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白下區慧園裏6號有一棟殘敗小樓，曾住着一戶李姓人家。戶主李劍文，1950年逃往台灣。其妻林舜英，在太平路一家小紙盒廠當糊紙盒女工。長子李蔚榮，因家庭成分，無法在城內就業，18歲那年到南京東流農場當了農工。次子李立榮，在三山街緊鄰劉長興麵館的一家早餐店做大餅、炸油條。長女兒婚後隨夫在武漢教書，次女在銼刀廠當工人，幼女在讀中學。一家人在林舜英的帶領下，老老實實做人，基本不同外界接觸，日子過得倒也平靜。
李劍文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就讀於蘇聯莫斯科大學。兩年學業期滿後，李回國去了桂系部隊（李劍文是李宗仁的遠房堂兄弟）。到李宗仁麾下後，李劍文先後任安徽無為縣長、鳳陽縣長、蚌埠市長、皖南專署專員等職務，為官清廉，政聲極好。李劍文同情共產黨，利用職務幫過一些潛伏在國民黨內的共產黨朋友。在抗戰爭前夕國民黨搞清黨，李劍文被中統密捕，關在合肥，列入處決名單。幸得一位朋友熱心相救，將此消息疾告林舜英。林立即去面見李宗仁，懇請搭救。程思遠攜李宗仁手諭，星夜趕赴合肥。經一番交涉，李劍文被保釋出獄。抗戰勝利後，李劍文一直在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任參事之類閒職。
1949年春，南京失守前夕，李劍文、林舜英夫婦攜子女五人及保姆舉家南逃。抵廣西境時，解放軍攻陷兩廣。眼看南逃無望，李家決定返程北上，先回南京再說。快出廣西時，一家人不慎走散。保姆背着的老七（男孩），被當地農民強行搶走，從此音訊杳無。一家人好不容易在杭州會合，李劍文考慮到回南京很有可能被人查認出來，為了保命，獨自一人去上海朋友處暫避，林舜英則帶四個兒女回到南京慧園裏6號。
李劍文一直躲在上海朋友家裏，安然無事。1950年全國鎮反運動開始的前十天，李劍文突然接到一位在上海市軍管會身居要職的朋友透露的重大消息：十天之後將在全國範圍開展聲勢浩大的鎮壓反革命分子運動。這位朋友過去曾潛伏在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任秘書，與李劍文私交甚篤。那時李雖知他是中共地下人員，出於私交及對國民黨大勢已去的估計，也就睜眼閉眼認交了這個朋友，並在暗中幫過一些忙。這位朋友囑其立即設法出境，越快越好。李連夜趕到南京與妻兒作別，並在該朋友幫助下設法經香港逃到了台灣。
林舜英，原籍廣西，書香門第，秀外慧中，溫婉賢惠，女子師範學校畢業後與李劍文結為夫婦，相夫教子，主持家政。丈夫去台後，林靠舊日的一點積蓄維持家計。偶爾李劍文通過在港澳的親戚朋友寄些錢款，助妻兒度日。
1957年春，林舜英同香港的朋友商定，準備舉家去香港定居。經多次申請，南京市公安局批准並頒發了林與四個子女的港澳通行證。全家已將一切料理停當，連車票都已買好，就在出發的前一天，林舜英忽然猶豫起來，經再三考慮，居然決定暫時不走，以後再說。到了1960年代初，林舜英眼看全家人天天挨餓，政治運動一個接着一個，深悔當年錯過良機，遂決定再次申請全家去香港。然而時過境遷，今非昔比，公安部門一口回絕了她的要求。任何離開社會主義天堂到資本主義地獄去的企圖，現在都一律視為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滿的背叛行為。
在林舜英的五個子女中，最聰明、最有個性的是老五李立榮。立榮自幼聰穎過人，悟性極高。初中畢業後，為減輕母親負擔，立榮放棄了升學機會，進大餅店當學徒。大餅店賣的是早點，每天上午九點後就算下班了，這使平時既愛讀書、又酷好西方古典音樂和電影藝術的李立榮有了充分的業餘時間去遨遊他的興趣王國。大量讀書使他迅速積累了豐富的知識，也大大開拓了自己的視野。文革前，同他接觸過的大學老師和外國留學生，在談及西方文學、音樂、電影時，無不為這個僅有初中學歷的青年的博學多識所折服。他那不俗的談吐和每每流露出來的真知灼見，使每個初次認識他的人都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由於共同的文學、藝術愛好，李立榮結識了一些情趣相投的熱血青年。自1965年開始學習小提琴後，則又多了一批琴友。一干朋友經常在一起聚會，縱談文學、藝術之餘，不免涉及西方的民主政治、人權保障，對中國現狀流露出一定程度的不滿，尤其對當局的高壓政治和愚民政策特別反感。
1965年，一位和李立榮一道長大、過從甚密的朋友，因同外國留學生交往密切，犯了當局的大忌，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判刑五年。南京市公安局某處一位警官曾找李談過兩次話，對他進行了一番訓誡。事後，李立榮還是做他的大餅、拉他的琴，業餘時間繼續和朋友們沉浸在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柴科夫斯基的美妙音樂里。中國當時曾上映過很多蘇聯、東歐以及意大利、西班牙、法國、英國、西德、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優秀影片，其中有不少是世界電影史上的經典作品，李立榮對這些電影是一場不拉，而對國產影片則從來不屑一顧。
1966年八、九月份，紅衛兵抄家成風，李家作為反動官僚家庭，免不了紅衛兵小將的光顧，好在家中除了幾張床和一張破沙發外已別無長物。在其後的奪權、派性武鬥中，李家這樣的反動家庭無資格置身事內，一時平安無事。
這種日子持續了一年多。在此期間，南京革命大聯委（由雙方造反派和部分軍人組成的臨時權力機構）將前線歌舞團、海軍軍樂隊以及南京各企業的音樂愛好者組織起來，成立一個革命樣板戲芭蕾舞劇《白毛女》劇組。李立榮也報名參加，成了一名小提琴手。該劇組活動了一年左右，這一年是李立榮短暫一生中最快樂的歲月。每天與心愛的音樂作伴，更有使青春迸發出神奇光芒、從天而降的愛情。在排練、演出過程中，前線歌舞團一位歌唱女演員進入了李立榮的生命。從相識到熱戀，急劇升溫，兩人很快達到難分難捨、如膠似漆的地步。
在李立榮的邀約下，我曾見過這位女演員一次。這姑娘不僅貌美清純，一顰一笑楚楚動人，而且居然還是中共正式黨員。那天我們在中山陵水榭亭待了近一個下午，告別時，李立榮靠在她身旁，左臂摟住她的肩，右手提着琴，一臉燦爛的笑容。當我離開好遠再度回頭望他們時，這對相偎的戀人在夕陽的餘輝中依然在向我揮手。那幅動人的畫面幾十年來一直定格在我的腦海里，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我1941年出生在南京一個工人家庭，父親抗戰爆發前在青島輪船上當水手，曾經參加過二七大罷工，是長辛店罷工總指揮部糾察隊成員。解放後，父親一直找不到正式工作，偶爾做點零碎生意餬口度日。1953年我母親進了南京織帶廠干紡織工，每月工資17元。同年父親跌傷右腿後，全家四口人就靠母親的微薄工資度日。1954年小妹妹出生，母親沒有奶水，小妹終日嗷嗷待哺。當時我們全家的主食是40%玉米面摻60%的豆腐渣做的餅子，父親只能將餅子嚼碎餵小妹，奶粉是想都不敢想的。四個多月大的小妹拒絕我們全家賴以活命的這種食物。1954年底一個滴水成冰的寒夜，我這位出生後一直挨餓的小妹妹悄無聲息地死去。母親摟着她那纖小的屍體哭了一整夜。次日早晨，一位鄰居借給我們五角錢，父親用此款托人買了一隻蒲包，裝進我的小妹妹，送到亂墳崗。
小妹妹死時我十四歲，剛上初中二年級。從小妹妹餓死的那一刻起，我再不相信「解放」、「翻身」、「人民救星」之類的鬼話，無論這種鬼話如何與時俱進、花樣翻新！
1955年，由於「家庭出身好」，我被保送到武漢湖北機械專科學校（軍工院校）讀書，水雷專業。1957年反右開始時，校長繆忍安在全校動員大會上熱情號召全體師生積極投入「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踴躍向黨向領導向政府提意見，並再三保證，不管提什麼意見，不管言辭多麼激烈，絕對不會秋後算賬。我至今記得當時他的一段精彩講話：「現在，有一部分同志不相信黨的政策，心存顧慮，怕秋後算賬，不敢寫大字報，不提意見。我們去動員他向黨提意見，他卻說共產黨實在英明偉大，想不出還有什麼意見可提。我認為這部分同志講的不是實話，連我們共產黨自己對自己都有意見，你們就真的一點意見沒有？這分明是對黨不同心不同德嘛。」
經過大大小小的動員會，全校很快掀起了大鳴大放高潮，一時間到處貼滿大字報。我儘管對共產黨沒什麼好感，畢竟只是一個涉世尚淺的十七歲毛頭少年，也提不出多少意見，只是隨波逐流地寫了十幾張大字報。當時學校對每個人寫大字報的數量有指標規定，為了完成任務湊足張數，我的字往往要比別人大出一號。這麼熱鬧了一個星期，突然間風向大變！凡意見提得多、問題提得尖銳的師生員工，無一例外都倒了霉，七八個「與黨同心同德」最「積極」的人被戴上右派帽子。那位在會上大聲疾呼要與黨同心同德的校長先生，十餘天后就把「決不秋後算賬」的話一口吞了回去，換上一副大義凜然的面孔，在全校師生員工大會上義正詞嚴地痛斥「右派分子向党進攻」。
我寫的十幾張大字報都是人云亦云無關痛癢的廢話，起初倒也安然無事。運動臨近尾聲，我在一次班會上的發言卻撞在了槍口上。在那次班會上，有同學借「暴露」自己錯誤思想為名，提出當初繆校長在鳴放動員大會上信誓旦旦地保證不會秋後算賬，現在還沒有到秋後，怎麼這麼快就把提意見的打成右派了？這是不是秋後算賬，這算不算領導講話不算數？我不等那位同學把思想「暴露」完，就不假思索地接過那位同學的話茬說：「怎麼不算？這是典型的出爾反爾，這是事先設計好的一個大騙局，就等人們來上當！」接下來我又引經據典，從《東周列國志》、《孫子兵法》談到楚漢相爭、《三國演義》，列舉了許多兵不厭詐、引蛇出洞、誘敵深入的戰術戰例，滔滔不絕眉飛色舞，以至後半場的班級會幾乎被我一人全包了。這番講話很快被整理出來送到了校黨委，黨委反右辦公室審查後，一致認為「這是一起嚴重的公然為右派分子鳴冤叫屈的政治事件，一定要嚴肅處理，否則將影響我校反右鬥爭的深入」。
1960年畢業，我被分配到杭州船舶專科學校，名義是機械製圖教師，實際上沒教過一天書，原因是學校領導在我檔案中發現我有「右派言論」。雖非右派分子，卻有「警告」處分，於是我與那些右派教授、講師們被同類項合併，分在一起從事基建勞動。
當時我天真地以為，同是天涯淪落人，大家在一起就安全了，很快我發現自己大錯特錯了。和我成天一起勞動的右派先生們，不但在繁重的扒石子、扛水泥、抬黃沙之類的勞動中賣力幹活，積極表現，在政治學習發言時更是爭先恐後，除了深刻批判自己，還不遺餘力地相互揭批，有時火力甚至比革命群眾批判他們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最後，我居然成了他們的靶子和邀功對象。平時我信口開河講的話，他們上綱上線，整理成材料，密報給黨委。
黨委書記魏某，過去一直在部隊當政委，政治嗅覚敏銳，階級鬥爭經驗豐富。當時學校初創，魏書記主政以來，尚無尺寸之功，急於在政治上有所斬獲。看了我的右派同事們的告密材料，魏大感興趣，當即召開專門會議，啟發大家：「右派分子已經夠反動了，現在連他們都認為這個姓方的思想反動，可見姓方的反動到什麼程度了！」他親自部署我所在的系對我進行系統的揭發批判。在多次批判會上，右派同事們的發言大義凜然，嫉惡如仇。天哪，這哪是右派啊，分明是地地道道純種的無產階級左派啊！三十多年後，我從張賢亮的《我的菩提樹》中讀到：「和這種知識分子在一起，比夜晚在深山中和狼同行還要危險。」
一個月後，浙江省公安廳突然來了兩個人找我談話。第一次來時，他們從公事包里掏出一疊材料，邊看邊問，似乎在核實我的一些言論。一周後，這二位又來了，開始沒怎麼提問題，只是東拉西扯聊我平時的勞動和生活。一位有絡腮鬍的大個子忽然問我：「你同你們領導是不是有什麼矛盾？」我說沒有啊，我不過是剛分配來的一個青年教師，平時跟書記、校長連話都沒有說過，哪來的矛盾？另一位則自言自語說「這就怪了」，他揚了揚手中的材料說：「我們認真看了你的材料，也同你直接進行了接觸，我們覺得你有些言論是有點問題，不過還不屬於敵我矛盾。你們學校兩次堅持要送你去勞動教養，也不知是什麼意思。」最後他挺誠懇地說：「好好安心工作吧！批評教育也不是壞事，以後說話注意點就行了。你是知識分子，不用我們多說你也會明白。」就在兩位已經起身出門時，絡腮鬍子忽然又踅進屋內低聲對我說：「在可能的情況下，你最好還是調一個工作單位吧！」
折騰了一個月左右，對我的揭發批判總算告一段落。又隔十幾天，魏書記單獨找我談話，說原來要送你去勞動教養的，但考慮到你出身好、年紀輕，組織上決定還是要幫助、挽救你，希望今後好好改造世界觀，努力做好工作。儘管我心裏透亮，表面上還是裝出一副感恩不盡、痛心懺悔的樣子，表示今後一定聽書記話，好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觀。
絡腮鬍子那句臨別贈言一直在我腦海里迴旋。這個學校環境實在太險惡，不能再待，我決定辭職回南京。主意打定，第二天我就把辭職報告送到人事處。三天後，學校下文批准。臨走前一天晚上，我狠狠揍了老右派鄭某一頓。有一次我和鄭某一同如廁，蹲着無聊，東拉西扯說了一些閒話，其中提及到處餓死人的事。開我批判會時，他添油加醋揭發批判我「惡毒攻擊三面紅旗」，「污衊社會主義制度」，「造謠到處餓死人」。當時廁內只我們兩人，他的反動言論比我還多；現在我倒霉了，他卻落井下石，聲色俱厲、唾沫四濺地把所有髒水往我身上潑！這口氣我此時不出更待何時？
他鼻青眼腫告到保衛處，保衛處大概認為這屬於壞人打壞人活該，不了了之。在我記憶中，我從未主動打過人。這唯一的一次，打的居然是一個年已半百的老右派，一想到此事，心中就很不是滋味。像吳晗這樣的正人君子，反右中居然也出賣過朋友，嚴酷的政治環境扭曲人心靈的程度超乎常人的想像！
1961年秋辭職回到南京，作為漏劃右派，我跑遍了有關部門，找不到任何工作。1962年，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我不得不以待業青年的身份，隨同一批中學畢業生到南京東流農場當農業工人，主要從事果木種植，月工資16元。兩年之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調到一月19元。
1966年文革開始後，領導們無一例外成了走資派，農場同全國其他單位一樣，呈現出泛自由化狀態。領導們手中的階級鬥爭權杖，一夜之間全被偉大領袖收繳了。權沒有了，架子隨着也小了許多，見面時居然也會恭維我幾句。生產無人過問，上不上班根本無人管，這使我這個天生好逸惡勞的人有了許多看書、拉琴、練字的時間，日子過得十分逍遙。從1967到1968年，我還曾積極投身風靡全國的「三忠於」活動中，應邀到各處繪製偉大領袖的紅寶像油畫。每到一處，明明十天可完工，我往往要拖一倍以上時間，因為有好吃好喝好招待。那一年多，我和我的小助手栗某兩人吃得紅光滿面。後來我被抓後，不少革命群眾揭發我，說我在畫偉大領袖紅寶像時，從來沒有一氣畫完，今天畫個頭，明天畫身子，故意讓偉大領袖身首異處，用意惡毒至極。
1968年秋，農場創建閥門廠，負責技術工作的是三位下放幹部（兩名講師，一名八級技師），理論、技術均屬一流。經他們推薦，我被調入閥門廠做他們的助手。進廠後我認識了車工李蔚榮，然後通過他認識了他的弟弟李立榮。
初次在李家見到李立榮並與之交談，我就被他不凡的氣質所征服。他關於政治、文學、藝術的獨到見解，使我既佩服又吃驚，同時表露出的真誠和直率更是令我感動不已。我在農場埋了五年，每天與黃土為伴，同階級鬥爭打交道，現在陡然出現一個倍感親切的知音，原來那顆冷漠孤寂的心頓時充滿了溫暖。那一次我們談到凌晨一點，握手告別時我哭了。相見恨晚，我們很快成了莫逆之交。此後兩年多時間裏，我們共同經歷了歡樂和憂患。在他失去自由前的那段日子，他最要好、最知己、最信任的朋友就是我。我對他的情誼，絕不亞於我家中唯一的同胞兄弟。儘管後來發生了那麼可怕的事，卻絲毫未能動搖我們之間的信任和關心。在我出事之後，我根據辦案人員的口氣和種種跡象判斷，他把我們之間只有兩個人才知道的一些事一直帶到了刑場。我很清楚，只要他在被捕後稍微供出這些秘密的一部分，我恐怕活不到今天。
1968年春夏之交，清理階級隊伍開始了。單從運動的冠名看，運動的目標只是將階級異己分子清除出無產階級隊伍，純粹是這個隊伍自己的內部事務，與他人無關。實際上這次清理階級隊伍的真正內涵是把非我的族類，即異己分子，亦即階級敵人，從無產階級的人世間清理出去——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或殺，或關，或管，或判！李家的厄運正式開始了。
有一天，李立榮從單位朋友處打探到一個消息：大餅店的上級革委會正在整他的材料，準備辦他的個人專題學習班。1968年6月1日，我和李立榮一同到建鄴路小學，觀看朋友W的批鬥會。會上，有人揭發W和李立榮關係密切，要他交代和李立榮談過哪些反動言論。W因為態度不好，會後即被關進南京建鄴公安分局看守所。在回來的路上，李立榮說他可能會有大麻煩了，我也同樣表示了憂慮。之後的一段日子，我幾乎天天和立榮在一起，幫他回憶同哪些人說過什麼話，有無涉及政治，尤其是有無「矛頭直指」的言論，同時商量萬一我們各自都被隔離審查，如何應付辦案人員的訊問，也就是訂立攻守同盟。
6月20日，李立榮得到可靠消息，明天他將被隔離審查。那天我和他單獨待在一起，直到次日凌晨四點。我們對即將面對的一切做了各種估計，並做了最壞的打算。我們判斷，他和我，以及我們的一班朋友，充其量就是在一起談論時政，對紅衛兵造反、破四舊、抄家打砸搶等行為進行抨擊議論，還有過一些對當局幾個最高領導人的不恭之辭。按照當時的情況，如果落實到頭上，判個幾年徒刑恐怕難免，但我們誰也沒有想到就憑這些言論會有掉腦袋的事。是我們太年輕、太單純？還是這個民族太年老、太複雜？
那天臨別前，他一再囑咐我小心、保重，並希望我幫助照顧他的母親和兄妹。天亮前他送我下樓，在樓梯口我們擁抱後揮淚告別。
第二天上午九點，李立榮被帶走，下午被關進太平路楊公井清真寺內的白下區文攻武衛指揮部。此機構名為群眾專政，實乃公檢法軍管會的編外看守所，關押對象大致有以下幾類：不安分守己的四類分子，造反派中的壞頭頭，有不滿言論的思想反動者，投機倒把分子（個體戶的前身），「亂搞男女關係」的，拒不下放插隊的，以及一些小偷小摸。看守則由各工礦企業選出的一些「思想覺悟高、家庭出身好」的人充當，每批干半個月，輪換着干。類似於1793年法國大革命雅各賓時期的民眾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