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榜樣的大流行與儒家思想的泛道德主義的理想背景有關，儒家倫理的基本立足點是「人性本善」，為此就該發揚光大，促使人人都嚮往善的高地去盡力而為，就會抵達至善世界「大同社會」。老夫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程朱理學示「存天理」，王陽明稱「滿街皆聖人」······
「榜樣是旗幟，代表着方向；榜樣是資源，凝聚着力量。」雖說，中國人有帝王崇拜，君主崇拜，領袖崇拜，進而還要封受崇拜者為「神」，但此神絕非西方人的人格之神的上帝。中國之「神」可隱喻為處在遙遠的「天邊」一端，這「天」顯然不是尋常百姓所能夠企及，那麼如何去「天人合一」呢？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所理解的「天使」，即由偉大領袖欽定了的「好榜樣」，他們當然算作是「人」，遂看作為偉大領袖與人民大眾之間的聯絡員，現實生存中的天人合一即可延伸為：人民大眾要與「好榜樣」積極靠攏。
在世俗的中國人看來，只要「榜樣」獲得了一定的名聲，便意味着其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確立了起來，於是大眾粉絲湧現，趨勢附炎，或亦步亦趨。然則當代中國式「榜樣」（模範）之標榜，顯然是一種「權力意志」（尼采）的宣示，浸透了政治立場的「忠心」二字，對黨、對國家、對領袖的絕對忠誠絕對高於道德的自在律令，這就是紅朝中國的「內聖外王」。
中國式道德泛化的說教完全漠視人性的幽暗之處，故必定導致極度虛假偽善！
（8）行伍崇拜、大兵優越，外儒內法
行伍、大兵之所以那麼得寵、得勢，蓋因彼等為一專事殺人的機構或組織人員，即為一個「必要之邪惡」（斯賓塞）而得以確立。為了維持這麼的「邪惡」存在，就必須予彼等以馴化，規訓，予彼等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忠誠性、服從性、嚴酷性，因為這些必要的軍人品格特別需要運用在邪惡的殺人場景！
若能讓這些嚴酷的品格為目的去規訓、馴化尋常百姓，冠之以「革命」的名義來孵化他們內心，成長為他們堅定的信念和意志，如此則豈不坐穩了紅色江山？看吧，這就是紅色皇朝統治者的狂妄之念！這些狂妄儘是出於唯目的論，哪裏會顧及手段的運用？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在他的《社會靜態學·忽視國家的權利》中精闢地論述道：「國家使用邪惡的武器來制伏邪惡，並且同樣要被它所處理的對象和運作的手段所污染。」
身披軍服，在那個瘋狂年代則是「革命派」的身份標識，是革命精神的時尚大抒發。有人認為，那個時代的軍裝大流行代表了「尚武」的美學趣味，對此我該說，此等「尚武」美學實在地展示為山野村夫的粗俗趣味，因為真正美學上的「尚武」理應展現出雄性的豪放和英姿來，譬如須有稜角分明且突出，高聳且硬化的帽子前沿和上裝墊肩等等，這些美觀猶如動物打鬥那般的張牙舞爪，又例如納粹德國的虎式坦克車其大部分的裝甲角度是垂直的與其他結構相連接，就是顯得這般的雄性壯美。反觀中國文革時候男女軍裝，所有的邊緣部位全都是圓潤連結，展示為女性般的溫和和柔軟，但若單講文革女軍裝的女性美，則又是差之千里，其毫無展示出女性身材線條的曲線之美。
由此可以說，山野村夫審美觀大流行、大時尚的更為深層的政治意圖是「農村包圍城市」——嫉妒城市文明，以及反智、仇知等等的極左意淫。
行伍、大兵之崇拜，另有一側面的大義即是「外儒內法」：表面上，堂堂名義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仿佛是展示其「忠恕之道」，但骨子裏卻是絕對的嚴苛無情，為了嚴厲苛刻，殘酷無情，就得盡力動用「邪惡」力量，即槍桿子的威懾力，於是大兵用上了。
（9）高大上崇拜、偉光正渲染，假大空流弊
文革時期宣傳畫，最醒目之處是，充滿了宏大敘事的鼓譟，冠冕堂皇的喧囂，滿紙荒唐言，卻無辛酸淚！
典型的紅色口號、標語和詞彙有：大革命，愛祖國，愛人民，紅太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階級鬥爭，鬥私批修，繼續革命，為共產主義奮鬥，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等等。
口號標語的血脈僨張，極度頌揚，恰表明承襲了老舊傳統的腐朽思想，這裏有儒家的性善論、理性至上，大同世界，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慾」，王陽明「心性之學」，等等。同樣的還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王國，妄想構建於排斥私人情慾和利益的公有制的基礎上，還有各路自稱是「彌賽亞」者來提供末世得救的諾言，無不表明了：大而無當的政治，就是好高騖遠，必定會帶來虛無縹緲，海市辰樓。
上述諸類預言和諾言互相激勵，相映生輝，這些均是建立在虛假的「人性本善」立足點上，偏偏要遮蔽人性的幽暗之處，這些都可用「強道義論」來描述其倫理學譜系。過分強烈的道德敘事和傾訴，恰是如尼采所描繪的「末人德性」，即小人心境也。蓋因小人的超越情懷特別匱乏，故而頗難理解事物能夠演化和展開的情景。
由強道義論（義務論）作引申，便可推論出強目的論導向：只顧目的如何崇高無比，卻不擇手段。再有，就是強動機論導向：只講先驗的動機如何，卻莫談後驗的效果怎樣——毛親手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政治導向就是如此！
寫於2024年10月1日
美國紐約州羅切斯特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