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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話出活」的啟示——老舍投湖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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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法國學美術的博士拿着北京地圖,尋找太平湖。跑了一整天,回來告訴我,太平湖沒有了,原址上是一大片「鋼筋水泥森林」。這不奇怪。城市建設不會在古蹟面前讓步,房地產開放不在乎人文景觀,何況,這正是某些人求之不得。

文革十年,知識分子的非正常死亡出現過三次高潮,老舍死在了第一次,那是1966年8月24日,史稱「紅八月」。在這段時間裏,據官方公佈的數字,北京市的非正常死亡1772人。老舍是其中的著名者。

老舍之著名,與他的「聽話出活」有關。作家聽話,就要出活,應時奉命之作,就要多寫快寫。1951年初,毛澤東在《人民日報》上發現了一篇可心的文章——《我家兩年來的變化》。作者是貝滿女子中學的教師步春生,這位美國教會學校畢業的知識女性在文章中述說了北平解放以來一家人的變化,盛讚共產黨、新社會。毛告訴周恩來,應該把此文寫成劇本,搬上銀幕,以廣為人知。周恩來電示電影局,陳波兒一時愁雲密佈——他們帳下的編劇都不熟悉這類知識分子,她突然想起了當時紅遍了北京城的話劇《龍鬚溝》,於是把這個「光榮的任務」交給了老舍。聽話又出活的老舍,以極大的熱情完成了劇本,又按照電影局、藝委會、創作所等處的意見做了修改。可是當電影指導委員會審議這個劇本時,與會者竟鮮有人看過劇本,老舍無怨無悔,將四萬多字的劇本從頭到尾給與會者誦讀一通。

四十年後,蘇叔陽批評這個劇本「粗糙」,「劇情的進展過於平直,沒有起伏跌宕;人物的個性缺乏色彩,故事簡單、人物心態也簡單、外露;甚至在語言上也沒多少老舍式的豐彩。」就是一個「急就章」。與此同時,蘇叔陽也高度地肯定了老舍在這部劇中投放的熱情:「作者把自己對新國家、新生活、共產黨的滿腔真摯的熱情,一併交給了劇中人,讓他們一個個成了這熱情的號角和鼓手。」「老舍先生的觀察和感受是那樣細膩和真切,他把自己剛剛感受到的點點滴滴都宣洩到稿紙上。他寫的許多平凡的細枝末節,在今天看來平凡到不值一提,但那時卻充滿着一種新奇感,仿佛都是革命性的巨變,讓剛剛從美國回歸祖國不久的老舍先生興奮不已。他把自己的這種感受寫進了作品。這種真摯、這種發自內心的真情,令人深深地感動。」

綜合蘇叔陽的說法,可以說,此劇是一部洋溢着真情的粗糙作品。它的可貴之處,是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平凡而真實的細節,從這些細節里,我們可以解讀出好多東西。

細節一:

聽說解放軍進城了,出身貧寒,相貌漂亮的護士李芳,一反平時好打扮的作派,在「花棉襖外面罩上了藍布褂」。趙媽(馮家的女僕)問她:「喲,李小姐,今兒個怎這麼素淨啊?」李芳應答:「解放軍進了城,不能再花狸狐哨的啦!」趙媽說:「那正合我們窮人的適呀!」

「花狸狐哨」是女性追求的一種美,這種美適合人性,但不合適新社會。趙媽說合我們窮人的適,並不意味着窮人就不好美(事實上,窮人更愛「花狸狐哨」),而是因為窮人沒有好美的條件。新社會把審美定於一尊,將素淨之美,冠以階級之名,扼殺了其它的審美。在思想改造的大纛下,這種審美會把其它的穿戴打扮,視為異類。而一旦時機成熟,它就會國家機器的保護下,藉助紅衛兵的「破四舊」,剪長發、毀旗袍、砍高跟,把全國上下弄成一片灰藍。

細節二:

從英國回來的馮光斗大夫,進了自家的院子。院中已貼好標語:「歡迎爸爸回國!」「歡迎愛國的爸爸!」「為人民服務!」等等。還有大明寫的一條:「我們愛毛主席,我們愛爸爸!」馮大夫(看標語),說:「在香港聽說,只准愛毛主席,不准愛爸爸,多麼可笑!」

歷史地看,香港的「反動宣傳」非但不可笑,而且很有預見性。若干年後,中國大陸就只准愛毛愛黨,而不准愛父母了。香港的反動派從階級鬥爭的理念中,看到了人倫親情的末日;從「大救星」的稱謂里,看到了「造神」的生機。從《東方紅》就聞到了《唱支山歌給黨聽》,就嗅到了「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事實證明,可笑的不是海外的反共宣傳,而是老舍和他的化身馮光斗大夫。正是他們的輕信與聽話,把自己送進了太平湖。

細節三:

當時正值抗美援朝,知識分子對跟美國打仗轉不過彎來,故事的女主人公岳春江是個積極分子。學校黨支書動員她給本校的教員們做思想工作:「你既不在黨里,又受過教會學校的教育,你說話不會招大家疑心。」

岳春江帶了頭:「我當初受過教會學校的教育,我現在來控訴。那時候,我們的校長,一個美國老太太,每天要檢查我們,看我們擦了口紅沒有,襪子縫直不直,坐着要拉好衣襟,鼻子上老得撲粉,不准發紅……這就是教育,她和那些美國教員不喜歡我們中國話。她們天天告訴我們,慢慢的我們自己也承認了,美國的一切都比中國好,中國人是低等民族……這種教育使我不敢挺起腰板做人,使我自卑,苟安!我們今天一定不要怕美國,真理不是槍炮所能打碎的!」

剛從美國回來的老舍應該知道,在文明程度上,當時的中國從整體上講,遠不如美國。美國老太太的例行檢查,是在用另一種文明強調女性的教養。美國人的「美國中心主義」充其量才一百年,中國人的「華夏中心主義」少說也有上千年。美國人不喜歡中國話,中國人何嘗喜歡美國話!美國的教會學校當然要宣傳美國好,中國的孔子學院能說中國壞嗎?老舍借岳女士之口,喚起民族自尊心;借民族自尊心,宣傳民族主義。這個民族主義是個雙刃劍,它既可以激發學大慶、學大寨、造導彈的熱情,又足以喚醒義和團精神——火燒英代辦處,打砸日本車,叫囂武力,擁抱戰爭,以統一之名「解放」台灣。

對於這樣一個為時政做宣傳,為執政黨歌功頌德的劇本,電影指導委員會全體通過了。然而,不識好歹的江青卻不通過:「老舍執筆寫的《人同此心》就不要搞了。老舍自己就是個沒有經過改造的知識分子,他哪能寫好符合我們要求的電影劇本?怎麼改也改不好,乾脆,拉倒吧!」

這是「聽話出活」的人們最初嘗到苦果,老舍們的命運註定是通往太平湖的,江青的下場,也從這裏透出了消息。

「聽話出活」遇到政治運動,就要做兩件事,一是檢討反省自己,二是批判揭發別人。1951年11月,在電影《武訓傳》批判之後,文藝界開展整風運動,老舍寫了《認真檢查自己的思想》一文——

【我不準備多說話,我準備充滿熱情的和朋友們一塊兒學習,從頭學習到底。在學習的進程中,我可以預料到,我會一點一點的發現我心裏的毛病,現在,我還沒法子說出那些毛病都是什麼,使用一部機器,要時常的檢查,擦泥、上油。我們經常使用腦子寫文藝作品,可是並沒有時時檢查,擦泥、上油。是時候了,我們應當馬上詳密地檢查我們的思想。一部機器壞了,不過成為廢物而已,不會興妖做怪。我們的思想有毛病,卻還可以產生作品,產生無益於自己,有害於人民的作品,這是多麼可怕的事!

一個有文化有才氣的文藝工作者,怎麼會做出損人不利己的事兒呢?可是,就拿過去的幾個月來說,報紙上、刊物上所檢討的那些有錯誤的文章,小說、戲劇、電影、連環圖畫,還不是咱們自己人的「創作」嗎?是的,正因為咱們有文化有才氣,咱們才愛自傲自誇,什麼「下筆萬言,倚馬可待」;什麼「懸之國門,不能更改一字」,全是咱們自己的吹牛誇口啊。最容易犯「聰明反被聰明誤」的毛病的,就是咱們文藝工作者,我自己是其中的一個。

還是拿我自己來說吧,我很自傲我有點幽默感,結果呢,在我以前的,甚至於現在的作品中,我就往往不管立場,凡事都付之一笑,大家妥協,天下太平!妥協,還要革命幹什麼呢?我沒反對過革命,可是我的沒有原則去幽默,就無可原諒地發揚了敷衍苟安,混過一天是一天的「精神」。這多麼危險!假如我現在還不及時地去學習思想,改造思想,我便是自暴自棄,自絕於人民與人民革命!

因為我有二十七年的文藝工齡,大傢伙兒往往叫我老作家。一般的說,「老」字表示尊敬。可是,假若一個老作家在思想上還跟不上後起的朋友們,又有什麼可尊敬的呢?假若我自己承認:既是老作家,就不必再求思想往前進,豈不是倚老賣老,越來越沒出息麼?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記憶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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