了解除合同通知書。這樣的舉動再度讓她被激怒。通知書寫着，她因沒請假、曠工被裁。
這一次，她打算和強硬的、置身事外的公司剛到底。
丁雅清律師告訴南風窗，在我國，性騷擾領域律師都希望推動，用人單位應承擔員工被職場性騷擾的責任。我國新修訂的民法典也規定，用人單位在防止和制止性騷擾方面有相應責任和義務。但是，至於沒有履行相關責任和義務的公司究竟會負有什麼責任，沒有明確規定。
收到裁員通知的當天下午，憤怒的崔麗麗跑到了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進行勞動仲裁。她又到了天津市津南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以下簡稱人社中心），申請將她性侵受到的精神傷害認定為工傷。之後，她還找了當地婦聯和工會，想找到追究公司的辦法。
崔麗麗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勞動仲裁
無一例外，她都碰了壁。婦聯與工會只能去公司走訪，做情況調研。吳東與她理性地分析後得出結論，認定工傷之路，是唯一一條沒有前人趟過但可行的路。
此時的她還沒意識到，她正在為一件了不起的事克服重重障礙。
05
為自己的戰鬥
帶着巨大的憤怒與傷痛，決意認定工傷、打勞動仲裁的崔麗麗開始諮詢天津當地律師。他們無一不以司法沒有先例為由，對她表示悲觀。她還記得有位同齡的女律師，聽聞她的案例說，「你都40了，而且你做銷售工作這麼久，一個這樣的事情就會把你打擊成這樣了？」
總之，多數律師和她的價值觀不同。「他們並不是覺得我遭受到了不公和屈辱，要幫我維權討個公道。如果只是想迎合我，那我寧可不要。」
她只能選擇自己為自己戰鬥。丈夫也要工作，沒法幫她。她獨自看各類普法帖子，蹲律師的線上直播。而早在判決出來的幾個月前，左手骨折的她，就一邊用唯一可用的右手，一邊把過往能搜集到的工傷認定判例都找了出來。
但無一例外，我國此前從未有完全一樣的案例，即職場被性侵後將受到的精神侵害認定為工傷的。律師丁雅清也證實，我國法律極少有將精神傷害認定為工傷的先例，一般而言，工傷認定的是對身體上的侵害。
崔麗麗搜尋了所有能找到的案例，和她最像的是一位湖南長沙的大姐。她在值夜班時被一位臨時工強姦未遂，因此患上了PTSD，被認定了工傷。
但與崔麗麗不同，大姐的工傷認定由企業主導。「但我因為侵害人是老闆，沒有人幫你，全都是自己。」
另一處讓她有些擔心的是，《工傷保險條例》第16條明確規定，醉酒屬於不得認定為工傷或者視同工傷的情形之一。她於是花了大量功夫論證，自己醉酒是因為銷售工作的需要，也因為老闆對她的直接指示。
2024年7月初，天津市安定醫院對崔麗麗的精神狀況做出會診，認定了她的PTSD病情。
7月16日，她把一沓目錄總計有十幾項的工傷認定材料交給了人社中心，裡面包括出差申請，出差報告，微信聊天記錄，醫院診斷，以及過往的工傷判例等。在每一份材料左上角，她都貼好了便利簽，方便工作人員檢索。
十幾項工傷認定材料
辦事人員拿到材料都感慨，「不愧是銷售總監，做事太有條理」。
工傷認定期一般為兩個月。但在2024年9月，變故再度發生。崔麗麗收到通知，認定工傷的兩個月的時限需先終止，理由是，目前無法證明她的PTSD是因為她被性侵直接導致的。
她須再度參與專家會診，重新鑑定。
漫長的程序曾讓她一度崩潰。她記得清楚，10月、11月她先後進行了兩次精神認定。每次面對三個專家，她都需要講述性侵事件的歷程。
有位專家曾問她，「你還願意說這個事嗎？」
「我不願意。我如果不是為了治病，如果不是為了維權，我一輩子跟誰都不想講。」崔麗麗說，「但是我沒有辦法，不這樣做的話，我就沒有出路，我就會變成一個廢物。」
好消息終於在12月份傳來。2024年12月2日，耗時7個月，崔麗麗拿到了因職場性侵的認定工傷決定書。拿到紙質決定書時，丈夫在開車，讓崔麗麗把全文朗讀出來給他聽。
崔麗麗拿到認定工傷決定書
她起初很平靜，但讀着讀着，她開始哽咽，泣不成聲。7個月的等待終於有了結果，「相當於國家也認可了我受到的侵害」。
06
回歸正常之路
現在，一切看上去可以告一段落了。因為工傷的成功認定，崔麗麗變得更有信心了。她把自己的故事放在了網上，主動要求記者實名採訪。許多人呼她是典範，說這不只是麗麗的戰爭，更是女性的戰爭。
1月，南風窗記者在颳風的天津見到崔麗麗時，她和視頻里顯現得不太一樣。2個月前，她剛參加了一檔線上訪談節目。那時的她帶着無法姑息的憤怒，說話也經常哽咽。「我就是要復仇啊。我不復仇對不起我打拼了17年，才有了我今天的位置和成就。我不復仇，對不起我的過往。」
現在，崔麗麗把長發梳成了馬尾，顯得精神又利落。私下的她更平靜，透露着一種對旁人溫柔的體察力——吃飯時，她時刻觀察別人杯里的水有沒有空。哪怕在講述自己的故事，她也會關注來訪者的反應，「這塊經歷也觸發了你（的創傷）嗎？」
她的發聲開始取得了一些成效。社交媒體上，她每天至少收到2～3條私信，都是被性侵或性騷擾經歷困住的女性來找她。去年7月，之所以決定發聲，是因為她看到自己的檢察官在《方圓》雜誌發表了她的案例，很多人都在評論區鼓勵她，讓她感受到被人支持的力量。現在，她也想用自己的經歷，鼓勵那些和她一樣被性侵打壓過的女性。
訪談節目被將近3億人看到，實現了崔麗麗發聲的初心，她想讓更多人了解職場女性的處境及堅韌
如今的崔麗麗，被很多人定義成「幸運的」，而1年多前的那次刑事案件，結果也的確如此——她遇到了一位細心的檢察官。2023年11月，檢察官在監控中發現，崔麗麗被錢軍抱進房間1個小時後，曾有位房客在他們房門短暫停留。檢察官於是冒着雨到酒店偵查。
正是這位隔壁房客，錄下了影響判決的關鍵證據——那天夜裏凌晨1時，他睡不着覺，聽見隔壁房間傳來了床在挪動等劇烈聲響。他走到錢軍房間門口，錄下了1分多鐘的音，最終證明崔麗麗被性侵。
一切巧合得幾乎天衣無縫。此後，工傷認定的路，很多人也為崔麗麗所在的是天津而感到幸運。「如果換一個地方，換到一個小城市，結果就（可能）不一樣了。」
她當然自知是幸運的，但無論如何，她都想強調，「我不感謝這場經歷」。崔麗麗說，「如果可以，我情願回到以前，我還是一個無名之輩在努力地工作，過着很平靜的生活。但是，一切沒有辦法。」
現在，她正學着與痛苦的創傷共處。她知道自己永遠無法遺忘，於是目標變成了，平靜地接受它湧入記憶，讓它像身體長了良性腫瘤一樣，成為生命中的一部分。
2024年12月，聖誕節期間，上小學的女兒讓她去開家長會。崔麗麗當時正成為輿論人物，不想出現在熟人圈子裏。
但有主見的女兒還是堅持讓媽媽去。見拗不過她，崔麗麗把她被性侵的經歷，以及接受採訪的事情，全都告訴了女兒。
聽罷，女兒很淡定。「沒事媽媽，」她對崔麗麗說。
「你就去學校，不要戴口罩。我們班沒有人會說你什麼的，我的老師也不會說。」
這次，崔麗麗沒有戴口罩，第一次出現在了熟人圈子之中。
神奇的是，當她真正站在了熟人圈子裏，她也沒感到害臊。她能察覺到有人認出她來，知道她是性侵認定工傷案的當事人。但這也沒什麼。「我並不希望他們支持我，但我相信，人們都有最樸素的價值觀，如果我沒有被侵害，沒有被不公（對待），我能站出來嗎？」
現在，她還想繼續戰鬥，帶着更多的愛、支持與力量。1月21日，崔麗麗對公司提起的勞動仲裁案開庭審理，她將為落實工傷待遇繼續爭取，繼續戰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