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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鄧小平真的曾經有意推動民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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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基本原則」本身,正是鄧小平本人提出的中共的基本治國綱領。鄧小平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雖然推動了經濟改革,但其「四項基本原則」始終是中國改革的紅線和底線,這明顯限制了任何形式的政治民主化的可能性。鄧小平在八十年代曾經發動和堅決支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甚至宣稱「反自由化要說一百年」。 戴晴的言論試圖將鄧小平描繪成一個追求民主的領袖,這無疑是一種對歷史的扭曲。鄧小平所做的一切,更多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的統治地位,而非實現民眾的政治自由。他在六四事件中的作為,徹底揭示了他對政治改革的真實態度。

最近,作家戴晴的言論再度引發關注,尤其是她對晚年鄧小平的描繪,令人無法苟同。作為曾經推動中國思想解放的知識分子,戴晴如今卻聲稱鄧小平曾有過未實現的民主夢想,甚至將他塑造成一位追求民主的政治領袖。這樣的言論,模糊了鄧小平在中國歷史上所扮演的複雜角色.。我覺得我們有必要澄清一個問題:鄧小平真的曾經有意推動民主嗎?

戴晴的言論,集中於鄧小平對中國未來的設想。她聲稱,鄧小平認為中國最大的危險不是自由化,而是左傾;他希望中國能夠像香港,台灣那樣發展,言下之意,鄧小平的晚年,曾經夢想中國能轉型為民主社會.。然而,這種說法,是對歷史的嚴重歪曲。

首先,戴晴在論述中提到鄧小平曾經想過要把「四項基本原則」從憲法中刪除,但是她沒有提到的是,「四項基本原則」本身,正是鄧小平本人提出的中共的基本治國綱領。鄧小平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雖然推動了經濟改革,但其「四項基本原則」始終是中國改革的紅線和底線,這明顯限制了任何形式的政治民主化的可能性。鄧小平在八十年代曾經發動和堅決支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甚至宣稱「反自由化要說一百年」。這些話語表現出他對政治開放的強烈抵制,而不是嚮往。這些歷史事實,戴晴並沒有提及,反而根據一兩句聽來的傳言,就將鄧小平描繪為一個支持政治開放的領袖,這種選擇性忽視呈現的,並不是完整真實的歷史。

談到鄧小平的政治遺產,無法繞過的就是1989年的天安門六四事件。戴晴的論述試圖把鄧小平描繪成一個有遠見的改革家,但她對鄧小平在六四鎮壓這個問題上的主要的責任卻避而不談。當年,鄧小平在黨內擁有絕對的權威,他的決定直接導致了對學生的武力鎮壓,這再次顯示出鄧小平對民主改革的強烈牴觸心態。趙紫陽作為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因反對武力鎮壓而被鄧小平罷黜。他在晚年曾經指出,鄧小平的所謂「政治改革」是有底線的,一是不能觸及中共統治集團的利益;二是不能背離一黨統治的基本制度。趙紫陽也作證說,在1989年,鄧本人的強硬立場正是導致六四事件悲劇的關鍵因素。換句話說,如果鄧小平真的有推動民主的願望,他本可以選擇和平解決這場抗議運動,而不是訴諸武力鎮壓。趙紫陽長期追隨鄧小平,他對鄧小平的內心真實意圖的認識,應當比跟鄧小平沒有什麼接觸的戴晴,來得更為清楚,更為深刻。

回到鄧小平是否曾有意推動民主這一問題上,我認為,我們必須從歷史的角度審視他的整體政治遺產:第一,鄧小平的確積極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但是他的目的並不是中國的民主化,而是中共的統治能夠更加穩固;第二,政治上,他始終堅守一黨專政的底線。即便他在某些時刻表達過對左傾的擔憂,這這並不意味着他對民主改革持開放態度。相反,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始終將中國的政治發展乃至於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統統限制在了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框架內,而且事實上,他也未曾推動任何實質性的政治開放。

總之,戴晴的言論試圖將鄧小平描繪成一個追求民主的領袖,這無疑是一種對歷史的扭曲。鄧小平所做的一切,更多是為了鞏固共產黨的統治地位,而非實現民眾的政治自由。他在六四事件中的作為,徹底揭示了他對政治改革的真實態度。對於一個在關鍵時刻選擇用槍口對準人民的領袖,我們如何能相信他會希望把中國帶向一個民主的未來呢?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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