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選舉落幕，2024年這個「超級選舉年」也即將走入尾聲。15年前，中國一些地方縣市曾經試行「人大專職化」，將人大代表變成如同西方民意代表一樣的專職工作。這項嘗試最終在2010年被叫停，並引發討論。支持者認為專職的人大代表得以接受民眾上訪，監督政府解決問題，有助於維護社會穩定。反對者則批評人大代表仍然非民選，專職後成為政府官僚系統的一部分，終將難以反應民意。
中國自由作家野夫當時親身參與了這場政改嘗試。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他在四川紋江培養地方民意代表，推動西方議事規則，後來更和著名社會學者于建嶸共同推動當地的人大專職化。
溫家寶時期推動農村政治實驗
野夫告訴美國之音，1989年六四運動和1998年的民主黨組黨失敗後，中國進入胡溫時代，溫家寶屢次談到「政改」，當時的中央也討論基層民主，民政部推進了海內外關注的村主任海選。野夫表示自己有例證，相信溫家寶有真誠的意願推動政治改革，而不是如外界批評的「影帝」現象。
野夫說，當時省部級到廳級到處級官員都有政改的想法和需求。加上各地經常發生大規模群體事件，如果不解決這些問題，無法推進中國的經濟改革。此外，溫和呼籲政改的08憲章也讓野夫看到中國社會還有改良可能。
中國政府對08憲章發起者劉曉波的判決認為這部憲章多項主張是「試圖煽動顛覆現政權」，並判處劉曉波11年徒刑。劉曉波2017年因病獲保外就醫，最終逝世。
第一階段民主實驗：村民議員直選
2008年汶川大地震發生時，野夫正在四川縣級市紋江採訪基層鄉鎮幹部，這是他的農村基層政權社會田野調查的一部分。當時，基層農民衝擊鄉政府、復仇鄉幹部的事屢見不鮮。他告訴美國之音，大地震後，他目睹了當地上萬農民參加的騷亂，縣委書記和公安局長都遭到毆打。
野夫說，村支書、村長和婦聯主任是中共在基層的治理力量，這3個人完全無法應付每村平均千人的救災物資分發。於是他向縣委書記建議讓村民選出村議員代表，由他們來決定救災物資分配。野夫說，他們幫助村民學習西方議事規則，教農民如何開會，在農村培養「村議會」萌芽，並且給這些代表頒發「村民議員證」，讓他們成為新一代鄉紳。
鑑於當時的制度無法提供農民議員的經濟待遇，野夫和夥伴們在成都成立了一個基金會，負責給村議員發放每日「務工補助」200元。這個基金會並且撥款給這個村發展地方經濟，培植經濟作物。野夫說，這是他們在這個農村進行的「建立公民社會」的實驗。
野夫認為，村民代表掌握救災物資分配，意味村支書和村長權力下放了，此前，即使是中國農村小村莊，也是國家壟斷全部權力，在這個意義上，民間社會與國家力量之間有了制度層面正面互動。在野夫看來，村民議員談不上是政治體制改革。村民議員只能叫做最底層的民主實驗。
第二階段民主實驗：鄉鎮人大代表專職化
從村民議員實驗的經驗中更進一步。野夫找到了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幫忙，並與北京官方智庫和機構策劃出一個鄉鎮人大代表專職化實驗方案：每個鄉鎮選出2個有副科級待遇的專職代表，配專車，辦公室和津貼。野夫說，所有縣委常委被請到北京聽取專家介紹的方案並在北京沒有部署的情況下，這個縣從2010年起開展了官民合作推動的鄉鎮人大代表專職化，意味着人大代表專職為民眾代言，解決問題，而非目前的兼職制度。
野夫回憶說，考慮到敏感性，他們打算在基層悄悄進行並希望以此撬動中國政改，一位《四川日報》記者得悉並報道後，媒體報道接連而至，最後是央視專訪縣委書記的專題報道送中宣部審查後，時任人大委員長吳邦國親自打電話，要求時任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下令立即停止。北京隨後專門修改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法，明確下令「代表不脫離各自的生產和工作。」
野夫的農村田野調查和這場夭折的民主實驗記錄在博登書屋最近出版《大地呻吟：中國基層政權運作現狀的觀察與思考》當中。
中國改良主義夢想破滅
野夫回憶說，他當時懷抱改良主義熱情低調推動政治實驗遭到挫折後，他看到了不僅從頂層和基層推進政改都毫無希望。儘管如此，中國頗有影響力的《財新周刊》2024年仍然發出了《改革亟須新突破》的聲音。野夫說，隨着自己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深入研究，他相信制度本身不存在改良可能，所有改良努力本質上僅是為政權續命：為了鞏固專制，而可能做一些鬆動。無論是鄧小平南巡之後的改良，還是越南的改良，共產黨並不想放棄一黨專制。野夫說，「這就是他的癌細胞。所有的改良最終都要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只有像台灣這樣不是共產主義的政權才有改良的可能。」
中國嚴密的維穩系統使民眾難以發動抗爭和革命
當今中國的數字極權和社會維穩模式下，使得民眾難以發動抗爭和革命。野夫說，就是中共體制推動維穩的政治責任制，基層政府官員的第一任務是穩定壓倒一切，而不是發展經濟。
曾擔任警察，在縣委工作過並對農村基層政權進行過調研的野夫告訴美國之音，僅僅在一個縣級政權里，中共就有一套完整的情治系統。國安、刑偵、治安、內保、政法委維穩都有他們各自的線民。在農村地區，凡是有個三五人家的院落必有一個線民。野夫也表示這些信息他只能「點到為止」。
除了縣級政權的情治維穩系統，野夫說當今中共任何一個縣政法委都有針對突發事件的預案，至少規劃到發生5萬人的突發事件的時候如何對付，相應的到北京中央政府，則有針對500萬人突發事件的預案。他熟悉的縣級政權的預案「設計好得很」：何時動用警察、武警、特警、請求武裝部民兵支援、請示正規軍支持，「你記住他的設計精密之程度遠超我們民間的這些人的想像」。
革命抗爭代價高昂，多以失敗告終
野夫發現中國歷史上不同類型的民間抗爭和革命運動大部分是失敗告終。六四造成了巨大的生命犧牲，中國民主黨的行動結果是每個參與者被判10年以上徒刑，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運動徒留悲劇和失敗。他認為20世紀初期的孫中山的革命是二十餘起暗殺暴動組合的革命，並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最終辛亥革命成功還是軍隊起義的結果。唯一成功的是毛氏革命。毛澤東以秘密組黨、外援、武裝起義和農村包圍城市，從1921年開始，直到1949年，花費了20多年的時間才取得成功。
野夫也表示，根據自己和朋友的個人經驗，他不支持流血革命，因為對個人，家庭和社會的代價都過於高昂。
極權是否必定走向民主？
既然改革已經終結，數字極權加中國維穩模式讓街頭革命和傳統革命均不可能，那又如何解釋沒有一個專制政權能夠持續的現象呢？野夫回答說，關於這個問題他與許多學者討論過，但是都沒有人能回答。美國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裴敏欣認為，極權體制自我改造變成民主政權，這種例子至今是沒有的。除非被革命推翻。極權政體儘管可以抵制、延緩民主化，但是它有一種自我毀滅機制，最終將難以為繼。
野夫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確實需要一場革命，但這是一個升級版的革命。至於什麼是這個升級版本的革命呢？他現在也設想不出來，但是它一定存在。因為人類終將走向從野蠻走向文明專制，終將從獨裁走向民主，這是一戰以來世界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