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編者按：原文發佈於2019年5月，於近期再度受到網民關注。
皇上不喜歡好人抱成一團
慶曆五年（1045）初，范仲淹罷參知政事，離開中央，去邠州做了地方官。
「慶暦新政」宣告失敗。
這場北宋建國八十餘年後啟動的改革，主要目的是重塑國家的官僚系統。
慶曆三年（1043），范仲淹曾奉命向宋仁宗「條陳十事」，列舉了十條亟需改革的問題，其中八條涉及到對官僚系統的整頓。
第一條叫做「明黜陟」。簡單說，就是要廢除文官三年升一次官、武官五年升一次官的「論資排輩」舊例。只有做出了「大功大善」的官員，才能得到升遷。
第二條叫做「抑僥倖」。簡單說，就是減少官二代、官三代靠着「恩蔭制度」，不必參加任何選拔歷練就可以直接做官的比例。公元1213的統計顯示，宋代靠着「恩蔭出仕」的官二代、官三代們，佔到了官僚總數的56.9%（在宋真宗時代，比例可能更高）。
第三條叫做「精貢舉」，簡單說就是科舉考試要公正、要加大選拔難度。第四條叫做「擇官長」，簡單說就是建立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針對官僚系統的監察、舉薦制度。第五條叫做「均公田」。簡單說就是整頓官員名下的「職田」（用作俸祿之用，離職時交回朝廷），多的吐出來，少的補上去。
第六條「厚農桑」、第七條「修武備」（恢復府兵制），與整頓官僚系統關係不大。第八條「減徭役」，具體的做法是合併行政區域（比如合五縣為一縣），來減少官吏的總量，進而減少民眾負擔。第九條「覃恩信」，嚴格考察官僚對朝廷恩澤（赦書中及民之事）的執行情況；第十條「重命令」，嚴格考察官僚系統對命令（宣敕條貫）的執行情況。
除了第七條，其餘九條「皆以詔書畫一，次第頒下」，成了「慶暦新政」的改革內容。
在秦制時代，要推動這樣一場以整頓官僚系統為核心目的、嚴重損害現存官僚系統利益的改革，毫無疑問，只能依賴皇權。
宋仁宗本來是願意支持這場改革的。
官僚系統是秦制帝國的統治基礎，但官僚系統的利益，與秦制皇權的利益，並不全然一致。皇權希望官僚系統「盡職盡責」維繫社會穩定和汲取人力物力，官僚系統更在意「自己任內不出事」和「自己任內撈足錢」。
論資排輩、官二代官三代直接上位，這些很符合官僚集團利益的遊戲規則，卻未必符合秦制皇權的利益。它們帶來了「冗官」（人員嚴重超編）、「冗費」（財政不堪負荷）和玩忽職守（反正熬夠時間就可以升遷，反正有個好爸爸比努力工作重要多了），均不利於秦制國家的「長治久安」。
這些遊戲規則，會嚴重降低秦制國家民眾的耐剝削能力。冗官、冗費會提升剝削成本，玩忽職守會降低剝削總量，原本設計好了的「可持續剝削」，就會變成「不可持續剝削」，社會就會出亂子。
改革明顯對宋仁宗有利。
但宋仁宗對改革的支持，只維持了短短一年的時間。
他發現，在整頓官僚系統的過程中，范仲淹等以「君子」自居者，公開肯定「朋黨」，抱成了一團。
在秦制皇權眼中，官僚系統中的「好人（君子）抱團」，是遠比「壞人結黨」更有害的東西。後者為了腐敗怠政，言行上往往選擇迎合皇權的喜好；前者則相反，為了所謂的「政治理想」，常常會走向要求制約皇權。
對「好人抱團」這件事，宋仁宗畢生存有極高的警惕。
早在寶元（1038~1040）年間，他就曾問過大臣張士遜：
「君子小人各有黨乎？」
張士遜的回答是都有，不過「公私不同」，好人抱團是為公，小人結黨是為私。宋仁宗沒有正面評價張士遜的回答。他轉而強調「法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所有的官僚都應該遵守、執行朝廷的法令。
圖：宋仁宗
到了慶曆四年（1044年）四月，當主持「慶暦新政」的范仲淹，因損害了官僚中的既得利益集團而被指責搞「朋黨」時，宋仁宗對着范仲淹，又提出了相同的問題：
「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
皇帝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真的在提問，答案早已在他心中——小人自古愛結朋黨，君子應該一盤散沙。皇帝要的，是以提問的方式，讓范仲淹體察到他心中的答案，並希望范仲淹按照這個答案，去修正政治上的言與行。
上個月，皇帝剛剛在邇英閣向部分官員出示了一份「御書十三軸」，裏面列有「治政要目」35項，其中之一正是「辨朋比」。
但范仲淹的回答，令宋仁宗非常失望。他說：
「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唯聖心所察爾。苟朋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
大意是：我在邊境帶部隊的時候，好戰者會結黨，怯戰者也會結黨。朝廷中也是一樣，好人會結黨，壞人也會。結黨做好事，對國家能有什麼害處呢？
但，「於國家何害也」，和「於皇權何害也」，是兩碼事。
同月，范仲淹的支持者歐陽修，又自劃為「朋黨」，公開撰文《朋黨論》，送到了宋仁宗眼前。文章說，「朋黨」是個很正常的東西。自古以來，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皇帝應該做的，不是禁止「朋黨」，而是「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
皇帝更加不高興了。
他決定終止改革。
這年六月份，改革的反對者捏造了一個流言，說范仲淹有意廢黜宋仁宗，另立新君。流言很蹩腳，毫無可信度，但宋仁宗已不願再表達對范仲淹等人的信任——他只信任散沙式的范仲淹，而非與人抱團的范仲淹。為求自清，范仲淹只好以防秋為名，離開中央，去地方做陝西、河東宣撫使，另一位改革旗手富弼，也離開了中央，去地方做河北宣撫使。
這年九月，靠着恩蔭進入體制的官二代陳執中被宋仁宗任命為參知政事（相當於宰相）。
限制官二代、官三代靠「恩蔭」上位，是「慶暦新政」的核心內容。皇帝如此任命宰相，等於變相宣告新政已死。
十一月，又發生了「進奏院事件」。一班官員用賣廢紙的公費，舉行進奏院賽神會，飲酒作詩，召妓相陪，席間的某些言辭（如「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被有心人記下，成了彈劾的罪狀。
宋仁宗並不在意這些酒後狂言，但參會者多有支持改革者，皇帝遂借題發揮，下了一份嚴厲的詔書，大談盛世之下，只應有君明臣哲，絕不該存在「朋黨」，痛斥了知識分子交遊往來、贊賢薦賢的風氣，命令相關部門「采察以聞」，對這些行為進行監視匯報。
詔書的指向非常明顯。
心領神會的范仲淹，隨即引咎辭去了參知政事一職。
兩「害」相權取其輕，在「好人抱成一團」與「壞人腐敗怠政」之間，宋仁宗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