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79年春季爆發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是中、越兩國之間爆發的第一場較大規模的戰爭。關於這場戰爭發生的原因及性質，中、越兩國各執一詞。中國方面通常認為，中國在越南統一之前給予其大量的無私援助，而越南政府反而在統一後奉行「地區霸權主義」政策，大肆推行反華排華侵華政策，在華僑、邊界等問題上進行「無理挑釁」，並在1978年與蘇聯結盟之後發動了入侵柬埔寨的戰爭。為了打擊越南的「囂張氣焰」，防止越南繼續挑釁，中國不得不採取自衛行動。因此，這場戰爭在中國通常被稱為「對越自衛反擊戰」。越南方面則認為，中國在越南仍與美國處於戰爭狀態時就單獨與美國媾和，並與美國實現了關係正常化，這是對越南和社會主義陣營的「背叛」;在此前提下，中國對越南的「領土野心」最終引發了這場戰爭。但是，早已為人們所熟知的事實是，中國政府在「自衛反擊戰」爆發之前、甚至是鄧小平訪美之前就已決定並多次公開發表聲明、甚至是直接向越南政府發出警告:若越南繼續無視中國政府的抗議，繼續推行反華排華侵華的政策，中國將採取行動給這個「地區霸權主義」予「應得的懲罰」。
但直至此前不久，人們對與戰爭有關的另一些問題仍心存疑惑。1979年戰爭爆發之前一個月，中、美兩國剛剛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對美國進行了正式訪問，雙方在聯合抗蘇等許多重大的國際問題和雙邊事務上達成了一致;而且，鄧小平在美期間，多次在公開講話中以十分強硬的語氣向越南發出警告。在這種背景下，鄧小平在訪美期間是否將「對越南進行自衛反擊」之設想提前告知美國，並與美國進行了協商?如果雙方就此事進行了探討，美國對中國即將「對越南進行自衛反擊」的想法持何種態度?戰爭爆發之後美國對戰爭又做出了何種反應?美國的立場及反應對戰爭的進程、結果產生了何種影響?
懷揣上述問題，筆者對當前海內外學界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搜集和梳理。除了一些紀實性質的書籍和曾參與戰爭的原中共軍方高層人士在相關回憶錄中對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從各自的視角進行了一般性介紹之外，國內學界對1979年這場戰爭的關注並不多，相關的學術成果更是鳳毛麟角。如，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姚榮在《對越自衛反擊戰時期的中美關係》一文中進行了這種嘗試，但其研究僅對戰爭期間相關各方的反應進行了十分簡潔的介紹，而沒有進行深入的挖掘。中共中央黨校的宮力教授較早地關注了這一事件，其對該問題的研究主要以時任美國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的回憶錄為依據，研究也相對較全面，大致展現了戰爭期間的大國互動關係，但限於當時相關檔案資源的可利用性，其在文中既未清晰展現出1979年鄧小平訪美期間兩國領導人就此事的探討細節，亦未對「對越自衛反擊戰」期間美國的決策過程及所做出的反應進行詳細分析。除了上述二者之外，國內關注此事件者寥寥。
國外關注這場戰爭的研究相對較多，但回憶錄性質的著作佔了較大比例。在這類論著中，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回憶錄中記錄了1978年11月他和鄧小平的會晤過程，其中描述了鄧在會晤過程中曾提及「對越南進行自衛反擊」的問題，但他僅談到了中國可能採取的行動，並未提及美國可能的反應;布熱津斯基大致還原了美國對「對越自衛反擊戰」做出反應的決策過程，但其中的一些細節問題仍不甚明了;此外，美國前總統卡特( Jimmy Carter)在其回憶錄中對中國的「對越自衛反擊戰」也僅是一筆帶過，並未給予過多的關注。除了回憶錄外，此前關注此主題的海外研究者大多利用當時的事實報道，集中於對戰爭爆發的單一因素或綜合因素進行分析，或者集中於對戰爭的結果或影響進行分析;最近幾年出版了幾本較為詳細地論及這場戰爭的專著，其中有學者從中國的角度、主要利用中方的檔案文獻對戰爭爆發的背景及鄧小平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了研究，但極少有學者利用美國的檔案進行論述。迄今為止，幾乎沒有研究者從美國的視角出發，研究美國在這場戰爭中的立場及所採取的行動、美國對戰爭持此種立場之原因以及美國的立場對戰爭所產生的影響。歸根結底，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或與美國的相關檔案解密狀況存在某種程度的關係。
2013年秋冬之交，美國政府印刷局(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先後整理出版了5捲來自美國國務院的「美國對外關係文件」(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下文均簡稱為「FＲUS」)，其中一卷關於1977～1980年的美國對華外交與中美關係(第13卷)，另一卷則關於1977～1980年的美蘇關係(第6卷)。這兩卷檔案不僅包含了1979年年初鄧小平訪美期間中、美兩國領導人會談的內容，還包含了在隨後發生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期間，美國政府內部探討應對戰爭之策的過程、戰爭期間美中、美蘇及美國與其他相關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本文將在充分利用上述檔案的基礎上，還將輔以筆者所搜集到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檔案、卡特總統圖書館的相關檔案以及來自「解密檔案參考系統」( Gale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下文簡稱為「DDRS」)和「解密後的美國國家安全檔案」( ProQuest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下文簡稱為「DNSA」)等數據庫中近年解密的相關檔案，對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前中美領導人就此事的協商過程、戰爭期間美國的立場和反應、以及美國的應對之策對時局所產生的影響等問題進行研究。
二、戰前中、美兩國的一致與分歧
隨着1970年代越蘇關係的日益密切和中美關係緩和的深化，原本處於友好狀態的中越關係開始出現裂痕。隨之而來的是，雙方開始在對外宣傳中指責對方「謀求地區霸權主義」，並在邊境地區多次發生小規模武裝衝突;此外，兩國都開始增加了在邊境地區的軍事部署。特別是1978年12月———越南在與中國的「頭號敵人」蘇聯締結軍事同盟條約一個月之後———越南出兵佔領柬埔寨這一事件的發生，使中國切身感受到了越、蘇勢力的威脅。為了威懾越南，以防其採取進一步的挑釁行動，中國高層開始考慮對越南在邊境地區「襲擊中國公民、搶佔中國公民財產的挑釁行為」採取「自衛性行動」。
在中越關係日趨惡化的同時，中美關係則在經歷了艱苦卓絕的談判之後，終於1978年底獲得突破性進展，雙方決定於是年12月16日上午10點(美國東部時間15日晚上9點)同時宣佈於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建交公報》如1972年《上海公報》一樣，實際上再次確認了兩國進行戰略性合作的目標，強調「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在中美建交談判的最後階段，鄧小平在接待日本友人時表達了訪美的意願;卡特總統了解到這一信息之後，指示美方代表、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 Leonard Woodcock)邀請鄧小平於次年1月對美國進行正式訪問;鄧小平接受了邀請，將訪美日期定於1月下旬;後經雙方商議，一致決定將出訪日期定於1月28日(中國農曆正月初一)。
中美建交和鄧小平訪美為雙方在印度支那問題上的合作開闢了道路。在建交談判結束之後，中、美兩國採取相似立場，試圖推動聯合國通過要求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的決議;由於蘇聯的極力反對，安理會在這一問題上進展緩慢，舉步維艱。在此情況下，中方曾通過駐美聯絡處提及「中越可能爆發的軍事衝突」的問題，就此徵求美方的意見;美方對此持謹慎態度，僅指出「這種衝突將會導致巨大的破壞性後果」。考慮到保密性和問題的嚴重性，鄧小平決定在中美領導人峰會時再行討論。
鄧小平訪美期間，與卡特總統進行了2天3次正式會談。在此次訪問中，印度支那地區的形勢問題是鄧小平欲與卡特協商的最重要問題之一。因此，鄧小平在28日應邀參加布熱津斯基的家宴時就向國務卿萬斯( Cyrus Vance)表達了希望與卡特總統就「印度支那問題」進行專門性協商的願望，萬斯承諾進行安排。鄧小平和卡特的第一次正式會談被安排在鄧抵達華盛頓的次日(29日)上午。在會談伊始，雙方決定將首日會談的議題集中於世界範圍內重大的國際性和地區性事務，次日的會談議題則主要關於雙邊關係中的問題。
蘇聯及其盟友越南的對外政策在中、美領導人會談中所佔的篇幅最大。針對卡特對蘇聯軍事力量迅速增長的擔憂，鄧小平重點介紹了蘇聯在亞洲的所作所為、並特別強調了近期越南在東南亞地區所採取的行動及其政策。鄧在提到越南時，開門見山地指出，越南百分之百是「東方的古巴」;如果中、美兩國不對此給予足夠的關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將很快超過古巴，因為其擁有的軍事潛力遠超古巴。鄧小平有意強調越南的威脅，顯然是為其後提出「對越南進行自衛反擊」的設想埋下伏筆。隨後，鄧小平表達出對越南擔憂的戰略層面原因:越南和蘇聯締結了軍事同盟條約，為蘇聯提供軍事基地，這些基地和蘇聯在伊朗、阿富汗的軍事基地連成一體，推動了蘇聯構建「亞洲安全體系」( Asian Security System)夢想的逐步實現;而且，越南在與蘇聯結盟之後佔領了柬埔寨，這將進一步擴大蘇聯的勢力。在此情況下，中國政府「看不到緩和的任何可能性」，「國際形勢正在一天天變得緊張起來」。鄧小平隨之提出了應對這種「緊張形勢」的藥方，即「西歐、中國、日本和美國聯合起來，共同應對發生於世界各個角落的事件」。儘管「中國並非提議建立正式的同盟關係」，但認為必須以雙方的共同立場為基礎「採取協調性的行動和必要的措施」，這樣才可能推遲戰爭的爆發。否則，形勢可能會日趨惡化。
在此次會談中，鄧並未明確表達「對越南進行自衛反擊」的設想。但在當日下午的第二輪會談中，雙方花了近一個小時專門就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問題進行了協商。鄧小平在強調了越南入侵柬埔寨「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之後，進一步闡述了該地區局勢的危險性。從戰略上看，越南現在已完全被蘇聯控制，其初步計劃是建立一個由越南控制的「印度支那聯邦」;在胡志明的計劃之中，這個所謂的「印度支那聯邦」不僅僅包含越南、老撾和柬埔寨等三個國家，還將包括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為此，越南修建了眾多新的現代化空軍和海軍基地，號稱僅次於美、蘇的「世界第三軍事強國」。如果越南的行為不被制止，它可能進一步導致東盟內部結構發生變化，成為可被蘇聯利用的「薄弱環節」;此外，越南還是蘇聯「亞洲集體安全體系」( Asian collective security system)的重要一環，它「將被蘇聯用來對付中國」。在闡述越南可能在東南亞採取的行動之後，鄧小平將話題引入中越邊界問題上:中國和越南之間的邊界問題一直延續下來，越南因此不斷地在邊境地區「製造麻煩」;況且，從道義上看，中國不能在柬埔寨遭到軍事入侵的情況下袖手旁觀。鑑於問題的嚴重性，中共領導人已經達成了一致:「總的看法是必須打亂蘇聯的戰略部署，否則將後患無窮」。為此，中國計劃採取短暫的懲罰性行動，以「抑制越南的野心」;考慮到蘇聯可能在中國北方作出反應，中國甚至「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希望屆時美國在國際上提供「道義上的支持」。
實際上，早在越南出兵侵佔柬埔寨之時，美國就對中越邊境地區的局勢和中越武裝衝突爆發的可能性進行了多次評估，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提交給國家安全委員會(下文簡稱「國安會」)的情報評估中也多次提出警示，提請政府密切關注這一問題。對此，1月25日美國國安會在討論鄧小平訪美的目的之時，認為鄧小平此行的目的之一是「說服美國，使美國確立強烈的反越立場」;為此，美國應採納的對策是使中國人相信「美蘇緩和是極其有限的」，美國不會幫助蘇聯在印度支那地區對付中國，同時應竭力「阻止中越軍事衝突的爆發」。次日，美國國務院召開了討論印度支那問題的內部會議，一致決定:一方面要繼續孤立越南，要求相關國家停止對越南的援助，另一方面要使中國意識到，「對越南採取軍事行動將會損害國際社會在印度支那問題上已經取得的成果」。此後，美國國安會又召開了一次關於「鄧小平在訪問中將可能談及的話題」的會議，再次肯定了美國政府「不支持中國政府可能採取的行動」的結論。
鑑於此前美國政府內部已在此問題上達成了一致，卡特在會談中闡述了美方的已經確定的政策及原因。卡特也贊同鄧小平的看法，認為中、美兩國正式結成聯盟對付蘇聯「是一個錯誤」，但「很顯然」，兩國在很多方面「共同面臨着來自蘇聯的挑戰」。因此，「兩國在眾多國際事務上應採取一致行動」。在此前提下，儘管雙方對蘇聯的威脅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合作對付蘇聯的問題上基本上心照不宣。對於其時存在於印度支那地區的問題，卡特指出，鑑於越南是侵略者，美國已竭盡所能地鼓勵其他國家減少對越南的援助;同時鼓勵東盟國家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越南，並向泰國增加了軍事援助;另一方面，美國已以「強硬的措辭」向蘇聯發出了警告，要求其停止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此種情況下，中國採取行動不僅會導致「中國面臨來自北方的軍事威脅」和「暴力行動的升級」，而且還會改變國際社會對此問題的態度———原來譴責蘇聯、越南的國家可能因中國的行動而轉向同情越南。因此，美國政府更為贊成通過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孤立越南。美國確信，越南試圖建立「印度支那聯邦」的努力不僅僅是中國所極力反對的，就連越南的盟友蘇聯也不願意看到越南和老撾、柬埔寨之間建立任何形式的親密關係。在美國看來，越南繼續執行「印度支那聯邦」計劃將無疑會造成越蘇關係的疏遠，同時也會引起國際社會更為強烈的反對;而這一切正是美國所樂見的，因為這有利於美國對蘇聯的孤立。儘管如此，卡特還是為中國提供了「簡單的情報」:「近期未發現蘇聯軍隊向中國邊界附近移動的跡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