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一段持久繁榮的黃金時代，當屬萬曆皇帝「親政」後的三十八年。
這三十八年裏，雖說萬曆帝大多數時間，都在躲貓貓「怠政」，群臣們也拉幫結派狠掐，朝堂上荒唐事一籮筐，但畢竟繼承了張居正改革留下的雄厚家業，國民經濟依然高速發展。從繁華的商品經濟到「萬曆三大征」的霸氣武功，乃至百花齊放的科技文化，樁樁撐起後世國人的驕傲。
這樣一個「萬曆中興」的時代，正如「血煩」明朝的武俠大師金庸，那聲服氣好評:「（萬曆年間）中國是世界上最先進最富強的大國」。
但叫人唏噓之處，也正在於此：為什麼這樣一個擁有「萬曆中興」輝煌的大明朝，坐擁如此「先進富強」的家業，卻為何會隨着萬曆四十八年「薩爾滸戰役」的悲催戰敗，國勢就驟然一路走跌，各種天災人禍一股腦砸來，把這之前還「中興」的大明朝，徹底「砸」進了亡國的深淵裏。從強盛到衰亡，「反轉」為何來得如此快？
或許，下面這幾樁「萬曆中興」時代，煌煌史冊中着墨不多的奇怪現象，卻能給這個問題，一些發人深省的答案。
奇怪現象1：外貿發達，國庫空虛
「萬曆中興」時的外貿財富有多驚人？以西班牙史料的記載，單一個菲律賓馬尼拉，萬曆年間每年就有200萬比索銀幣輸入明朝，加拿大經濟學家弗蘭克估算說，整個萬曆年間，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銀，都被中國人賺走了。當時的歐洲商人，還為此發出了一句羨慕吐槽：「中國皇帝（萬曆）完全可以用白銀砌一座宮殿」。
這話要讓萬曆聽見，不知得什麼感想：朕修個宮殿都差錢，你還要朕用白銀砌宮殿？
但這景象，才是一樁咄咄怪事：別看明朝外貿賺盡全世界的錢，但「萬曆中興」年間的大明朝廷，卻真收不來多少錢。幾個海港的關稅收入，每年也不過三四萬兩白銀，一邊是白銀洶湧而來，一邊是大明國庫空虛，窮得掉渣。為何會有這怪事？政策體制等方面原因很多，一個直接原因，卻是實實在在：走私泛濫。
比起「嘉靖大倭亂」時代刀頭舔血的走私買賣來，「萬曆中興」時的走私，卻是「和平」套路：官商勾結。以《明經世文編》《涇林續記》等史料記載，在當時外貿繁榮的廣州，老實納稅的商人，無不受盡官府盤剝。反而是那些走私船舶，只要給官府交足「保護費」，就能打着「合法」旗號撈錢，一艘走私船至少賺數萬兩白銀，「其報官納稅者不過十之一二」，其他錢財全被各級官吏層層扒皮瓜分。
發展到「萬曆中興」晚期，諸如廣州這些黃金口岸，早已形成了一整套「配合默契」的腐敗系統，一級級給走私團伙打保護傘。哪怕七品芝麻縣令，也能「蓋安座而得，無薄書刑杖之勞」。簡直是躺着數錢花。大明朝的歷任兩廣總督，更是賺得盆滿缽滿，單是萬曆年間的兩廣總督何士晉，四年間就從這「配合默契」的操作里，狂撈白銀三四十萬兩。再有錢的王朝，也經不住蛀蟲們這麼吃啊！
可這些蛀蟲，何嘗不是「萬曆怠政」養出來的惡果？
奇怪現象:2：「奇葩奏摺」泛濫
「萬曆怠政」最嚴重的幾年，缺了的官都不補，以至於六部尚書缺了三個，六部侍郎缺了十個，言官御史缺了九十四個，各省布政使按察使級別官員缺了六十六個，簡直各級衙門都缺官。在職的官員們，一人扛好幾個崗位是常事。那他們是不是都很忙？嗯，忙着寫奏摺。
寫奏摺這事，自從明太祖朱元璋時代，就是高度重視。明朝官員寫奏摺，原本有嚴格的格式體例要求，說幾件事就用幾句話，堅決不能講廢話。明初名臣茹太素，就曾因奏摺廢話太多，被朱元璋打得死去活來。可倘若朱元璋看到「萬曆中興」年間明朝官員們的奏摺，恐怕會扛起幾米長大刀在路上：「萬曆中興」時的另一樁咄咄怪事，就是這每天扎堆的「奇葩奏摺」。
有多「奇葩」，首先出名的毛病，就是又臭又長。明太祖年間，茹太素那篇「招打」的奏摺，也不過一萬七千來字，放在「萬曆中興」年間，不過是小兒科。哪怕雞毛蒜皮的事兒，囉嗦個上萬字都是常事。稍微有點大事，奏摺寫起來更如開閘洪水。比如平定播州之戰後，主帥李化龍上的《敘功疏》，一口氣寫了六萬字。
比冗長字數更坑的，卻是內容不着調。「萬曆中興」年間的明朝大臣們，寫奏摺一個賽一個有才，氣勢磅礴的排比辭藻信手拈來，各種大段引經據典的典故，更是洋洋灑灑。還有人喜歡用生僻字詞，不弄暈讀者（萬曆）決不罷休。可這類奏摺主題是啥？比如萬曆十九年侯先春的《安邊二十四議疏》，全文幾乎每一段，都是或對偶或排比，「寫作技巧」相當成熟，可該怎麼「安邊」，讀來讀去，依然雲山霧罩，沒幾條靠譜辦法。
如此風格，正是「萬曆中興」時「奇葩奏摺」的縮影，其雷人風格，正如同時代的一句吐槽：「言武備則赤手空拳，言文事則陳詞俗調」——就是不靠譜。
這麼又費力又不靠譜的東西，當時的官員們為何如此流行？人家算盤精明着呢：萬曆皇帝怠政，官員們也各個尸位素餐，但樣子總要擺好。一篇「奇葩奏摺」寫好，就是「辛勤工作」的遮羞布，裏面幾句雲山霧罩的段落流傳起來，還能給自己刷知名度，等於是合理合法的偷懶。於是大明朝上樑不正下樑歪，行政效率可以想。
奇怪現象3：城市繁榮，災沒人救
「萬曆中興」一大亮點，就是繁榮的城市經濟。外國傳教士筆下的蘇州廣州福州杭州等明朝城市，把歐洲各國都看得眼熱。萬曆年間大學士于慎行也曾感慨：北京城裏賣油鹽醬醋的小販們，都常見有百萬身家，比他這個「閣老」都有錢。那是不是萬曆年間的大明各地，都是這麼繁榮？萬曆四十四年，山東諸城縣舉人陳其猷的《饑民圖》，卻揭開了觸目驚心真相。
陳其猷，進京會試的舉子，他從諸城到北京城的這一路，恰親歷了山東大地饑荒遍佈的慘景，然後把他看到的一切，都繪在《饑民圖》裏。在《饑民圖》一字一淚的序言裏，陳其猷更發出了悲憤的吶喊：出諸城出發離家二十里，滿眼就是餓殍遍野的景象，甚至「人相食」這類末世慘景，當地都已司空見慣。可不遠處的北京城裏呢？依然到處是「聲歌誘耳」「繁華奪目」，觸目驚心的災荒，在各級官員眼裏，竟是「漠然不相關矣」。
看一下地圖上的距離，就可以腦補這樣的場景：山東大地上饑荒席捲，百姓民不聊生。可北京城裏卻觥籌交錯，官員士子間的飲宴，每一場都極盡奢華。災民如何？災情如何？沒人知道，也沒人問。這，就是「萬曆中興」時代，細思極恐的景象。
而陳其猷所描述的景象，當時並非孤例，《明經世文編》裏就記載了大量萬曆年間「災情薦至」「民食土矣」「（難民）東西顧而不知所往」的景象。但是朝堂之上，無論怠政的萬曆還是互掐的群臣，卻始終不見有多麼重要的反應，更不見大明朝有多麼緊急的賑濟。繁華的「萬曆中興」時代，明王朝的災情預警能力，乃至國家的抗風險能力，就在這滿朝的「磨洋工」間，無情降到冰點。
再比照接下來，晚明災害四起，民亂四起的景象，萬曆年間的這些「災異」，是多麼觸目驚心，亦多麼發人深省的伏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