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ranko Milanovic and Li Yang
譯者：撒母耳
（圖：2023年3月，中國上海的一塊顯示股票指數的電子顯示屏。）
2012年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他的政府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腐運動，其範圍之廣、決心之大舉世矚目。長期以來被認為不可觸碰的權勢人物被認定犯有賄賂或濫用資金罪，並鋃鐺入獄。這些處罰最初給一些評論家留下了這樣的印象，即習近平可能在利用這一舉措排擠或迫害他的政治對手。但根除腐敗的努力已遠遠超出了個人權力政治的範疇。由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機關——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開展的這場運動是世界上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反腐運動。截至2021年5月，反腐運動已進行了近10年，中紀委共調查了400多萬名政府和中共機構人員，認定其中370萬人有罪。
如此大規模地公開調查和起訴腐敗行為，是在中國國內不平等現象不斷擴大的背景下發生的。這並非巧合。中國的不平等現象，尤其是城市內部的不平等現象，在1980年代的改革之後急劇上升，而在1990年代初許多國有企業私有化和重組之後則更加嚴重。高科技行業生產率和工資的提高，以及資本收入份額的增加，從上而下加劇了城市的不平等；在城市收入階梯的底層，來自農村的工人——其中許多人沒有城市居住證，願意接受低工資——的流入，從下而上加劇了不平等。
隨着越來越多的財富在中國經濟中流動，近幾十年來腐敗現象呈上升趨勢。但直到現在，還沒有人對中紀委認定的腐敗分子的特徵進行過實證研究，也沒有人試圖通過實證研究來確定腐敗在多大程度上導致了不平等。事實證明，對中紀委數據的詳細分析揭示了一個規律：不僅共產黨官僚和技術官僚高層人員的腐敗程度非常高（就貪污的平均金額而言），而且還極大地加劇了不平等，使本已富裕的上層階級更加堅不可摧。
大老虎
得益於反腐運動的集中性以及中國政府對相關數據的公佈和系統化，學者們現在可以對其動態進行評估。我們利用從個別定罪案件中整理出來的數據，構建了2012年至2021年期間被判犯有腐敗罪的中國高級官員的數據庫。這個數據庫包括828起腐敗刑事案件和686名被定罪者（有些人被指控和定罪的罪名不止一項）的詳細信息。他們都是中共黨員、黨政高層或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用反腐運動的語言來說，他們是犯有最重大罪行的「老虎」，與之相對的是也被捲入調查的眾多「蒼蠅」（低級官員）。在習近平的反腐運動開始之前，這些人中有許多被認為是「碰不得」的。
中紀委按照重要程度將被定罪的官員依次分為中央管理幹部、省級管理幹部和中層幹部。中央管理幹部是最高級別的官員，如省部級官員。他們由中共中央委員會任免。省級管理幹部由中共省級黨委管理；他們的級別包括市長和市委書記。第三類官員的重要性稍低一些，如國有企業的經理。為簡便起見，我們將這些官員分別稱為國家、省級和地方幹部。
對中紀委數據集的分析揭示了不同級別官員的腐敗規模。與中國城市住戶調查（「老虎」多居住在城市地區）相結合，我們可以通過該數據集估算出腐敗罪犯的合法收入及其在城市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從而揭示出他們在普通經濟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他們的腐敗行為究竟發生在哪裏。通過對比被告人的估計合法收入和他們被指控的貪污數額，我們計算出腐敗增加了他們多少收入，使他們在中國收入分配中的地位上升了多少，以及這種腐敗如何影響了中國城市的不平等程度。
不出所料，數據顯示，被定罪的官員級別越高，其腐敗活動的規模就越大。中央管理幹部每起案件被定罪的貪污金額是省級幹部的四倍半以上，是地方幹部的三倍多。數據集中列出的最高級別官員平均被指控貪污1410萬美元，省級幹部平均被指控貪污280萬美元，地方幹部平均被指控貪污430萬美元。（地方幹部的數據高於省級幹部的數據，因為地方的數據包括了許多國有企業的經理，對他們來說，腐敗的利益似乎特別豐厚。）省級幹部被指控犯有大部分腐敗案件（三分之二），但由於國家級幹部每起案件的貪污數額要大得多，因此以金錢衡量，腐敗總額的三分之二都與他們有關。
被定罪的官員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城市收入分配中的高收入階層。其中一半以上的官員僅憑合法收入就能進入城市收入分配的前5%；約6%的官員進入前1%，人均年收入超過3萬美元（如果家庭有四名成員，則每戶年收入超過12萬美元）。
然而，通過腐敗，中位數被告人的收入是其合法收入的四到六倍。被告人因此攀升至中國城市收入分配的最高端。考慮到他們的非法收入，82%的腐敗罪犯屬於城市居民收入最高的1%，幾乎所有人都屬於收入最高的5%。
腐敗本身高度集中在高層，前10%的腐敗案占腐敗總額的58%。相比之下，中國城市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只佔總收入的33%。腐敗的集中性——以及其受益者已是中國最富有人群的事實——表明腐敗在其揭示的部分是造成中國城市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以公謀私
這些結果表明，在中國城市收入分配的最頂層，腐敗的程度非常嚴重。即使是合法收入較高的人，他們的收入平均也能翻四至六倍，有些人的收入顯然甚至更高。這些結果表明，中國的實際收入不平等程度遠高於記錄的不平等程度。畢竟，腐敗收入不會向稅務機關報告，也不太可能在家庭調查中報告。儘管如此，精英階層成員的顯性消費及其生活方式還是讓腐敗顯而易見。習近平的運動，無論其政治動機如何，都有可能減少收入不平等，而且從當局的角度來看，也許更重要的是遏制過高的收入和同時出現的炫富行為。
這一結果或許可以解釋這場運動受歡迎的原因。對於專制政權來說，反腐運動，尤其是不迴避打擊超級富豪和權貴的反腐運動，有助於提高其民粹主義的聲譽。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最近在戰爭中清洗腐敗的將軍們，這是不尋常的，但這只是與入侵烏克蘭同時開始的不引人注目的反腐行動的繼續。安哥拉政府對女商人、前政治世家後裔伊莎貝爾·多斯桑托斯（Isabel dos Santos）的起訴同樣很受歡迎。越南最近也對其共產黨高層進行了類似的「清洗」。
觀察人士發現，習近平的反腐運動殘酷無情，在打擊潛在對手時往往帶有報復性。但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總體的不平等程度，以基尼係數衡量——基尼係數從零（假設完全平等，即每個人的收入都一樣），到100（假設一個人賺了所有的收入）——在過去十年中已從2010年的43.7的峰值下降到2020年的37.1。無論反腐運動犯了什麼錯誤，它都試圖在象徵意義上和實質上打擊中國嚴重的不平等現象。
