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特朗普的支持者排斥外來者，不如說他們更愛自己的家鄉，愛自己的社區，愛自己的文化傳統。他們對美國在國際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太感興趣，甚至對國際事務不太關心。
"美國優先"對他們而言很簡單，那就是，美國應把重要的精力和資源放在解決自己的問題、應對自己的挑戰上，處理好自己的事務是第一位的，要讓美國公民，尤其是美國中下層民眾的生活得到改善，要讓美國經濟繁榮強勁，要讓美國社會安全有序，像以前一樣。26
特朗普強調，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保護和服務本國公民而不是外國人，包括那些非法移民，美國政府沒有理由不把美國公民放在首位。27儘管此前也有總統表達過對非法移民的擔憂和不滿，但在過去幾十年中，沒有哪位總統象特朗普一樣對待非法移民的態度如此明確、如此堅決。28
美國建國二百四十多年來，他是第一位下令在美墨邊境建牆的總統，而且，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幾乎完成了此項任務。
在一些人看來，特朗普的"美國優先"論和附條件全球化政策體現的是一種應受譴責的民族主義，因為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才符合歷史的潮流，才是進步的，才是人類應當追求的。
但是，對於特朗普主義而言，雖然狹隘的、反自由的民族主義對國內和國際的自由和平秩序是有害的，但是，健康的（開放的）、自由的民族主義卻是有助於實現國內和國際的自由和平的。
從歷史上看，只有當民族國家興起之後，隨着政體理論和制度設計的不斷完善，自由社會才逐步成為可能，人們才實現了自由而和平地生活在一個共同體中的政治理想，而且，這樣的共同體讓不同族群的人既找到基本共識又保持自己的多樣性。
經驗表明，民族國家既有助於實現自由，也有助於捍衛自由。無論是英國，還是荷蘭、瑞士或者美國，都是隨着民族國家的建立實現自由共和國的理想並能夠捍衛這一理想的。29
那種拋棄民族國家的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聽起來十分動人，但是，一方面，缺乏實現這種目標的可行性決定了它不過是個烏托邦—至少在可以預見的未來；
另一方面，由於它過於強調統一性而忽略多樣性、強調中央性而忽略地方性，因而即使有一天能夠實現，也很難保證它不以犧牲自由為代價。
歐盟的有限實驗表明，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推行對自由構成威脅，英國的退出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讓左右的建制派都難以理解，比如，他從阿富汗和伊拉克撤軍，退出和伊朗的核協議，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退出世衛組織，退出眾多多邊貿易協議，重新簽訂雙邊協議，甚至發起了"貿易戰"等。這被很多人認為是回到孤立主義，回到貿易保護主義。
其實，他們不知道，特朗普主義的外交政策秉持的是一種"有原則的現實主義"（principled realism），它是"美國優先"綱領下的明智選擇。
其核心在於，美國應當把本國公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應當把大量的資源浪費在其他國家—尤其是伊拉克和阿富汗這種看不到希望的地方，很多國際組織都被不講正義的國家綁架了，大量的多邊協議對美國都是不利的。30
支持或者反對特朗普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美國本性的兩種不同理解，反映了兩套不同的美國敘事：
一個是"舊美國"，認為美國精神的奠基者清教徒是定居者而不是移民，贊同大熔爐而非多元文化主義，認為猶太-基督教信仰是公民宗教等。另一個是"新美國"，認為美國的過去是種族主義的、壓迫主義的，白人享有特權,美國是個移民國家,宗教信仰禁錮自由等。31
特朗普的當選和政策傾向喚醒了沉睡在很多人心中的那個"舊美國"，那個清教徒和美國國父們建立的"山巔之城"，那個以猶太-基督教傳統為核心、堅守有限政府和資本主義的美國，那個篤信國家認同和"大熔爐"的美國。
二、特朗普主義與美國保守主義的復興
從特朗普參與競選開始，一些人就認為特朗普不是共和黨人，並且，有不少建制派共和黨人反對他，甚至形成了所謂的"決不支持特朗普的人"（never-Trumpers）；同樣，他們也認為特朗普主義不是保守主義。
在筆者看來，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因為他們要麼是基於特朗普的行事風格或者其對建制派的挑戰而拒絕視其為共和黨人，要麼是基於他們秉持的"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來看待特朗普主義。32
從政策傾向與政治綱領的角度來講，特朗普主義無疑屬於（古典）保守主義――柏克開創的政治哲學和社會治理理念，無論是特朗普對內的經濟自由、社會保守政策，還是對外的移民限制、公平貿易等措施，都是（古典）保守主義所支持的，也都是美國歷史上保守主義者推行過的。33
即使連"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這樣的政治口號，也不是特朗普的首創。34很多人錯誤地視特朗普為美國政治中的異類，其實，他所代表的施政理念從來都是美國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甚至，特朗普的大部分支持者都不是意識形態極端主義者，否則，他很難當選為總統。相反，很多認為其生活方式和工作受到威脅甚至正在消失的美國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美國鄉村和小鎮上的中下層白人，都認為特朗普是自己的代言人。35
在很大程度上講,特朗普主義並非異類，而是美國文化傳統的一部分,即使特朗普的反對者也這麼認為。36
就特朗普的社會經濟政策而言，減稅、減少管制、反對福利國家等無疑是符合（古典）保守主義的，因為經濟自由、有限政府從來都是（古典）保守主義的基本主張。（古典）保守主義鼻祖柏克對市場的力量充滿信心，他說：
"市場就是消費者和生產者在相互發現自己需求時的會合。我相信，任何對市場是什麼進行過深思熟慮的人，無不被（市場）平衡需求的解決這樣的真相、確當、迅捷以及大體公正而感到吃驚。"37"我們民眾不應當違背商業交易的法則，它們是自然法，因而也是上帝的律法。這樣做不會有望緩解上帝的不滿，使其消除任何我們正在遭受的或者懸在我們頭頂的苦難。"38
在談到社會保障或者福利國家時，他意味深長地說："為我們提供必需品不是政府的權力。政治家們認為他們可以這麼做，是徒勞無益的傲慢。人民供養他們，而非他們供養人民。政府的權力是阻止邪惡，而不是在這方面，或者也許任何其他方面―做好事。"39保守主義者擔心，當政府過多介入社會經濟生活之後，它就會蛻變為一個"全能型政府"，人們在一切事務上都指望和依賴它。對於國家的行動邊界，柏克提出的原則是：
"國家應該把自己限制在真正嚴格的公共事務——公共和平、公共安全和公共繁榮——的範圍內。……有自知之明的政治家，會帶着智慧應有的尊嚴，只在這樣的高層領域、他們責任的原動力處，穩健地、警覺地、堅韌地和勇敢地來從事政治活動。其餘的一切事務，某種程度上都會自作安排。"40這種有限政府的觀念被後來的保守主義者們普遍認同。
作為一個商人，特朗普深知高稅收、政府管制以及福利國家對社會繁榮和個人自由的危害。儘管二戰後興起的新保守主義者也大體上認可市場經濟和經濟自由的重要性，但是他們對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還是有所保留。
譬如，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和貝爾（Daniel Bell）都認為，自由市場傾向於導致幾乎無休止的社會衝突和破壞，而資本主義則孕育着削弱社會根基的"文化矛盾"。41對於福利國家的態度，新保守主義者明確表示"一點兒也不敵視"，他們支持社會保障、失業保險以及某種形式的國家健康保險等。42
可以看出，在這個問題上，新保守主義者跟進步主義者或者民主黨沒有太大區別。以克里斯托的兒子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者成為"決不支持特朗普的人"，也就不難理解了。
就特朗普主義的社會層面而言，它是捍衛猶太-基督教傳統，反對墮胎和同性婚姻的，而這與（古典）保守主義無疑是完全一致的。大多數福音派基督徒之所以支持特朗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衛護作為美國精神核心的猶太-基督教傳統。這一傳統也是（古典）保守主義者始終珍視的。
無論是柏克，還是托克維爾，都強調過猶太-基督教傳統對於自由和西方文明的根本重要性。
柏克指出，人在本質上是宗教動物，有神論才是人的本性。他說："人天生地是宗教動物；無神論不僅與我們的理性不符，而且與我們的本能相悖，它的壽命不可能長久。"43在柏克看來，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源泉，如果人們拋棄了基督教，有害的迷信將會取代它。44
托克維爾發現，"美國人把基督教的觀念和自由的觀念在其頭腦中如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以至於他們無法想像，沒有一個，另一個還能存在……。"45"在美國，宗教不直接參與社會的治理，但是，它必須被當作首要的政治制度，因為如果說它沒有使人們偏愛自由的話，那麼，它也促進了自由的享用。"46
就特朗普主義的移民和外交政策來看，它對國家認同、公平貿易、美國優先的強調，都與（古典）保守主義一脈相承。柏克強調（民族）國家的重要性，甚至認為國家具有神聖性。他說：
"國家出自上帝的意願，國家與一切完美事物的本源和原初典型之間的聯繫也出自上帝的意願。上帝的這種意志是一切法律的法律、一切君主們的君主。我們這種團體性的忠誠、禮敬，我們對至高統治權的這種認可——我說這是國家本身的神聖化——是萬眾頌揚的崇高祭壇上的珍貴祭品。"47
柏克把國家看成一個有機體，一個有生命的存在，而且，他也贊同社會契約論，但與洛克、霍布斯、盧梭意義上的社會契約論大相逕庭。他把國家看成是一個在活着的人、已經故去的人和即將出生的人之間的契約，這是一個連續不斷的、有生命力的契約，它的維繫靠宗教、習俗、慣例、法令等。48
這樣的一個國家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有自己的國家認同，甚至有自己的國教。難怪柏克極力為英國國教進行辯護，儘管國教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49
托克維爾也對國家認同有着深刻的認識。當他訪問美國的時候，他發現英裔美國人的獨特之處，他們的清教徒精神、鄉鎮自治傳統、對獨立和自由的熱愛等，形成了美國的國民性，使其與北美的法國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地不同。這種獨特的國民性構成了美國的民情，而這種民情正是維繫美國民主的最重要因素。50
一旦它沒有了這種民情，其民主就很難維繫了。當下的美國正面臨着這樣的挑戰，這是為什麼特朗普主義主張限制移民，以保持美國的民情和國家認同。
美國的國父們同樣珍視國家認同對於維繫那個新生共和國的重要性，反對無限制移民。傑斐遜擔心大量來自歐陸專制國家的移民會對美國帶來負面影響，因為這些移民可能會把其政府的統治模式和氣質帶到美國，甚至會傳給子孫後代。51出於同樣的擔憂，漢密爾頓指出："一個共和國的安全根本上依賴於一種有活力的共同民族情感（common national sentiment），依賴於統一的原則和習慣，依賴於免受域外偏見的影響，依賴於對總是與出生、教育和家庭密切相連之國家的熱愛。"52
特朗普主義中的國際貿易理念，是最常被人指責為背離保守主義的。其實，此種指摘是沒有道理的，因為美國保守主義代表人物漢密爾頓以及後來的美國輝格黨人，都是特朗普對外貿易政策的先行者。儘管他們都強調對內實行自由市場，但對外則要求公平貿易，而非無條件的自由貿易。
在漢密爾頓看來，防止英國等國家的進口貨物摧毀美國的市場，保護美國的工商業，利用關稅等槓桿採取一定的保護措施是必要的。
那種指責漢密爾頓是貿易保護主義或者重商主義的看法是錯誤的，因為漢密爾頓的目標是複雜的，不是僅僅為了保護其工商業，而且還考慮到不能完全依賴國外市場、調動這個社會的生產積極性等因素。53
美國內戰前的輝格黨人也認為，在國際領域推行教條式的自由貿易，將讓美國的工人被迫與歐洲的工人進行競爭，而歐洲的工人由於工資低，美國的工人將失去競爭力，工資被迫拉低。而且，由於其他國家不會對美國取消關稅，美國單方面降低關稅無異於自我解除武裝。54
同樣，特朗普主義並非一般意義上反對自由貿易，反對全球化，而是捍衛公平貿易，支持有條件的全球化。國際市場與國內市場是不一樣的，它是國家之間的貿易關係，而不同的國家之間有着不同的對外貿易政策，如果一些國家對另一些國家徵收高關稅或者限制某些產品的進口，或者，如果一個國家出口的產品得到政府補貼，那麼，另一些國家就有理由認為這是不公平的貿易。
新保守主義者之所以反對特朗普主義，部分是因為他們反對限制移民的做法，也反對公平貿易和附條件的全球化。
可見，如果說特朗普主義不是保守主義的話，它的確與當代美國的新保守主義不同，但是它與（古典）保守主義卻是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講，新保守主義的問題在於，它放棄了（古典）保守主義的諸多原則，不斷向進步主義妥協，以至於它們之間的分歧不斷縮小。
譬如，新保守主義跟進步主義一樣，支持經濟干預和福利國家，支持放開移民，支持無條件的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等。問題是，倘若沒有了有限政府，沒有了資本主義，沒有了國家認同，沒有了自由和繁榮，新保守主義也就喪失了保守的對象。
特朗普主義則旨在回歸（古典）保守主義，堅守（古典）保守主義的原則和政治理想，堅守有限政府、資本主義和猶太-基督教傳統，並且根據現實需要調整自己的政策。
這是一種柏克式的政治智慧，既堅守保守主義的原則和理想，又懂得如何在紛繁複雜的現實世界中捍衛這種原則和理想。
歷史經驗表明，在很多情況下，自由本身無法保衛自由，它的獲得和維繫只能靠自由之外的手段，甚至是看似與自由不相容的手段。寬容、開放、多樣性、多元化等理念，本是自由的產物。
但是，無條件的寬容和開放，沒有邊界的多樣性，無限的文化多元等，都會摧毀自由本身。如果只沉湎於理想或者過於教條而不管現實世界，後果很可能是自殺性的。
無論是美國國父們，還是內戰時代的林肯，抑或是二戰時的丘吉爾，都深知，要想捍衛自由，有時不得不訴諸自由之外的手段。這是一個自由的悖論。（古典）保守主義對這一悖論的理解，遠遠超過其他政治哲學和社會思潮。
由於新保守主義放棄了（古典）保守主義的諸多原則，不斷向進步主義妥協，對美國當下面臨的國內外挑戰缺乏感知和回應能力，在流行了三、四十年之後，它基本上走到了盡頭，在美國知識屆和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影響越來越小。
秉持有原則的現實主義，特朗普主義將取代新保守主義，給美國保守主義注入新的活力，或者說，讓美國保守主義重回古典時代，重回柏克、聯邦黨人、托克維爾的政治智慧和回應能力。在某種意義上講，這是美國保守主義的又一次復興。它標誌着柏克式的（古典）保守主義再次登場。
三、簡短的結語
在柏克及其追隨者看來，雅各賓主義是保守主義的頭號敵人。源於法國大革命和歐陸啟蒙運動的雅各賓主義，鼓吹理性至上，信奉進步主義，迷戀平等觀念，倡導激進變化，嘲笑傳統道德，蔑視私有財產，敵視宗教信仰等。
雅各賓主義並未隨着法國大革命的結束而煙消雲散，相反，其基本主張為後來出現的各種左翼意識形態和激進思潮所繼承，在歐美成為批判、解構和瓦解西方文明的主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