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尊敬是光榮的，但是在新社會中，人是不該戀戀不捨地回味過去，而需要面對明天，爭取為新社會服務，專憑賣老字號，而不充實自己，不久一定會垮台。字號越老，才越需要改造。老的東西不是更容易腐壞嗎？
在這裏，我願意跟在座的老作家們一起下決心，給年輕人起做個好榜樣，認真學習，熱誠地學習，教我們返老還童。不要老氣橫秋地甘心斷絕了自己的文藝新生命！我不再多說，我願在學習中和學習後再說出我的一切毛病和心得。】
此文發表在1951年第5卷第5期的《文藝報》上。一位在舊時代就著名的老作家，以這種溫和而誠懇的口吻談自己的認識，歌頌改造自己的學習，更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
沈從文很想學習，以不斷絕文藝新生命，結果呢，到故宮當講解員去了。巴金很想學習，寫了小說《團圓》，歌頌「最可愛的人」，反而挨批。曹禺一直在努力學習，結果呢，再也沒寫出好東西。大家都想學習，問題是，學的是什麼？
二十多年後，《武訓傳》批判被羞羞答答地否定了，文藝整風、思想改造成了「洗腦」的同義詞。聽話的老舍，與老舍的聽話，意義何在？
四
五七年反右派運動，吳祖光被周揚、夏衍、田漢等人構陷成右派。在批吳祖光的大會上，為了說明吳祖光內心的骯髒，老舍舉了兩個例子——
吳祖光年輕的時候常到廣和樓聽戲，戲園外有個臭尿池，池旁邊有個豆腐腦攤。吳祖光欣賞這裏的豆腐腦，欣賞一旁的臭氣逼人的尿池，欣賞一旁站着挨打受氣的科班學生。他不管尿池怎樣的臭，也不管挨打挨罵的小學生如何痛苦，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賞的是他自己。（老舍：《吳祖光為什麼怒氣衝天》，載《劇本》1957年第9期。）
吳祖光也留戀舊日劇場的後台——那裏有挎着槍的國民黨特務，特務對演員講最淫穢的笑話，演員的臉都嚇白了，但仍得裝出笑臉聽他們的不堪入耳的笑話。而吳祖光卻——
喜愛這樣的後台，欣賞那些掛着槍的特務，欣賞那些淫穢的笑話。他認為這樣的後台好極了，溫暖極了，很有戲劇性，是他創作的源泉。至於演員如何被人家欺凌，被人家戲弄，他是不管的。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賞的是他自己。（同上。）
老舍的批判也帶着他的個人風格，不像曹禺。剛入黨的曹禺，一連推出兩篇檄文。在《吳祖光向我們摸出刀來了》一文中，曹禺把吳祖光比成強盜的同夥和坐探：「我的感覺好像是，一個和我們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對隔壁說起黑話來，而隔壁的強盜正要明火執仗，奪門而進，要來傷害我們。吳祖光，在這當口，你這個自認是我們朋友的人，忽然悄悄向我們摸出刀來了。」在《質問吳祖光》一文中，曹禺發現吳祖光摸出的是三把刀子——第一把是反對領導（「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第二把是今不如昔（吳祖光說過「今天的社會不只是和1943年的重慶的社會有這麼多相似的地方，而從戲劇的角度上看，比當時還壞」。）第三把是知識分子的口是心非（吳祖光在一次發言中談到：「譬如賢如曹禺同志也有所謂想怎樣寫和應該怎樣寫的問題。口是心非假如成為風氣，那就很不好，這種情況必須改變，這就難怪我們的劇本寫不好」。）曹禺這樣回答吳祖光：「我曾經寫了一個歌頌黨對高級知識分子團結改造的劇本《明朗的天》，今天我要說，在《明朗的天》中我把那些壞的高級知識分子還是寫得太好了。有些高級知識分子（今天看，有些果然成了右派分子）暴露出來的醜惡思想和行為，實在太齷齪、太無恥」。
五
文革後，曹禺談到吳祖光：「我是對不起他的，當然，還有一些朋友，在反右時，我寫了批判他的文章。那時，我對黨組織的話是沒有懷疑的，叫我寫，我就寫，還以為是不顧私情了。不管這些客觀原因吧，文章終究是我寫的，一想起這些，我真是愧對這些朋友了。現在看，從批判《武訓傳》開始，一個運動到一個運動，總是讓知識分子批判知識分子，這是一個十分痛心的歷史教訓。今後再不能這樣了。在文革中，我躺在牛棚里，才從自己被打倒的經歷中，深切地體驗到這些。」
吳祖光和曹禺的學生劉厚生，對曹禺的表現做了這樣的分析：「解放初期，他覺得共產黨什麼都是對的，要他幹什麼，他就幹什麼。另外，他也是既得利益者，比起解放前，他的地位、名譽和待遇要高得多，統統都有了。在經歷了一段之後，他很清楚，每次政治運動過後，要麼都有，要麼都沒有了。這點，他看到了，所以，每到關鍵時刻，他就猶豫了。說真話，還是跟着表態？這時，他就不那麼率直了」。
如果老舍活着的話，他肯定會像曹禺一樣向吳祖光表示懺悔。他知道，他所說的「廣和樓」，出自於吳祖光1956年2月寫的一篇文章——《三百年來舊查樓——廣和劇場的故事》。在這篇散文中，吳祖光追述了廣和樓的歷史，講到了梅蘭芳對廣和樓的深厚感情，回憶了少年時代在那裏看戲時的種種趣事。他確實提到了那裏的豆腐腦和尿池：「院子裏一直通到東面劇場的地方擺滿了小吃攤子，有餛飩，滷煮小腸兒、豆腐腦、爆肚兒、燒餅、奶酪……緊挨着這些賣吃的旁邊就是一個長可丈余，廣及三尺的尿池。可是吃東西的人還是接連不斷的。這裏的小吃都是有名的，我至今還能回味廣和樓的滷煮小腸兒和豆腐腦兒等等的滋味之美」。他也提到了那裏的科班學生：「北房三間上面附帶三間小樓的是廣和樓的賬房，出科的學生每天演完了戲就到那裏去拿已經為他數好的『戲份兒』。富連成的班主葉春善經常正襟危坐在當中的太師椅上，我們看戲的經過時趕上開門常能看見他」。是什麼力量使性情真淳的老舍從這些文字裏發掘出「反正受苦的是旁人，欣賞的是他自己」的內涵呢？我們不得而知，我們知道的，是吳祖光在文中的感慨：「我們的生活里充滿多少日新月異的變化啊！從一個廣和樓劇場也能看見我們的新中國：把舊的、腐朽的摧毀，把新的、美好的建設起來！」為什麼做人做事一貫認真的老舍，竟毫不顧及作者這些發自肺腑的感情呢？
至於老舍提到的後台，在吳祖光的生命中佔有重要位置。1943年他寫過一篇《後台朋友》的散文，兩年後，他把此文收到集子中，並以它作為散文集的名字。在此文的結尾，吳祖光寫了這樣一段話：「我愛後台，我愛戲劇。我是那麼深，那麼深地愛着的。然而有誰不愛呢？除了那些頑固派的偽君子之外，有誰不愛呢？」他之所以對後台有如此深情，不但是因為在後台工作的「那麼多的無名英雄」讓他感動，更主要的是後台給了他巨大的精神安慰：「尤其在抗日時期那樣悠長的歲月里，我們在飄泊流浪中生活，生活里總免不了有些挫折和不如意的事情。在發愁的時候，後台給我快樂；在痛苦的時候，後台給我溫暖；在寫不出東西來的時候，後台給我啟發；在灰心喪氣的時候，後台給我鼓舞……」
在反右運動開始的前幾天（1957年5月12日），《劇本》雜誌的記者採訪吳祖光，吳祖光批評了戲劇界「難得聽到真話」，「比如賢如曹禺同志，也有所謂『想怎麼寫和應該怎麼寫』的問題。口是心非假如成為風氣，那就很不好」。他又向記者講到了解放前的後台，並且與解放後的後台做了一番對比：「我們具有傳統的親切、溫暖，就像家庭一般的劇院和後台已經變成了衙門；別的不談，第一道關就是『門禁森嚴』，『閒人免進』。像我這樣的閒人因此緣故，已經幾年沒有像從前那樣到後台去取得溫暖了」。
此文發表在1957年的《劇本》上，老舍以「後台」做文章，是受了這篇文章的啟發。吳祖光在文中沒有提到那些在後台橫行的特務，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強調的是後台美好的一面。深諳文理的老舍何以會失去常識？這種穿鑿附會為什麼會發生在宅心仁厚的大作家身上？老舍當初是吳祖光和新鳳霞的主媒人，他是否想用這種拙劣的口誅筆伐來擺脫干係？換言之，老舍是否也像曹禺一樣，為了保住自己的名利地位而對朋友落井下石？
六
蘇叔陽寫過一個紀念老舍的戲《太平湖》，在排練的時候，「一位文革時還沒念小學的年輕演員突然哭起來，說他簡直不明白這麼熱愛新中國，熱情歌頌新生活的老舍為什麼會遭到那樣的命運。」蘇叔陽沉痛地告訴我們：「這位年輕朋友的提問應當載入史冊，成為我們民族永恆的提問和思索。」
為什麼信仰危機，道德凋零？
為什麼「反自由化」無疾而終？
為什麼加害者與受害者常常同為一人？
為什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為新時期的座右銘？
……
如果老舍先生九原重坐，還會「聽話」？還會「出活」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